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

第十五章 教皇制的衰落

作者:罗素

公元十三世纪完成了一个哲学的、神学的、政治的、社会的伟大综合。这一综合是由于许多因素的结合徐缓地建立起来的。最初的因素是纯粹希腊哲学,特别是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然后,由于亚历山大征服战争的结果,大量地流入了东方的各种信仰。这些因素利用了奥尔弗斯教神秘信仰,改变了希腊语世界以及最后拉丁语世界的世界观。死而复活的神,意味着吃神肉的圣餐仪式,通过类似洗礼的某种仪式而进入一种新生命的重生等,逐渐变为异教罗马世界大部地区中神学的一部分。在这些因素之上更结合了一种解脱肉体束缚的伦理,而这至少在理论上来讲是禁慾主义的。从叙利亚、埃及、巴比伦和波斯传来了与俗众分开的祭司制度,他们或多或少具有一些魔法,并能在政治上带来相应的影响。主要与信仰来世攸关的一些令人难忘的宗教仪式,也来自同一源泉。从波斯,特别传来了一种二元论,这种二元论,把世界看成两大阵营的一座修罗场,一个阵营是为阿呼拉·玛滋达所统率的善,另一个阵营是为阿利曼所统率的恶。妖术的行使即是得助于阿利曼及其灵界的徒众。撒旦阿利曼的一种发展。

蛮族的观念与实践的流入和新柏拉图派哲学中的某些希腊因素综合在一起了。在奥尔弗斯教,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柏拉图的某些部分著作中,希腊人发展了一些容易与东方观点相结合的观点。也许,这些观点正是在很久以前假借于东方的。异教哲学的发展到普罗提诺和蒲尔斐利时就终止了。

这些人的思想虽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若不大加改造,却不足以兴起一种盛行于世的大众宗教。他们的哲学很难,无法为一般人所了解;他们的救世法对于一般大众也是过于偏重理智的。他们的保守思想促使他们维护希腊的传统宗教,但为了减轻其中的不道德因素,并与他们的哲学一神主义相调和,他们只好作出寓意的解释。希腊宗教终因无法和东方的诸教仪和诸神学相抗衡,而且趋于衰亡。预言家变得默然无声了,而祭司们又从未形成过一个强而有力的特殊阶层。因而复兴希腊宗教的企图带上了一种拟古主义的性格,而这种性格更赋予该企图以一定程度的懦怯性与衒学性,这在皇帝朱利安身上表现得特别显著。早在公元三世纪,人们已能预见某种亚洲宗教会要征服罗马世界,不过在那时还并存着一些竞争的宗教,看来它们也都好象有获胜的机会。

基督教集结了各个方面的有力因素。它从犹太人那里接受了一本圣经,和一种认为其他所有宗教都是虚妄而邪恶的教义;但它却抛弃了犹太人的种族排他性和摩西律法中的种种不便。以后的犹太教已学着相信了死后的世界,但基督徒却给天堂,地狱,以及进入天堂和逃避地狱的方法,赋予一种新的确实性。复活节结合了犹太人的逾越节和异教徒对于复活之神的祭典。波斯人的二元论也被吸取了,但基督徒对其善原则的最终全能却给以更加坚定的确信,同时并附加了异教徒是撒旦的门徒这样一项确信。起初基督徒在哲学上和在仪式上并非其对手的匹敌。但这些缺陷却逐步获得了改善。

最初,哲学在半基督教的奈斯脱流斯教派中比在正统教派中更为进步;但自从欧利根以来,基督徒却借着修改新柏拉图主义发展了一种适用的哲学。初期基督徒间的仪式还是个不很明确的东西,但不管怎样,到了圣安布洛斯时代时它已经给人以很深刻的印象了。祭司的权能和其特殊地位本取法于东方,但借着统治方法而逐渐有所加强,在教会内部,这是多亏罗马帝国的实践的。旧约全书,神秘的诸宗教,希腊哲学,和罗马行政方法都混合于天主教教会之内,它们结合在一起从而赋予教会一种以前任何社会组织所无法比拟的巨大力量。

西方教会,象古罗马一样,发展虽然比较缓慢,却由一种共和制变成一种君主制。我们已看到教皇权柄成长的各个阶段,从大格雷高里,历经尼古拉一世,格雷高里七世,和尹诺森三世,直到霍恩施陶芬皇朝在规勒夫派和基伯林派战争中的最后败绩。与此同时,一向是奥古斯丁主义的,因而主要是柏拉图主义的,基督教哲学也由于同君士坦丁堡和回教徒的接触增加了新的因素。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十三世纪时几乎已全部被西方所知晓,而且由于阿勒贝尔图斯·马革努斯和托马斯·阿奎那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在学者的脑海里成了仅次于圣经和教会的最高权威。直到今日,在天主教哲学家中,他仍然保持着这个地位。从基督教观点来看,我不能不认为:以亚里士多德来代替柏拉图和圣奥古斯丁是一项错误。从气质方面来讲柏拉图比亚里士多德更富于宗教性。而基督教神学从开始以来就适应于柏拉图主义。柏拉图教导说:

知识不是知觉,而是一种回忆的幻觉;亚里士多德更多的是个经验主义者,圣托马斯,尽管不出于他的本意,却铺平了从柏拉图主义的迷梦转入科学观察的道路。

对于始自公元十四世纪中的天主教综合体系的崩溃来说,一些外界的事件比哲学起着远为重大的作用。公元1204年拜占庭帝国为拉丁人所征服,并从此一直到公元1261年受到他们的统治;在此期间其政府的宗教是天主教,而不是希腊正教。公元1261年之后教皇失掉了君士坦丁堡,尽管公元1438年在费拉拉有过一度名义上的合并,但教皇却从来没有收复该城。由于法兰西、英格兰等民族的君主政体的兴起,西方帝国(指神圣罗马帝国—译者)在与教皇的冲突中虽被挫败,但结果并未给教会带来任何益处;教皇于公元十四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中在政治方面只是法兰西王掌握下的一个工具。比这些原因更为重要的一项即是,富商阶级的兴起和俗众知识的增进。这种情况都起始于意大利,直至公元十六世纪中叶为止,其发展经常是遥遥领先于西方其他地区的。公元十四世纪时,意大利北部诸城市比北方诸城市更为富庶;有学问的俗众,特别在法学和医学方面为数日益增多。这些城市具有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由于皇帝在现时已不足为患,于是它们便易于起而反抗教皇了。尽管程度上较差,但这同一运动也还存在于其他地方。弗兰德斯繁荣起来了:汉撒诸城市也不居后。在英格兰,羊毛贸易成为它的一项财源。在这期间里,堪称广义的民主倾向是十分强大的,但民族主义倾向却较此更为强大。教廷已然变得很世俗化,大体上表现为一个税收机构,征收大部分国家愿意保留于其国内的巨额税收。教皇已不再享有或不配享有那种给予他们权柄的道德威望。以前圣弗兰西斯曾经能够和尹诺森三世以及格雷高里九世和其共事,但公元十四世纪中一些至为热诚的人们却被迫与教廷进行了斗争。

然而,在本世纪初叶,这些使教廷衰落的原因还不很明显。鲍尼法斯八世在·兀·纳·姆·傘·克·塔·姆教令(bullunam sanctam)中提出了以前任何教皇从未提过的极端要求。他于公元1300年,创立了大赦年制度,凡到罗马来游历,并在此举行某种仪式的天主教徒都可获得大赦。这事给教廷的金库以及罗马市民的衣袋带来了巨额的钱财。原先规定每百年举行一次大赦年祭典,其后终因利润巨大而缩短为每五十年举行一次,以后又缩短至二十五年,并从此一直传到现代。公元1300年的即第一次大赦年祭典,可视为教皇成功的极点,同时,为了方便起见也可以把这个日期当作教廷开始衰落的日期。

鲍尼法斯八世是个意大利人,生于阿纳格尼,当他在英格兰时,他曾替教皇援助英王亨利三世征讨叛乱诸侯而被幽囚于伦敦塔中。公元1267年他受到亨利之子即以后的爱德华一世的解救。在他所处的时期里教会内部已然出现了一个强力的法兰西派,而他的被选就曾遭到法兰西籍红衣主教们的反对。关于国王是否有权对法兰西籍僧侣征税的问题,他与法兰西王腓力普四世之间有过激烈的冲突。鲍尼法斯经常援用亲属同时又贪得无厌;因此,他愿意尽多地掌握一些经济来源。他被人指控为异端一事可能是公道的;他似乎是个阿弗罗埃斯主义者而且不相信灵魂不死。他和法兰西王构怨很深。因而导致后者企图通过全教会议把他废黜,而去派兵捉拿他。他在阿纳格尼被人捕获了,但事后却逃往罗马,并殁于该地。此后许久再也没有一个教皇胆敢冒险敌对法兰西王了。

在一段短暂的过渡统治之后,红衣主教们于公元1305年选立了博尔多的大主教为教皇,号称克莱门特五世。他是一个戛斯坎尼人,并在教会内一贯代表着法兰西派,在他作教皇的任期中他从来没有去过意大利。他在里昂接受加冕礼,并在公元1309年定居于阿维农,此后教皇们继续留住在这里约达七十年之久。教皇克莱门特五世曾借反对圣殿骑士团时和法兰西王所采取的共同行动,而大肆宣扬他和法兰西王的结盟。双方都需要钱财,教皇方面是为了惯于宠幸私人和私党,腓力普方面则是为了同英格兰作战,镇压弗兰德斯人的叛乱,和维持日益增强的政府。在他掠夺了伦巴底人银行主之后,又“在商业所能容许的范围内”迫害了犹太人。他发现圣殿骑士团不仅是些银行家,而且在法兰西境内拥有巨大的地产,同时这些地产若借教皇的支援,是可由他攫取的。于是国王与教皇商定首先由教会揭发圣殿骑士团业经陷入了异端;然后再由国王和教皇合伙瓜分这些赃物。在公元1307年某一既定的日期,法兰西境内所有首要圣殿骑士团分子都遭到了逮捕;

他们全都必须回答一连串事前拟好了的诱导讯问,在严刑拷打下,他们招认他们礼拜过撒旦和犯有其他种种丑行;公元1313年,教皇终于下令镇压了该骑士团,并没收了其所有的财产。关于这个案件亨利·c.李在他的《·异·端·裁·判·史》中叙述得最好。经过绵密的调查之后,他在书中作出了以下的结论:指控圣殿骑士团的罪名是全然没有根据的。

在整个圣殿骑士团事件中,教皇与国王在经济利益上是一致的。然而,在基督教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利益却是冲突的。鲍尼法斯八世期间,腓力四世为征税与教皇发生争执时曾得到各阶层人民甚至僧侣阶级的支持。当教皇在政治上屈从法兰西时,一些仇视法兰西国王的君主们也必然要仇视教皇。这曾导致了皇帝对奥卡姆的维廉以及巴都阿人马西哥利欧的庇护;并在稍后的时代中,引起刚特人约翰来保护威克利夫。

总地来说,主教们在这时已完全服从了教皇;而实际为他所任命的主教,在比例数上也日益增多了。修道院性质的诸教团与多米尼克教团也同样恭顺,只有弗兰西斯教团仍旧保有某种程度上的独立精神。这曾导致他们与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之间发生了一场冲突,关于这次事件我们在论及奥卡姆的维廉时已经讲过了。在冲突期间,马西哥利欧劝皇帝进攻罗马。罗马群众为皇帝加了皇冠,同时在群众宣布废黜约翰二十二世之后还选出了一个弗兰西斯教团派的敌对教皇。所有这些事除去普遍地削弱了人们对教廷的尊敬之外,实未产生其他任何影响。

反对教廷统治的叛乱,随着不同的地区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有时它同君主专治的国家主义相结合,有时它同清教徒对教廷因腐败和世俗而产生的嫌恶相结合。在罗马本城,这种叛乱与拟古主义的民主主义结合在一起。克莱门特六世(公元1342—1352)时,罗马在一个杰出的人物,克拉·底·李恩济领导下,曾一度寻求脱离这个长期远住别地的教皇统治。罗马不仅苦于教皇统治,同时也苦于公元十世纪中那些继续进行騒乱,降低了教廷威信的地方贵族们。诚然,教皇之所以逃往阿维农,一部分原因也还是为了逃避这些目无法纪的罗马贵族。李恩济是个酒馆老板的儿子,最初他只反抗贵族,并为此得到了教皇的支持。他曾鼓起群众巨大的热情,以致吓得贵族们纷纷逃跑(公元1347年)。诗人佩脱拉克很钦佩他并为他写了一首颂歌,鼓舞他来继续他那伟大崇高的事业。他取得了护民官的称号,并宣布了罗马人对神圣罗马帝国的主权。他似曾以民主主义的方式来理解这种主权,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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