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

第四章 埃拉斯摩和莫尔

作者:罗素

在北方各国,文艺复兴运动比在意大利开始得迟,不久又和宗教改革混缠在一起。但是十六世纪初也有个短期间,新学问在法国、英国和德国没卷入神学论争的旋涡,生气勃勃地四处散播着。这个北文艺复兴运动有许多地方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大不相同。它不混乱无主,也不超脱道德意味;相反,却和虔诚与公德分不开。北文艺复兴很注意将学问标准用到圣经上,得到一个比《拉丁语普及本圣经》更正确的圣经版本。这运动不如它的意大利先驱辉煌灿烂,却比较牢固;

比较少关切个人炫耀学识,而更渴望把学问尽可能地广泛传布。

埃拉斯摩(erasmus)和托马斯·莫尔爵士(sirthomas more)这两人,可算是北文艺复兴运动的典型代表。他们是亲密的朋友,有不少共通处。两人都学识渊博,固然莫尔博学不及埃拉斯摩;两人都轻视经院哲学;两人都抱定由内部实行教会革新的志向,可是当新教分裂发生时,又都对它悲叹不满;两人都写一手隽妙、幽默而极度老练的文章。在路德叛教以前,他们是思想上的首领;但是在这之后,新旧两边的世界都变得过于激烈,他们这种类型的人就不合时宜了。

莫尔殉教死了,埃拉斯摩落魄潦倒。

无论埃拉斯摩或莫尔,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我所以论述这两人,理由就在于他们可为实例说明革命前时代的性格,在这种时代普遍有温和改良的要求,而怯懦的人尚未让过激派吓得倒向反动。他们又体现出抗逆经院哲学这件事的特色,即嫌恶神学或哲学中一切体系性的东西。

埃拉斯摩(1466—1536)生在鹿特丹。他是私生子,因此关于自己的出生委细,编造了一套浪漫性的假话。实际,他的父亲是个祭司,一个稍有学问、懂得希腊语的人。埃拉斯摩的生身父母在他尚未成年时死去,他的那些监护人(显然因为侵吞了他的钱)哄诱他当了斯泰因(steyn)的修道院的修士,这是他毕生悔恨的一步。监护人里有一个是学校教师,可是他所知道的拉丁语比埃拉斯摩身为小学生已经知道的还差。这位老师回复这孩子来的一件拉丁文书札,在信中说:

“万一你再写这样典雅的信,请给加上注解吧。”

1493年,埃拉斯摩当上刚布雷地方主教的秘书,该主教是金羊毛骑士团的团宗。这给了他离开修道院去游历的好机会,只不过并非如他的素愿去意大利罢了。他的希腊文知识当时还很粗浅,但他在拉丁语方面具备高度素养;为罗伦佐·瓦拉的那本论拉丁语的种种雅致的书,埃拉斯摩格外景仰瓦拉。他认为用拉丁文和真信仰完全可以并容,还举奥古斯丁和杰罗姆为例——看来他明明忘记了杰罗姆的那个梦:梦中我主痛斥他读西塞罗的作品。

埃拉斯摩一度入巴黎大学,但是在那里找不到对自己有益处的东西。这大学从经院哲学发端直到盖森和宗教会议运动,曾有过它的黄金时代,但是现在老的论争都干枯无味了。托马斯派和司各脱派原先合称古代派,这派人对奥卡姆主义者论斥争辩,后者称作名目论派又称近代派。终于在1482年两派和解,携手一致对抗人文主义者;当时大学界以外,人文主义者在巴黎蒸蒸日上。埃拉斯摩憎恶经院哲学家,认为他们老朽过时。他在一封信里提到,他因为想取得博士学位,竭力不谈一点优雅或隽妙的事。任何一派哲学,甚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都不真正喜好;只不过这两人既然是古代人,谈到时必须表示尊敬罢了。

1499年埃拉斯摩初访英国,爱好英国的吻女孩子的风习。他在英国结交寇理特和莫尔,两人劝勉他不要玩弄文墨上的雕虫小技,着手郑重的工作。寇理特开讲圣经课程,却不懂希腊语;埃拉斯摩感觉自己愿在圣经上面下功夫,认为希腊语知识万不可不备。他在1500年年初离英国后,尽管穷得聘不起教师,自己开始学习希腊语;到1502年秋天,他已学得精娴熟练,而在1506年去意大利的时候,他发觉意大利人没什么可让他学的了。他决意编订圣杰罗姆的著作,再出版一部附有新拉丁译文的希腊文新约圣经,这两件事都在1516年完成。他发现《拉丁语普及本圣经》里有种种错误,这个发现后来在宗教论争中对新教徒有好处。埃拉斯摩也打算学会希伯来文,但是把它丢下了。

埃拉斯摩写的书唯一还有人读的就是《愚神颂赞》(the praiseoeeolly)。这本书的构思是1509年他从意大利去英国途中,正当跨越阿尔卑斯山的时候萌发的。他在伦敦托马斯·莫尔爵士宅中迅速把它写成;书题献给莫尔,还戏谑地影射指出,由于“moros”作“愚人”解,题献得正合适。书中愚神亲身自白;她自夸自赞,兴致勃勃,她的词句配上霍尔班的插图,更添生色。愚神的自白涉及人生一切方面,涉及所有的阶级和职业。要不是有她,人类就要绝灭,因为哪个不愚能结婚?为当作智慧的解毒剂,她劝人“娶妻子——这种动物极愚戆无害,然而极便利有用,可以柔化、缓和男人的僵板与阴郁的心情。”离了阿谀或免除自私心,谁会幸福?

然而这样的幸福是愚蠢。最幸福的人就是那些顶近乎畜类、委弃理性的人。至高的幸福是建立在幻想上的幸福,因为它的代价最低:想像自己为王比实际成王要容易。埃拉斯摩然后又来取笑民族骄傲和职业上的自负:学艺各科的教授先生们几乎个个自负得不成话,从自负里讨幸福。

书中有些段落里,嘲讽转成谩骂,愚神吐露埃拉斯摩的郑重意见;这些段落谈的是各种教会弊端。祭司用来“计算每个灵魂在炼狱中的居留时间”的赦罪符和免罪券;礼拜圣徒,乃至礼拜圣马利亚,“她的盲目的献身者认为将圣母放在圣子前是礼仪”;神学家们关于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的争论;化体说;经院哲学各流派;教皇,枢机主教和主教——

这一切全受到猛烈的讪笑。特别猛烈的是对修道会僧的攻击,说他们是“精神错乱的蠢物”,他们简直不带一点宗教气,然而“深深地爱恋自己,是个人幸福的痴赏家。”照他们的行动举止看,好像全部信仰都在于琐屑的礼式小节:“缚凉鞋准确要打多少个结;各式衣装分别取什么特异颜色,用什么衣料做成;腰带多么宽,多么长,”等等。“听他们在末日审判席前的声辩想必是妙不可言:一个要夸说他如何只以鱼为食,净灭了他的肉慾;另一个要强调他在世的时光大部分是在咏唱圣歌的礼拜式中度过的;……又一个极力说他六十年当中连碰也没碰过一文钱,除隔着厚厚的手套去摸索不算。”可是基督会抢口说:“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我只留给你们彼此相爱这一条教训,这教训我没听哪个声辩说他已经忠实履行了。”然而在尘世上大家都怕这帮人,因为他们从神工阁子中知道许多私密事,遇到酒醉的时候常常顺口泄露。

也没有饶过教皇。教皇应当以谦逊和清贫来效法他们的主。“他们的唯一武器应该是圣神武器;的确,在这种武器的使用上,他们慷慨之至,例如他们的禁止圣事、停权、谴责、重诫、大绝罚和小绝罚,以及他们的怒声咆哮的敕令,这些敕令打击了他们所申斥的对象;但是这些至圣的神父,除了对待那种受魔鬼唆使、目中对神不抱敬畏、凶毒恶意地图谋减损圣彼得世袭财产的人以外,决不频频发布敕令。”

从这种段落看,会以为埃拉斯摩想必欢迎宗教改革,但是实际不然。

书结尾郑重提出,真信仰乃是一种愚痴。通篇有两类愚痴,一类受到嘲讽的颂扬,另一类受到真心的颂扬;真心颂扬的愚痴即基督徒淳朴性格中显露出来的那类愚痴。这种颂扬和埃拉斯摩对经院哲学的厌恶,以及对使用非古典拉丁语的学者博士们的厌恶是表里相连的。但是它尚有更深刻的一面。据我知道,这是卢梭的《萨瓦牧师》(savoyardvicar)所发挥的见解在文献中的第一次出现,按这个见解,真的宗教信仰不出于知而发于情,精心锤炼的神学全部是多余的。这种看法已日益流行,目前在新教徒中间差不多普遍都接受了。

它在本质上是北方的重情主义对希腊尚知主义的排斥。

埃拉斯摩二度访问英国,逗留五年(1509—14),一部分时间在伦敦,一部分时间在剑桥。他对于激发英国的人文主义起了不小影响。英国公学的教育直到不久以前,还几乎完全保持他当初所想望的那种样子:彻底打好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基础,不仅包括翻译,也包括韵文和散文写作。科学尽管从十七世纪以来就在知识方面占最优势,倒认为不值得上等人士或神学家注意;柏拉图的东西应该学,但是柏拉图认为值得学的科目另当别论。所有这些都和埃拉斯摩的影响方向一致。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怀有漫无边际的好奇心;海辛哈说:

“动人耳目的变故、有趣的细情、珍闻、怪事,从来也不够满足这些人的慾望。”然而最初他们并不在现实世界里,却在故纸堆中寻求这种东西。埃拉斯摩虽然对世界情况有兴趣,但是不会生啖消化,必须先经过拉丁语或希腊语的加工炮制,他才能同化吸收。对旅行人的经历见闻要打几分折扣,而普林尼书中载的什么奇迹绝物倒深信不疑。不过,人的好奇心逐渐从书本转移到现实世界里;大家不再注意古典作家笔下的野人奇兽,而对实际发现的野人和奇兽发生了兴趣。加利班来源出于蒙台涅,蒙台涅的食人生番出于旅行人。“食人族和头生在肩膀下面的人”,奥赛罗曾眼见过,不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话。

这样,文艺复兴时代人的好奇心就从向来文学性的渐渐转成科学性的。好一股新事实的洪流排山倒海而来,人们起初只能让这洪流挟持着往前涌进。那些老思想体系显然错了;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托勒密的天文学、以及盖兰的医学,再勉强扩展也不能包括已有的种种发现。蒙台涅和莎士比亚满足于混乱:从事新发现其乐无穷,而体系乃是从事新发现的死敌。一直到十七世纪,人们构造思想体系的能力才赶上关于各种事实的新知识。不过所有这些话扯得离埃拉斯摩远了,对他来讲,哥伦布不如阿戈船航海者有意思。

埃拉斯摩的文字癖深到无可救葯、恬不知耻。他写了一本书叫《基督徒士兵须知》(enchiridionmilitischristiani),奉告未受过教育的军人,说他们应该读圣经,还要读柏拉图、安布洛斯、杰罗姆和奥古斯丁的著作。他编成一部包罗宏富的拉丁语格言集,在后几版中又增补许多希腊语格言;他的本旨是想让人能够把拉丁语写得合拉丁语用法习惯。他作了一本异常成功的《对话》(colloguies)书,教人如何用拉丁语叙谈木球戏一类的日常事情。这在当时的用途或许比现在显得要大。那时候拉丁语是独一无二的国际用语;巴黎大学的学生来自西欧各地,说不定常常遇上这种事:两个学生能用来进行交谈的语言只有拉丁语。

宗教改革以后,埃拉斯摩起先住在卢凡(louvain),当时卢凡还守着十足的旧教正统;后来他住在巴泽尔(basel),那里已经改奉新教。双方各自尽力罗致他,但是笼络很久无功效。如前文所说,他对教会弊端和教皇的罪恶曾经表示过激烈意见;在1518年,也正是路德叛教那年,他还发表一个叫《吃闭门羹的尤理乌斯》(ju-liusexclusus)的讽刺作品,单写尤理乌斯二世进天国未成。但是路德的强暴作风惹他生厌,而且他也憎恶斗争;最后他终于投身到旧教一边。1524年他写了一个维护自由意志的著作,而路德信奉奥古斯丁的见解更夸大渲染,否定自由意志。路德的答辩蛮横凶狠,逼得埃拉斯摩进一步倒向反动。从这时直到他老死,他的声望地位江河日下。他素来总是胆弱心怯,而时代已经不再适合懦夫了。对于正直的人,可抉择的光荣道路只有殉教或胜利。他的朋友托马斯·莫尔爵士被迫选择了殉教,埃拉斯摩说:“要是当初莫尔根本没惹那危险事,神学上的问题留给神学家去管多好。”埃拉斯摩活得太长,进入了一个新善新恶——英雄骨气和不容异己——的时代,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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