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

第五章 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

作者:罗素

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同样都代表文明较低的民族对意大利的精神统治的反抗。就宗教改革运动来说,这反抗也是政治性的、神学上的反抗:教皇的威信被否定,他原来凭“天国钥匙权”获得的那份贡赋不再缴纳。就反宗教改革运动来说,只有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精神自由、道德自由的反抗;教皇的权力未被削弱,倒有所增强,不过同时也明确了他的威信与鲍吉亚家和梅狄奇家的散漫放纵水火难容。粗略讲来,宗教改革是德意志的运动,反宗教改革是西班牙的运动;历次宗教战争同时就是西班牙和它的敌国之间的战争,这在年代上是与西班牙国势达到顶峰的时期相一致的。

北方民族的民情舆论对待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态度,在当时的这句英国谚语里有所说明:

一个意大利化的英国人

就是魔鬼化身。

我们会想起,莎士比亚剧本中的棍徒恶汉有多少个是意大利人。亚哥或许是最著名的例子了,但更富于典型性的实例是《辛白林》(cymbeline)里的亚其莫,他把正在意大利游历的那位品德高洁的布利吞人引上迷路,又来到英国对真诚无猜的土著耍弄阴谋诡计。在道德上对意大利人的愤懑,和宗教改革运动有密切关系。不幸,这种愤懑还牵连着在思想认识上否认意大利人对文明所作的贡献。

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的三杰是路德、加尔文和罗耀拉。在思想认识上,所有这三人和紧在他们以前的意大利人比起来,或者和埃拉斯摩与莫尔一类的人比起来,他们的哲学观是中古式的。按哲学讲,宗教改革开始以后的一个世纪是个不毛的世纪。路德和加尔文又返回圣奥古斯丁,不过只保存他的教义中讲灵魂与神的关系那一部分,不保留关于教会的部分。他们的神学是一种削弱教会权力的神学。炼狱中的亡者灵魂能靠弥撒祭拯救出来,他们废弃了炼狱。教皇收入有一大部分仰赖免罪说,他们否定这一说。根据豫定说,把死后灵魂的宿命讲得与祭司的举措完全无关。这种种革新虽然在对教皇的斗争上起了助力,却阻碍各新教教会在新教国家做到像旧教教会在旧教国家那样有势力。新教牧师(至少在起初)也和旧教神学家一样偏狂执拗,但是他们的势力较小,所以为害也较少。

几乎从刚一开始,新教徒中间关于国家在宗教事务中的权限问题就有了分歧。不管哪国君主,只要他奉新教,路德就愿意承认他是本国的宗教首脑。在英国,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极力坚持自己有这方面的权力;德意志、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叛离西班牙后的)荷兰的新教君主们,也都采取同样态度。这加速了既有的王权扩张趋势。

但是对宗教改革的个人主义各方面认真看待的新教徒们,不愿意屈从教皇,也同样不甘心顺服国王。德意志的再洗礼派被镇压下去了,但是这派的教义传播到荷兰和英国。

克伦威尔与长期国会的争斗有许多方面;在神学方面,这争斗一部分是国家在宗教事务中应有裁决权这个意见的反对者与赞同者之间的争斗。逐渐,由于宗教战争闹得人疲惫倦怠,宗教宽容信念滋长起来,这信念是发展成为十八、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那派运动的一个源泉。

新教徒的成功最初一日千里,主要因罗耀拉创立耶稣会才受了挫折。罗耀拉原先当过军人,他的教团是照军队榜样建立的;对总会长必须无条件服从,每一个耶稣会员应当认为自己正从事对异端的战斗。早在土伦特宗教会议时,耶稣会人就开始有声势。他们有纪律、精明强干、彻底献身于事业、善于宣传。他们的神学正是新教神学的反面;他们否定圣奥古斯丁的教义中为新教徒所强调的那些成分。他们信自由意志,反对豫定说。得救不是仅仗信仰做到的,而靠信仰和功德双方面。耶稣会人凭布道热忱,特别在远东博得了威信。他们作听神工的神父受到欢迎,因为(假使巴斯卡尔的话可信)他们除对异端外,比别种教士宽厚慈悲。他们倾注全力办教育,因而牢牢把握住青年人的心。他们所施的教育在不夹缠着神学的时候,总是无可他求的良好教育。后文要讲,他们传授给笛卡尔的大量数学知识是他在别处学不到的。在政治上,他们是团结而有纪律的单一整体,不避危险,不辞劳苦;他们敦促旧教君主进行残酷迫害,尾随着胜利者西班牙军的战尘,甚至在享有了将近一个世纪思想自由的意大利,再树立起异端审判所的恐怖气氛。

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在知识界中的后果,起初纯是不良的,但是终局却是有益的。通过三十年战争,人人深信无论新教徒或旧教徒,哪一方也不能获全胜;统一教义这个中世纪的愿望必须放弃,这于是扩大了甚至在种种根本问题上人的独立思考的自由。不同国家的宗教信条各异,因此便有可能靠侨居外国逃脱迫害。有才能的人由于厌恶神学中的争斗,越来越把注意力转到现世学问,特别转到数学和自然科学上。一部分由于这些原因,虽然路德兴起后的十六世纪在哲学上是个不毛时期,十七世纪却拥有最伟大人物的名字,标示出希腊时代以来最可注目的进展。这进展由科学开端,下一章就来讨论。

还没有读完?>>点这里设置下次自动从这里继续阅读《西方哲学史》 或者>>点这里把本页面地址加入到您的本地收藏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