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之路》

怎样才能自由和幸福

作者:罗素

一、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幸福观念

大家都知道威尔士写的《时间机器》。在该书中,机器的主人在时间上能作过去和未来的旅行,能洞察自己的过去与未来的景象。但人们却总是意识不到在今天不通过周游世界也能获得威尔士设想的许多好处。一个欧洲人,如果他到过纽约和芝加哥,他就等于看到了未来,因为假如欧洲能够平安地度过这段经济危机,它将要走向的未来大概就是现在纽约和芝加哥的样子。另一方面,如果这个欧洲人来到亚洲,他看见的就是欧洲的过去。我听说,在印度能看见中世纪的情形;在中国能看见18世纪的情形。如果乔治·华盛顿能够返回到今天的地球上来,看见自己创建的国家,将会极度地困惑不解,但对英国他的惊讶也许会小一些,对法国将更小些;除非他去中国,否则就找不到真正回家的感觉。当他的亡魂在中国游荡时,他会第一次看见仍旧信仰“生命、自由加幸福的追求”的人们,看见如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人们一样以同样的态度对待这些事情的人们。而且我想,不用很长时间,他就会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西方文明包括南美洲文明,除俄国以外的欧洲文明以及英国的自治领土的文明。在西方文明中美国居于领先地位,一切使西方区别于东方的特征在美国最为显著、最为进步。我们习惯于把进步看作是公认的东西:总要毫不迟疑地假定过去一百年间发生的变化肯定是趋向于变好,而且日后的变化也会确定无疑地趋向于更好。在欧洲大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它所造成的后果给这种自负的信念以沉重打击,人们回过头去把1914年以前看作是黄金时代,而且认为大概在几个世纪以内也不会回到那一时代。在英国,对于这种乐观主义的冲击要小一些,在美国那就更小。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于把进步看作公认的概念的人来说,访问中国之类的国家,也许是特别有益的,因为这个国家仍然停留在我们150年前的那种情形中,因此看了这个国家我们就会们心自问,把他们的情形同我们现在的情形加以比较,我们是否有了什么真正的进步?

正如人人皆知的那样,中国文明是建立在早于耶稣500年就已经盛极一时的孔子学说之上的。孔子像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一样,不相信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进步的;相反,他相信在远古时,统治者是贤明的,人们的幸福所达到的程度,是衰落的今天徒自称羡而又难以企及的。这种看法当然是荒谬的。但它实际所产生的影响则是,它使孔子像其他的古代导师一样,志在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维持一种最好的水平,而木是总去争取新的成功。在这一点上,孔子比任何古今之人都要成功。时到今日,他的人品一直铭刻在中国文明当中。在孔子生活的年代,中国的领土只占它现在的一小部分,而且分裂为许多相互谋战的诸侯国。在最近的300多年时间里,他们建成了现在版图上的中国,而且领土之广大,人口之众多,直到最近50年存在的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中国尽管遭受过野蛮民族的入侵——即蒙古和满洲人建立的王朝的统治,还有或长或短时期的混乱和内战,但孔子的思想体系以及与之有关的艺术、文学和教化的生活方式却得以保存下来。只是到了我们今天,由于同西方以及西方化了的日本思想相接触,这一思想体系才开始衰落下来。

一个具有如此坚韧能力和久存不灭的思想体系必定有它的伟大价值,而且必定是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研究的。它并非一种像我们所理解的宗教一词那样含义的宗教,因为它不是同超自然的或神秘的信仰连结在一起的。它纯属于一种伦理体系。但它作为一种伦理学并不像基督教的伦理学那样,它并不使得一般的人感到太高,以至于实行不了。孔子的学说本质上很与存在于欧洲十八世纪的“绅士”的陈旧观念类似。我只要引证孔子说过的一句话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正如任何一个道德说教者必定做的那样,孔子也讲了许多关于义务和德行等等问题,但他决不强迫人们去做有悼于自然和自然感情的事。下述谈话可以说明这一点: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予证之。’zli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孔子在一切事情中都是执其两端,取乎中庸的,即使在德行上,也是如此。他不认为我们应该以善报恶。有一次人家问他:“你觉得以善报恶的准则怎么样?”他回答说:。’‘那么,你对于善该如何报答呢?所以你还不如以不正直报不正直,以善报善。”以善报恶的道德准则来自于与孔子同时代的中国道家思想,后者更类似于基督教学说。道家创始人老子(他被认为比孔子年长一代)说:‘对于行善的人我是善的;对于不善的人我也是善的,其目的不外乎使他们向善。对于诚实的人我以诚待之,对于不诚实的人我也以诚待之,其目的不外乎使他们也能变得诚实。即使某个人不对,怎么能说抛弃他是对的呢?要以仁慈来回报别人对我的伤害。”老子还有些话同马太福音中耶稣登山时对众人说的那些话有些极为相似之处。如,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被看作是国家的圣人的不是老子而是孔子,这正是中国的特殊之所在。虽然道教得以保存了下来,但它主要作为一种法术在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中流传。它的学说,在那些有着丰富的统治经验的皇帝看来,是渺不可及的,而孔子的学说显然可以被看作一种减缓社会矛盾、巩固统治秩序的工具。老子宣扬一种清静无为的学说,例如他说:“放取天下者,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但中国的统治者自然喜欢孔子的自制、仁爱和礼让这些道德准则,如果能够把它们同更加重要的善结合起来,就会是一个明智的统治者最希望的结果。在中国,决不会象现在所有白种人的国家中那样,两种伦理体系并存,一种是理论上的,另一种是实践上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中国人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论去生活,而是说他们都有如此行动的希望,而且对别人也有着同样的希望。然而,在信仰基督教伦理学的国家中,其伦理理论的很大一部分对于这个罪恶四溢的国度来说,人们普遍认为是太好了,以至于根本不能达到。

事实上我们有两种并存的道德:一是虽然人们加以宣扬但却不付诸实践的,二是人们付诸实践但口头上很少宣扬的。基督教象摩门教之外的一切宗教一样,起源于该死的亚洲。在最初的几百年中,它同样强调个人至上主义和具有亚洲神秘主义色彩的来世说。依此看来,不抵抗主义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但是一旦基督教成了强大的欧洲君主的名义上的宗教时,他们发现必须对其教义作出修改,有的原文不能按字面意思来理解,有的原文,如“把君主所有的东西归之于君主”,则受到他们的极大欢迎。今天,在工业制度的竞争的影响下,只要稍微涉及到一点不抵抗主义,人们都会投之以鄙弃,对于所有的人,人们都希望他们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强有力的道德就是以奋斗获取物质上的成功;这种道德适用于国家,同时也适用于个人。除此以外,一切对我们来说似乎都是软弱和愚不可及的。

中国人既不采纳我们理论上的伦理学,也不采纳我们实践上的伦理学。在理论上,他们也承认在有些情况下采用斗争手段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他们则认为这些情况很少出现;而我们认为正相反,在理论上没有什么情况能够被认为采用斗争手段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这些情况则十分常见。中国人虽然有时有战争,但他们并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对于战争中或事业上的胜利者,他们并不过于称羡。根据他们的传统,他们称羡的是学问而非别的什么3其次,与学问常常相关的是对文雅和礼貌的称羡。过去,中国把行政职位授于那些在考试的竞争中的获胜者。因为在过去的两千年里,在中国并不存在世袭的贵族——孔子家族算是唯一的例外,他的每代族长都袭有爵位——所以,学问就享有在封建时的欧洲世袭的显赫贵族一样的尊荣,而且这种尊荣如此令人尊敬,以至于连学问这个名字本身也成了一种尊荣。但是,中国古代的所谓学问其义是很狭窄的,它只包括对中国古典及其公认的注释的绝对无批判的研究。受西方的影响,中国人才开始学会了地理学、经济学、地质学、化学等等比以前的道德说教更为实用的学问,年轻的中国人——即受过欧洲一整套教育的学生——都承认现代文明的价值,因而也许很难再对古老的传统特一种足够尊敬的态度。但大多数现代人,除少数例外,仍然保留着中庸、谦让和敦厚的气质。再经过几十年的西方比和受日本影响,这些品质是否还能保存下来,也许是值得怀疑的。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和西方的主要差别,我会说大体看来,中国人的目标是享乐,而我们的目标是权力。我们喜欢的是支配他人的权力以及支配自然的权力。为了前者,我们建成了强大的国家,为了后者,我们创立了科学。中国人对这些事,显得懒惰而又温顺。当然,说他们懒,这只在一定的意义上才是真的。他们不是像俄国人那样的懒惰,也就是说,他们为了生活是愿意努力工作的。在劳动时雇主就会发现他们非常勤劳。然而他们也不愿意像美国人和西欧人那样,仅仅由于不工作也会感到厌烦,也不是由于要满足自己的好动感才投入工作。只要生活的需要得到满足,他们就不再想通过艰苦的工作来改善生活,依此为生已足够。他们在闲时的娱乐能力是很强的——看戏、聊天、鉴赏古玩或在优美的环境中信步游荡。在我们看来,这种消磨一生时光的方式,有点过于轻松乏味;我们更尊重那些整天往办公室跑的人,哪怕他们在办公室中的所作所为是为害非浅的也罢。

居留于东方的白种人也许会受到腐化的影响,但我必须承认,自从我认识中国以后,我就大体上把懒惰看作是人们所能造就的最好的品质之一。虽然我们可以靠努力做好某些事情,但人们难免会提出疑问,从各方面来考虑,我们做成的这些事情是否真有价值。在机器制造方面,我们表现出来的技艺已经是相当惊人的了。这些技艺一方面用于制造轮船、汽车、电话以及其他在紧张工作中奢侈豪华的种种工具,而另一部分,则用于制造枪炮、毒气及作战飞机,以便从事大规模的相互残杀。我们已经拥有了最好的管理和税务制度,部分用于教育、卫生以及其他有益的事,其余部分则用于战争。在今日的美国,国家收入的大部分是用于过去和未来的战争,只有剩余的一点才用于有益的事业。而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其国家收入的开支比例情况比美国更加糟糕c我们也已经拥有了从未如此完善过的警察制度,其职能部分在于侦破和防止犯罪,但部分却用于监禁所有抱有新的积极政治理想的人。在中国,直到最近还未有过这类事情。他们的工业太无能了,既不能生产汽车,又不能生产炸弹;他们的国家太无能了,既不能教育自己的国民,又不能杀害别国的国民;他们的警察太无能了,既不能捕捉盗贼,也不能捕捉布尔什维克。其结果是,同任何白种人的国家相比,中国确确实实存在着全体的自由和普遍的幸福,而且除了极少数人以外,大部分的人都很贫穷——从这一点来看不能不令人惊奇。

如果把普通中国人的实际眼光与普通西方人的眼光加以对比,人们便立刻可以发现两点显著的差别:第一,中国人并不称赞活动性,除非这种活动是为了某个有益的目的,第二,他们并不认为道德就是要抑制自己的冲动和干涉别人的冲动。第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第二点也许是同样重要的。著名外籍中国学者基尔主教授在吉尔福特讲演讯子学说和它的敌对者》时,在其讲演的结尾讲道,在中国阻碍基督教教义传播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原罪说。正统基督教的传统学说——直到最近,远东的大多数基督教传教士仍在宣传——是说,所有的人生来就带着罪恶,这种罪恶应该受到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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