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诞生》

第07节

作者:尼采

现在,我们必须使用上述一切艺术原理,以便在希腊悲剧之起源这个可谓“迷宫”中找到去路。我想我颇有理由来说,悲剧起源这问题直到现在尚未认真地提出,更谈不上解决了。虽则古代传说,这件褴褛破衣,曾经东补西缝,可是一再把它撕破。古代传说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希腊悲剧是从悲剧歌队产生的,初时不过是歌队,仅仅是歌队而已。所以我们有责任去探察这种悲剧歌队的核心,把它当作真正的原始戏剧。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满足于流行的艺术理论,说歌队是理想的观众,或者说歌队代表人民以对抗剧中的贵族分子。后一种解释,在许多政治家听来是使人兴奋的,它认为雅典平民把颠扑不破的道德规律体现为人民歌队,这歌队常常克服了帝王们的愤怒的暴行与专横。这一说虽然可以用亚里士多德的一段话予以有力的阐明,可是对悲剧起源问题却无甚影响,因为人民与帝王的一切对立,总之,任何社会政治范围,是在悲剧的纯粹宗教根源之外的。然而,以埃斯库罗斯与索福克勒斯的歌队的古典形式而论,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若果说诗人预料到“立宪国民代议制”,那真是“亵渎神明”,但是就有人不怕亵渎神明。古代政治制度在实践上(in praxi)并没有立宪国民代议制,而且可以料想,他们也不曾在悲剧方面“预料”到这种制度。

奥·威·希勒格尔(a.w.sohlegel)的原理,比歌队政治根源说更有名;他劝说我们不妨把歌队看作观众的精华,即所谓理想的观众。这种见解,同向来谓悲剧本来不过是歌队的传统说法对照起来,就真相毕露,显得是粗浅的、不科学的、但是堂皇醒目的学说。然而,这一说之所以堂皇醒目,不过是由于它的概括的警句形式,而且德国人对于所谓的“理想的”一切怀有真正的偏爱,所以使人骤然惊愕。但是,我们一旦拿我们熟识的剧场观众同古希腊歌队比较一下,看看能否从今日的观众想象出类似悲剧歌队的情形来,我们定必惶惑不解。我们将默然否定这一说,我们不但怀疑希勒格尔的假设未免大胆,而且不相信希腊观众会有完全不同于今人的特点。我们始终认为:真正的观众,不管是何种人,总是知道自己在欣赏艺术作品,而不是面对着经验的现实。但是希腊歌队却不得不把舞台形象当作真人。扮海神女儿的歌队就要真的相信自己亲眼看见普罗密修所,并且认为自己就是剧中的真神。若果观众象海神女儿那样,认为普罗密修斯是现身临场的真神,难道他们便是最高级最纯粹的观众吗?难道所谓理想的观众有责任走上舞台,从严刑中解放普罗密修斯吗?我们相信观众的审美能力;我们认为,一个观众愈能把艺术作品当作艺术来看,就是说,从审美观点来看,他就愈是合格的观众。但是,希勒格尔的说法却告诉我们:完善的、理想的观众不是以审美态度来对待剧中世界,而是身体力行,实际参予其中。我们不禁要叹道:希腊人呵,你们推翻了我们的一切美学,然而,既熟识了这点,以后讲到歌队时,我们还要提及希勒格尔的话。

然而,毫不含糊的古代传说却驳倒了希勒格尔。原来的歌队是没有舞台的。因此这种悲剧原始形式的歌队;与那种理想观众的歌队,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试问有何种艺术是从观众这概念引伸出来的呢?有何种艺术的真正形式相等于自在的观众呢?无戏的观众,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罢了。我们认为,悲剧的诞生恐怕既不能以群众对于道德思想的重视,又不能以无戏的观众这概念来说明;这个问题太深奥了,如此肤浅的概括甚至没有触到它的边沿。

席勒在有名的“墨西拿新娘”的序文中,曾对歌队的意义流露一种极其可贵的见解,他认为歌队是一堵活的藩篱,悲剧用它来围着自己,以隔绝现实世界,以保存它的理想领域和诗的自由。

席勒以这个重要武器同自然主义的庸俗概念,同一般要求于剧诗的妄想,作斗争。虽则显然舞台时间不过是人为的,布景不过是一种象征,韵律语言显然带有理想的性质,但是一种错误观点还在广泛流行,说我们不应把这些舞台惯例仅仅看作诗的特权而予以容忍。然而,这些“惯例”却是一切诗的本质。采用歌队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以便向艺术上一切自然主义光明磊落地宣战。——我想,正是为了席勒这种见解,我们这个自命为优秀的时代想出了“伪理想主义”这毁谤的名词。然而,另一方面,我恐怕,今人之崇拜自然和崇拜现实,已经走到与一切理想主义对立的另一极端,换句话说,走进蜡象陈列室的领域了。蜡工也算是一种艺术,正如今日某些流行的小说那样。然而,虽然有人主张以这种艺术来战胜歌德席勒的“伪理想主义”,我们却不必为此担忧。

席勒的见解是正确的,他认为:希腊萨提儿歌队,原始悲剧的歌队,所常常遨游的境界,确实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是一种远远超出凡夫行径之上的境界,因为希腊人为这种歌队虚构了一种假设的自然状态的空中楼阁,而把假设的自然人物放在它上面。悲剧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当然它自开始便已被免除了使人痛苦的现实写照。然而,它并不是一种随意放在天壤之间的幻想的世界,它倒是正如希腊人信仰奥林匹斯及其神灵那样真实而可信的世界。酒神祭歌舞者萨提儿,就生活在神话和崇拜保证之下宗教所认可的一种现实中。希腊悲剧以萨提儿开始,他是酒神祭悲剧的智慧之喉舌——这一现象对于我们是不可思议的,正如一般人不了解悲剧起源于歌队那样。

我试提出这样的命题,这种假设的自然生灵萨提儿之于有教养的人,正如酒神祭音乐之于希腊文明那样;——我们也许从这里找到研究的起点。关于希腊文明,理查·瓦格纳(richardwagnner)曾说过:音乐夺去了它的光辉,正如太阳之下爝火无光。同样,我相信,有教养的希腊人在萨提儿歌队面前会自惭形秽,而且,在酒神祭悲剧的直接影响下,城邦与社会,总之,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都消除了,让给一种溯源于性灵的强烈的万众一心之感来统治。在这里,我已经指出了,每部真正的悲剧总留给我们一种超脱的慰藉,使我们感到,尽管万象流动不居,生活本身到底是牢不可破,而且可喜可爱。这点慰藉明明白白地体现为萨提儿歌队,为自然人歌队,他们仿佛根深蒂固地生存在每个民族文化的背景中,尽管时代迁移,民族更替,他们还是亘古长存,始终不变。

深思熟虑的希腊人就以这种歌队来安慰自己。这种人的特性是多愁善感,悲天悯人,独能以慧眼洞观所谓世界历史的可怕的酷劫,默察大自然的残酷的暴力,而动不动渴望效法佛陀之绝慾弃志。艺术救济他们,生活也通过艺术救济他们而获得自救。

在醉境的狂欢中,日常生活的清规戒律一旦打破,这期间就有一种恍惚迷离的意境,它淹没了一切个人的过去经验。正是这个忘忧的洪沟,分隔开日常生活的世界与醉境的现实。然而,我们一旦再度意识到日常世界之时,我们就不禁作呕,觉得这尘世可厌,于是一种遁世绝慾的心情便由此产生。在这一意义上,醉境中的人就颇象哈姆雷特,这两种人终有一朝洞察世事的真谛,他们恍然大悟了,便厌弃一切行为;因为他们的行为绝不能改变永恒的世界真相;在他们看来,时运不济,世风日下,如果期望他们移风易俗,那是可笑而可耻的。真知灼见毒杀了行为,行为需要幻象的蒙蔽;——这就是哈姆雷特给我们的教训,而绝不是患得患失,无所适从,终于一事无成的醉生梦死之徒的假聪明。这绝不是患得患失,不,这是真知灼见,是洞观惨淡的真实,是熟思一切引起行为的动机,在哈姆雷特是如此,在醉境中的人也是如此。此时此际,一切慰藉都无补于事。他的憧憬业已超过了死后的来世,也超过了冥冥中的神灵,早已把生存,乃至神灵,永生,彼岸所反映的光辉生活,弃若敝屣。一旦觉悟了所见的真理,哈姆雷特举目回顾,便见生存之恐怖或荒唐,他恍然大悟奥斐里亚的命运的象征意义;现在他能了解山灵西列诺斯的智慧了,他满怀厌世的情绪。

然而,正当意志陷于巨大危险的关头,艺术就到来做救苦救难的仙子,只有她能够把生存之恐怖与荒唐所引起的厌世思想化为表象,使人赖此能够生活下去。这些表象就是崇高与滑稽,崇高是以艺术来克服恐怖,滑稽是以艺术来解脱可厌的荒唐。酒神祭曲的萨提儿歌队,是希腊艺术治病救人的功绩;在酒神祭的缓冲世界中,上述的激情暴发得以尽量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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