《西方哲学史》

第三十章 普罗提诺

作者:罗素

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普罗提诺(公元204-270年)是古代伟大哲学家中的最后一个人。他的一生几乎是和罗马史上最多灾多难的一段时期相始终的。在他出世以前不久,军队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威力,就采用了视金钱报酬为转移的办法而推戴皇帝,然后又杀害皇帝以便再有机会重新出售帝国。这些念头使得兵士们不能在边境上进行防御,于是日耳曼人便从北方、波斯人便从东方得以大举入侵。战争与疫疠减少了大约罗马帝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就连不曾被敌军所侵占的省区里,赋税的不断增加与财源的不断减少也造成了财政的崩溃。那些曾经是文化旗手的城市受到的打击特别沉重,殷实的公民们大量地逃亡以躲避税吏。要到普罗提诺既死之后,秩序才又重新建立起来,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强而有力的措施暂时地挽救了罗马帝国。

这一切在普罗提诺的著作里都没有提到。普罗提诺摆脱了现实世界中的毁灭与悲惨的景象,转而观照一个善与美的永恒世界。在这方面,他和他那时代所有最严肃的人调格是一致的。对他们大家来说,(无论他们是基督教徒也好,还是异教徒也好,)实际的世界似乎是毫无希望的,惟有另一个世界似乎才是值得献身的。对于基督教徒来说,这“另一个世界”便是死后享有的天国;对柏拉图主义者来说,它就是永恒的理念世界,是与虚幻的现象世界相对立的真实世界。基督教的神学家们把这些观点结合在一道,并且还又包括了大量普罗提诺的哲学。印泽教长在他那部关于普罗提诺的非常有价值的著作里面,正确地强调了基督教所得之于普罗提诺的东西。他说,“柏拉图主义是基督教神学有机结构的一个主要部分,我敢说没有别的哲学能够与基督教神学合作而不发生摩擦”。他又说,“要想把柏拉图主义从基督教里面剔出去而又不致于拆散基督教,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他指出圣奥古斯丁曾把柏拉图的体系说成是“一切哲学中最纯粹最光辉的”,又把普罗提诺说成是“柏拉图再世”,并且如果普罗提诺生得再晚一点的话,只需“改动几个字句,就是一个基督徒了”。按照印泽教长的说法,圣托马斯.阿奎那“对于普罗提诺比对于真正的亚里士多德更为接近”。

因而普罗提诺作为塑造中世纪基督教以及天主教神学的一种影响来说,就有着历史的重要性了。历史学家在谈到基督教的时候,必须很仔细地认识到基督教所经历的种种重大的变化,以及基督教就在同一个时代里也甚至可能采取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共观福音书①里所表现的基督教,几乎完全不懂得什么形而上学。在这一方面,近代美国的基督教很象原始基督教;柏拉图主义对一般美国人的思想感情是陌生的,大多数美国的基督徒也是更关心现世的责任以及日常世界的社会进步,而不是关心当人们对于尘世万念俱灰时那些能够慰藉人心的超世的希望。我并不是说教义方面的任何变化,而是说重点与兴趣上的一种差异。一个现代的基督教徒,除非他能认识到这种差异是多么地重大,否则便不能理解已往的基督教。既然我们的研究是历史性的,我们就得探讨已往一切世纪里的有势力的信仰,而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便不可能不同意印泽教长所说过的有关柏拉图与普罗提诺的影响的那些话。

然而,普罗提诺并不仅仅是具有历史上的重要性而已。他要比任何其他的哲学家都更能代表一种重要的理论类型。一种哲学体系之是否重要,我们可以根据各种各样不同的理由来加以判断。首先而且最显著的理由就是,我们认为它可能是真的。到了今天,已经没有多少学哲学的人会觉得普罗提诺是真的了;印泽教长在这一点上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但真实性并不是一个形而上学所能具有的唯一优点。此外,它还可以具有美,而美则确实无疑地是可以在普罗提诺里面找到的;普罗提诺有许多地方令人想到但丁神曲《天堂篇》中后一部分的诗篇,而几乎绝不会想到文学里任何别的东西。他一再地描述着光荣的永恒世界:

在我们精妙的幻想里传来了

那首宁静的纯净悠扬的歌声

永远在绿玉的宝座之前歌唱吧

向着那坐在宝座之上的人而歌唱。

此外,一种哲学也可以是重要的,因为它很好地表达了人们在某种心情之下或某种境况之下所易于相信的东西。单纯的欢乐和忧伤并不是哲学的题材,而不如说是比较简单的那类诗歌与音乐的题材。唯有与对宇宙的思索相伴而来的那种欢乐与忧伤,才会产生出来种种形而上学的理论。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快乐的悲观主义者,也可以是一个忧郁的乐观主义者。也许萨姆尔.巴特勒可以作为前一种人的一个代表;普罗提诺则可以作为后一种人的一个出色的代表。象在普罗提诺所生活的那样一个时代里,不幸是可以随时临头的;而幸福如其也可以获得的话,却必须要靠对于那些远远脱离感官印象的种种事物加以思索才能求得了。这样一种幸福之中总会有着一种紧张的成份;它与儿童的单纯幸福是迥乎不同的。而且既然它不是得自于日常生活的世界,而是得自于思想与想象;所以它就需要有一种能够轻视或者蔑视感官生活的能力。因此,凡是能享受本能的幸福的人,就不是能创造出种种形而上学的乐观主义的人;形而上学的乐观主义有恃于对于超感世界的实在性的信仰。在那些在世俗的意义上是不幸的、但却决心要在理论世界中寻求一种更高级的幸福的人们中间,普罗提诺占有着一个极高的地位。

他的纯理智方面的优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加以轻视的。他曾在许多方面澄清了柏拉图的学说;他曾以最大可能的一贯性发展了由他和许多别人共同主张过的那种理论类型。他那反对唯物主义的论据是很好的;并且他关于灵魂与身体的关系的整个概念,也比柏拉图的或亚里士多德的要更加明确。他象斯宾诺莎一样,具有一种非常感人的道德纯洁性与崇高性。他永远是真诚的,从来也不尖刻或挑剔,他一贯是想要尽可能简捷明白地告诉读者他所认为是重要的东西。无论人们对于作为一个理论哲学家的普罗提诺作何想法,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说,人们是不可能不爱他的。

普罗提诺的生平,就颇为人所知道的而论,是通过他的朋友而兼弟子的蒲尔斐利(此人是一个闪族人,真名字是马尔库斯)所写的一本传记而为人所知的。然而这部记载里面有许多奇迹式的成份,使人就连其中那些较为可信的部分也难于完全信赖了。

普罗提诺认为自己此时此地的存在是无关重要的,所以他很不愿意谈到自己一生的历史事迹。可是,他说过他生于埃及;并且我们知道他青年时是在亚历山大港求过学的,他在这儿一直住到三十九岁,他的老师就是通常被人认为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创立人的安莫尼乌斯.萨卡斯。此后他参加了罗马皇帝高尔狄安第三对波斯人的远征,据说是意在研究东方的宗教。皇帝当时还是一个青年,不久就被军队谋杀了,这种事本来是当时的惯例。这件事发生于公元244年他在美索不达米亚作战的时候。于是普罗提诺便放弃了自己的东征计划而定居于罗马,并且不久便在罗马开始教学。他的听众中间有许多有势力的人物,他并曾受到了皇帝加里努斯的垂青①。有一个时候他曾制订过一个计划,要在康巴尼亚建立起柏拉图的理想国,并要为此目的而建立一座新城市,就叫作柏拉图城。皇帝起初是赞许的,但最后撤销了他的支持。如此之靠近罗马而居然还能有地方建立一座新城市,这似乎是很奇怪的事;但是或许当时这个地区正象今天一样乃是疟疾流行区,而以前却并不流行。普罗提诺一直到四十九岁都没有写过什么东西;但是此后他写了很多东西。他的著作是由蒲尔斐利编纂的,蒲尔斐利要比起罗提诺更醉心于毕达哥拉斯主义,他使新柏拉图主义的学派变得更为超自然主义的了;倘使新柏拉图学派能够更忠实地遵循普罗提诺的话,本来是不致于如此的。

普罗提诺对柏拉图怀有极大的敬意;他谈到柏拉图总是用尊称的“他”。一般说来,他对待“有福的古人们”总是非常尊敬的,但是这种尊敬却并不及于原子论者。当时还在活跃着的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是他所反对的,反对斯多葛派仅只是由于他们的唯物主义,而伊壁鸠鲁派的哲学则每一部分他都反对。亚里士多德对他所起的作用要比表面上来得大,因为他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许多地方常常是不加声明的。另在许多论点上,我们也可以感觉出巴门尼德的影响。

普罗提诺笔下的柏拉图,并不象真实的柏拉图那样地充满了血肉。理念论、《斐多篇》和《国家篇》第六卷的神秘学说,以及《筵话篇》中关于爱情的讨论,这些就差不多构成了表现于《九章集》(这是普罗提诺著作的名字)中的全部柏拉图。至于政治的兴趣、追求各种德行的定义、对数学的趣味、对于每个人物之戏剧性的而又多情的欣赏、而特别是柏拉图的那种风趣,则完全不见于普罗提诺的作品之中。柏拉图,正如卡莱尔所说的,“在天堂里是最能悠然自得的”;反之,普罗提诺则永远是极力循规蹈矩的。

普罗提诺的形而上学是从一种神圣的三位一体,即太一、精神与灵魂,而开始的。但这三者并不是平等的,象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中的三者那样;太一是至高无上的,其次是精神,最后是灵魂。①太一是多少有些模糊的。太一有时候被称之为“神”,有时候被称之为“善”;太一超越于“有”之上,“有”是继太一而后的第一个。我们对太一不能加以任何的叙述语,我们只能说“太一存在”。(这令人想到了巴门尼德。)把“神”说成是“全”乃是错误的,因为神超越于全之上。神是通过万物而出现的。但太一是可以不假任何事物而出现的:“它既不存在于任何地方,而任何地方又都有它存在”。虽然有时候他把太一说成是“善”,但他却告诉我们说,太一既先于“善”也先于“美”。②有时候太一看起来很象亚里士多德的“神”;他告诉我们说神并不需要自己的派生物,并且也并不关心被创造的世界。太一是不可定义的;就这一点而论,则沉默无言要比无论什么辞句都有着更多的真理。

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二者,这第二者普罗提诺称之为nous(心智)。我们很难找出一个英文字来表达nous。标准的字典翻译是“心灵”,但是这并不能表示它的正确涵义,特别是当这个字用之于宗教哲学的时候。假如我们说普罗提诺把心灵置于灵魂之上,那我们就会造成一种完全错误的印象了。普罗提诺的英译者麦肯那(mckenna)用的是“理智-原则”,但这个字也还是不妥当的,而且也并没有能提示它是适宜于宗教崇拜的一种对象。印泽教长用的是“精神”,这或许是最可取的一个字了。但是这个字却漏掉了自从毕达哥拉斯以后一切希腊宗教哲学中都极重要的那种理智的成份。数学、观念世界以及关于非感觉的事物的一切思想,对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平罗提诺来说,都具有着某种神圣的成份;它们构成了nous的活动,或者至少也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最接近于nous的活动的东西。正是由于柏拉图的宗教里的这种理智的成份,才使得基督教徒——最突出的是约翰福音的作者——把基督等同于logos(道)。就这方面而论,则logos应该译作“理性”;这便使我们不能用“理性”这个字来译nous了。我愿意跟着印泽教长用“精神”这个字,但附有一个条件即nous具有着一种理智的涵意,那是通常为我们理解的“精神”所没有的。但我将经常使用nous这个字而不加以翻译。普罗提诺告诉我们说,nous是太一的影子;它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太一在其自我追求之中必须有所见,这种见就是nous。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概念。普罗提诺说过,一个并不具有各个部分的“有”也可以认识其自身;在这种情形下,见者与被见者就是同一个东西。神是被柏拉图类比作太阳而加以想象的,而在神里面发光者与被照亮的东西就是同一个东西。按照这种类比来推论,则nous可以认为是太一看见其自身时所依恃的光明。我们有可能认识到我们由于固执己见而已经忘记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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