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诞生卷》

第八节

作者:尼采

三五六、欧洲应该如何才会变得“更风雅”

设苦即使是在今日(在许多的中止停滞有待坚持的过渡时期),生活依旧几乎对每个欧洲男性坚持一种特定的角色——即他们所谓的使用;有些人拥有选择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的自由(一种表面的自由),然而绝大多数的人还是被角色所甄选。

这样的结果是够奇怪的。几乎所有的欧洲人在年纪逐渐增长时,都会对自己的角色感到迷惑;他们本身便是:“一场好战”的牺牲品,他们忘了一旦自己“使命”被决定之后,就会随时为任性和专断所支配——也许还有许多其他的角色可以扮演,然而一切都已太迟了!若是我们更仔细地观察,则可以看出,他们的性格事实上乃是由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所造成的,是人为的天性。在生命中的某些时期,人们往往会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心,肯定而虔诚地相信:是他们的生活模式使他们注定要从事这个行业,他们根本不曾意识到自己有扮演其他角色的机会,也不知道其中的专横(命运决定一切)。

阶级、同业公会、及继承而来的世袭商业权威等,藉着这种信仰之助,培植出那些不寻常的社会高塔,使得中世纪显得极为特殊;而在所有事件之中,有一样仍然是他们所深信不疑的,那就是耐力(坚忍乃是世上最高层次之属)。但是也有与此完全相反的时代,即适当的民主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会逐渐忘却这种信仰,而另一种冒昧的坚信和颇为矛盾的观点模式,便取代了前者而展露头角。雅典人的坚信便是培里克利斯①时代最显著的特色,而现今美洲人的坚信也已日渐成为欧洲人的坚信: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几乎什么事皆能作,几乎任何角色皆能扮演,同时人人皆以自身作实验,去尝试全新的一切——以愉悦的心情去尝试,其中所有的天性乃皆消失而变成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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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培里利斯(pericles,495?—429·b·c·)希腊哲学家,雅典在其执政时期,曾开创一种极辉煌的文明,是为雅典的黄金时代。

希腊人采纳了这种角色的信条——亦即艺术家的信条,如果你乐于如此称呼——一步又一步地接受考验,如众所周知,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转变,各方面皆不值得模仿;他们成为真正的舞台剧演员,并且为之心醉神迷;他们征服了全世界,最后甚至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因为希腊的历史征服了罗马,而非如一般无知的人所说的,是希腊文化征服了罗马……)。然而我所耽心而亦是目前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渴望去认知它),是我们现代人业已站在同一条道路上了;无论何时,当一个人开始自觉他所扮演的是个怎样的角色,而他又必须将一个舞台剧演员的角色扮演到何种程度,那么他已真正成为一个舞台剧演员了。

人类的新植物群和动物群于焉产生,这是在较稳定,较有限制的时代所无法滋长的;于是每逢历史上最有趣,也最愚蠢的时期,他们便可展露头角,而其中各式各样的“舞台剧演员”便是真正的主宰。正是由于此一类型的人所受到的伤害愈来愈严重,结果使得他们变成无能为力:在所有伟大的“建筑师”当中,建筑的力量已经逐渐瓦解,为遥远的未来计划的勇气也已经受到挫折,因而具创造能力的天才乃开始缺乏。谁敢冒险承担完成黄金时代所订定的工作?基本的信念已经逐渐在消失,以个人所能拟定,应承和参与之自己计划中的未来为基础,而倾已所有作一种奉献、牺牲,结果,人的价值和重要性就如同一大建筑物中的小石子一般,为了达到其目的或效用,他首先得坚硬,他必须是块“石头”,而不是一个舞台演员!

简而言之——唉!这个事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将会成为秘闻——以旧名词的意义来说,便是一个社会,此后不再被建造,也无法再被建造了;因为,要建造这种结构,样样缺乏,尤其是材料。我们每个人都不再是社会的材料,这是当前的事实!在我看来,还有一件不重要的事情,这件事同时是最短视,或许也是最不假,且无论就那一方面来看都是当今人类最嘈杂的一种,即我们的朋友社会主义者、信仰、希望、梦想,尤其是歇斯底里的尖叫和一些狗屁文章等,几乎都形成一种对立;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未来他们所用的口号:“自由社会”,在每张桌子、每面墙上皆可看到。自由社会?可笑!各位先生,你可知道他们凭藉什么来建造(这自由社会)?凭木制的铁!凭著名之木制的铁!甚至还不是由木头制成的……

三五七、老问题“德国人是怎样的一个民族”

让我们不要计较那必须感谢德国的知识分子所带给我们的真正哲学思想——他们是否也可以去计较整个民族的信用呢?我们能否说他们同时是“德国心灵”的作品?或者,就我们所习于思考的感觉而言,至少是一种象征,譬如说,如柏拉图的观念狂,他对于形式几乎有一种宗教式的狂热,这是“希腊心灵”的明证吗?或者反之才可能是正确的?他们个人对整个民族而言是否有相当的异常;一如歌德无愧于心的偶像崇拜?或者如俾斯麦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亦即俾氏所谓的“实用政治”?也许我们的哲学家甚而与“德国心灵”的需要背道而驰?简而言之,德国哲学家是否真的是有哲学思想的德国人?

在此,我提出三个例子。第一是莱布尼兹①独一无二的洞察力(这个洞察力使他不仅比笛卡尔有利,同时也比与他同时代研究哲学的人都要有利)——这种意识只是一种心象的意外,而并非其必须或主要的特质;因此我们说,意识只不过是我们精神和心灵世界的一种状态(也许是一种病态),而绝非世界本身。在这思想中,是否有任何德国人尚未尽心竭力去探索的深奥之处?有没有任何理由可认定一个拉丁人不会在这种外表的反象上犯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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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莱布尼兹(leibnitz,1646—1716),德国哲学家、数学家,是理性主义的殿军。

其次,让我们回想一下,康德在诠释过因果律之后,写下了对疑问的注解,他并不象休姆①那样,怀疑它的合法性;相反的,他在这个意识重大的注解中开始谨慎地界定其范围(我们的注意力甚至尚未脱离这些界限)。接着再看第三个例子,黑格尔②那令人惊讶的打击,当他冒险在传授各类概念会彼此相长的时候,还并不擅长于逻辑的用法;欧洲的思想家由这个理论已可预见达尔文主义之最后一项伟大的运动——要是没有黑格尔的话,达尔文便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平凡人罢了。在黑格尔首次将进化的决定性概念带进科学的革新中时,其中是否有任何原本属于德国人所有的东西?

是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在三个例子中都察觉到是有些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被发现”或预测,我们为此而感激,同时也感到讶异;这三个原则中的每一个都是德国人的自我忏悔、自我谅解和自知之明当中最为细心的一部分。我们赞同莱布尼兹所谓“我们的内心世界甚为丰富、宽阔而且隐秘”的说法;不过,身为德国人,我们就和康德一样,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根本妥当性,以及一般可被称之为是因果作用的事物都会感到怀疑,而可知的一切在我们目前看来似乎较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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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休姆(hume,1711—1776),英国哲学家、政治家,是反对因果律的经验主义者。

②黑格尔(hegel,1770—1831),德国哲学家,是绝对的观念论者,他企图以辩证法来解答一切的问题,而且还以为真的“解答了”一切问题。

我们德国人应该都曾像黑格尔一般——就算以前不曾有黑格尔这个人存在,因此我们(和所有的拉丁民族相形之下)不将一切归因于那些“是——”,而归因于其意义更深而价值更高的转化和进化,我们对于“存在”之概念的妥当性几乎毫不相信。这是属于比较特殊的事例,因为我们并无意对人性的逻辑,亦即逻辑本身,亦即唯一的逻辑让步;相反的,我们宁可相信这只是个特殊的例子,而且可能是最奇怪,也最愚蠢的一个。

第四个问题是,叔本华的悲观论,也就是说,存在价值的问题,是否也属于德国人的,我倒认为不是。在这个问题之后将会发生的事务乃是确然可以预见的;因此,一个心灵的天文学家可以计算出这件事将会发生的时刻——亦即,基督教上帝的衰微、科学之无神论的胜利,是全球性的欧洲事件,其中每一民族都参与了仪式并分享荣耀。反之,倒是德国人(那些与叔本华同一时代的人)耽误无神论的胜利甚久,并且曾使之陷入最危险的境地。尤其是黑格尔,更使这胜利迟滞延搁,他企图以我们的第六感——“历史感”,来说服我们相信存在的最后之神性。

身为哲学家的叔本华是我们德国第一个自认不变的无神论者,他对黑格尔的敌意由此可见端倪。他认为存在之非神性乃是可明了、可探知,而且毋庸置辩的事实;当他看到任何人对此感到犹豫或作旁敲侧击的刺探时,常常会失去哲学之沉着而变得十分激动。由此便可看出他那全然刚直的性格,他对“绝对而诚实的无神论”这个问题的提出,便是欧洲意识最后而艰苦的胜利,亦是二千年来对真理之训练的一项验收行动。最后,对于上帝之信念的那一套谎言也就无法再继续容忍下去了。

我们可以看出来,基督教之上帝究竟获得了哪些成果——基督教之道德观念自身和诚实的理念,甚至也日益谨严;无论其付出的代价如何,基督教意识之自白的奥妙,终究解释并提升了科学的意识和知性的纯度。将自然视为是神的善与眷顾之明证,乃是对自然的蔑视;以神性的理由来解释历史,就等于是对世间之道德次序和其最终目的的一项证言。以一个虔诚的信徒长久以来的态度去解释个人的经历,则似乎每件事皆是天意,或者是神之眷顾的暗示,是某些为了拯救灵魂而被计划的事素;凡此种种皆已成为过去,它已意识到要与之对抗,所有较敏锐的意识均视其为声名狼藉和可耻的,同时也是虚弱、衰退和怯懦的,因此,我们不妨如此说:我们是优秀的欧洲人,是欧洲最勇敢之自我征服者的后裔。

当我们如此反对基督教的解释,并蔑视其“意义”而认为是虚伪的时候,我们便立即会面临到叔本华所提出的问题:活着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需要好几个世纪才能获得完全的了解,而叔本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如果我可被原谅如此说的话——一个早熟而幼稚的答案,只是妥协罢了。然而他所提出的问题——一如我们先前所言,以身为一个优秀的欧洲人、而非德国人的身份——或者德国人以其对于叔本华的问题之了解,是否证明了他们与他内在的联系和关系,他们对此问题的准备,以及他们对此问题的需要?

自叔本华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已经太晚了!——在德国有许多的思想观念甚至刊物兴起,但却仍不足以使我们决定支持这个更亲近的关系;反之,有人可能把重点放在这属于次叔本华悲观论之较为特殊的难处下面——就此而言,德国人显然不曾把这个问题视为要素。在此,我无意暗示艾德华·凡·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这个人;相反的,即使此刻对我们而言,他非常有先见之明,也无法祛除我以前的疑问;我的意思是说,他自始便是个声名狼藉的恶棍,或许并不仅嘲弄过德国的悲观主义,最后甚至还“遗留”给他们一个事实,即在这个诈欺的时代,一个人还可以欺骗德国人自身多么久!

更进一步的,我们是否也评估了德国人的光荣?那个终生以研究其实际辩证之不幸和“个人噩运”为乐的班森(bahnsen)之古老论调是否也是属于德国的?(关于班森,过去我曾推介过他的著作,其目的在于用以作为反悲观的参考,我尤其认为他那优雅的心理学对于即使是最迟钝的身体和心灵都有减轻与舒缓的作用)。在这些诚实的德国人当中,若将这种附庸风雅的人或老处女称为令人作呕的贞洁提倡者是否恰当呢?毕竟他可能只是个犹太人(犹太人只要一开始说教,就会变得令人作呕)。无论是班森或艾德华·凡·哈特曼都无法针对叔本华的悲观论问题提供我们一项值得信赖的答案。

在叔本华对这混淆不清的世界投以恐惧的一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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