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猜想和反驳

作者:卡尔·波普尔

  特恩布尔先生预言了种种不幸的后果,
  ……又在竭尽所能以证实他的预见。
  安东尼·特罗洛普

                  一

  当我收到这门课的参加者名单并得知我是被邀请来向我的哲学同事们讲学时,经过一番蜘躇和商议,就想到你们或许赞成我谈谈那些使我最感兴趣的问题和我最为熟悉的发展。因此我决定做一件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向你们报告我从一九一九年秋季以来在科学哲学方面的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开始抓住这个问题:“一种理论什么时候才可以称为科学的?”或者“一种理论的科学性质或者科学地位有没有一个标准?”
  当时使我操心的问题既不是“一种理论什么时候才是真的?”也不是“一种理论什么时候才是可以接受的?”我的问题不是这样。我想要区别科学和伪科学!虽然很清楚科学时常弄错,而伪科学可以碰巧触及真理。
  当然,对我这个问题的最公认的回答,我是知道的:科学不同于伪科学或者形而上学的地方,是它的经验方法;这主要就是归纳方法,是从观察或实验出发的。但这并不使我满意。相反,我时常把我的问题表述为区别真正的经验方法和非经受方法甚至伪经验方法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一种方法虽则诉诸观察和实验,但仍旧达不到科学的标准。后一种方法可以占星术为例,因为占星术拥有根据观察、算命天宫图和传记所积累的大量经验证据。
  但是使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并不是占星术的例子,我也许还是简单叙述一下我的问题产生时的气氛和刺激它产生的那些例证为喻。在奥地利帝国崩溃之后,奥国发生了一次革命:当时的气氛充斥着革命的口号和观念,以及新的而且往往疯狂的理论。在那些使我感觉兴趣的理论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无疑最为重要。另外还有三个,即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阿德勒的“个人心理学”。
  关于这些学说,当时有不少流行的奇谈怪论,特别是关于相对论(一如今天还听到的),所幸的是那些向我介绍相对论的人都很不错。我所属的一小群学生,全部对爱丁顿在一九一九年第一次证实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日食观测结果感到惊喜,这是首要的确证。这对我们说来是难得的经验,而且对我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持久影响。
  我提到的另外三种理论在当时的学生中间也广泛被人讨论着。我自己碰巧和阿德勒有过个人接触,甚至在他的社会工作中和他合作过,因为他那时正在维也纳的工人区建立向社会开放的指导诊所,在青少年中间开展社会工作。
  一九一九年夏天我开始对这三种理论愈来愈感到不满——即对马克思的历史学说、精神分析学和个人心理学;我对它们自称的科学地位也开始怀疑,我的问题开头大约是这样的简单形式:“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和个人心理学的毛病在哪里?为什么它们同物理学理论、牛顿理论特别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么不一样?
  为了使这种不同更加明显,我将解释说,当时我们里面很少有人会说我们相信爱因斯坦的引力论是真理。这表明,当时我不放心的并不是因为我怀疑另外那三种学说不是真理,而是另外一些理由。然而也不是由于我仅仅觉得理论物理学比社会学或心理学类型的学说更加精确。因此,使我不放心的既不是真理的问题,至少不是那个时期的真理问题,也不是精确性或可测量性问题。毋宁说,我觉得这另外三种学说虽则装作是科学,事实上却象原始神话而不象科学;它们更象占星术而不象天文学。
  我发现,我的朋友中赞赏马克思、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人,对这些理论的许多共同点,尤其是它们明显的解释力,具有深刻印象。这些理论看来实际上能够解释它们所涉及领域中所发生的一切。研究其中任何一种,似乎都会产生一种理智上的皈依或启示,让你们看到尚未入门的人所看不到的新真理。一旦你们这样打开了眼界,便会看到确证事例无所不在:世界充满了对这一理论的证实。发生的每事每物总是在确证它。因此,它的真理性看来昭然若揭;凡是不相信的人显然都不想看到明显的真理;他们之所以拒绝,或者是因为它违反他们的阶级利益,或者因为他们所受压抑还“未经分析”,亟待治疗。
  我以为,这个情境中最有特征的因素就是不绝的确证和观察(它们“证实”这些理论)之流,它们的追随者都始终强调这一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打开一张报纸,必定会在每一版上都看到确证他对历史的解释的证据;不仅在新闻中,而且还会在版面安排上发现这一点——这暴露了报纸的阶级偏见——当然还特别在报纸所没有说出的弦外之音中发现。弗洛伊德分析家强调,他们的理论总是为他们的“临床观察”所证实。至于阿德勒,我由于个人经验而对他印象深刻。一九一九年有一次我向他报告一个病例,我觉得似乎并不具体符合于阿德勒学说,可是他却感到不难用他的自卑感理论来加以分析,虽然他甚至没有见过这个孩子。我略感吃惊,问他怎么会这样有把握。他回答说:“因为我有上千次的经验”;因此我不得不说:“我料想,由于这个新病例,你现在有了一千零一次经验。”
  我在想,他以前的观察可能并不比这个新的观察更可靠;可是每个观察都用“以前的经验”加以解释,同时本身又成了追加的确证。我问自己,它确证了什么呢?无非是可以用这理论解释一个病例而已。但是我想这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每个可以想到的病例都能用阿德勒理论或者同样用弗洛伊德理论加以解释。我可以用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类行为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一个人为了淹死一个小孩而把他推入水中;另一个人为了救这个孩子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理论同样很容易解释这两个事例。按照弗洛伊德,第一个人受到了压抑(比如他的恋母情绪的某种成分),而第二个人则已达到升华。按照阿德勒,第一个人具有自卑感(因而可能产生了自我证明自己敢于犯罪的要求),第二个人也是这样(他的要求是自我证明敢于救这个孩子)。我不能设想,有什么人类行为不能用这两种理论来解释的。在这些理论的赞赏者看来,正是这个事实——它们总是适用,总是得到证实——构成了支持它们的最有力的论据。我开始明白,事实上,这个表面上的长处正是它们的短处。
  爱因斯坦的学说就截然不同了。举个典型的例子——爱因斯但的预言当时正被爱丁顿的那次远征的发现所证实。爱因斯坦的引力论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光必定会被重物体(如太阳)所吸引,恰恰就象物体被吸引一样。其结果可以计算出来,一颗视方位接近太阳的远恒星的光到达地球时,它射来的方向好象是稍微移开太阳一点;换言之,接近太阳的恒星望上去就好象离开太阳一点,而且相互也离开一点。这情形在正常情况下是观测不到的,因为这类恒星在白天由于太阳光线无比强烈而看不见;但在日食时却可以把它们拍摄下来。如果同一星座在夜间也给它拍照,我们就可以计算两张照片上的距离,核对预期的效果。
  这个事例之所以给人以深刻印象,是这种预测所担受的风险。如果观察表明所预期的效果肯定不存在,这个理论就被干脆否定掉:理论和某些可能的观测结果不相容——事实上这是爱因斯坦以前的任何人都会指望的。这和我在前面描述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前面的情况是,弄到后来,所讨论的理论同绝无任何共同之处的人类行为都无不吻合,因此几乎无法描述任何可以说它不能证实这些理论的人类行为。
  这些想法使我在一九一九——一九二0年冬天作出以下的结论,现在可以重述如下。
  (一)差不多任何理论我们都很容易为它找到确证或证实——如果我们寻找确证的话。
  (二)只有确证是担风险的预言所得的结果,就是说,只有我们未经这个理论的启示而可望看见一个和这个理论不相容的事件——一个可以反驳这个理论的事件,那么,确证才算得上确证。
  (三)任何“好”的科学理论都是一种禁令:它不容许某种事情发生。一种理论不容许的事情越多,就越好。
  (四)一种不能用任何想象得到的事件反驳掉的理论是不科学的。不可反驳性不是(加人们时常设想的)一个理论的长处,而是它的短处。
  (五)任何对一种理论的真正检验,都是企图否证它或驳倒它。可检验性就是可证伪性:但是可证伪性有程度上的不同:有些理论比别的理论容易检验,容易反驳;它们就象担当了更大的风险似的。
  (六)进行确证的证明,除非是真正检验一项理论的结果,是不算数的;而这就是说,它可以看作是一项认真的但是不成功的证伪理论的尝试。(我现在把这些事例称为“确证证明”。)
  (七)有些真正可检验的理论,发现是伪的,仍旧被赞美者抱着不放——例如专为它引进某种特设性假说,或者特地为这个目的重新解释这个理论,使它逃避反驳。这种手法总是办得到的,但是这样营救理论免于被驳倒,却付出了破坏至少降低理论的科学地位的代价。(我后来把这种营救行动形容为一种“约定论者的曲解”或者“约定论者的策略”。)
  所有这些可总括起来说,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

                  二

  我也许可以借前面提到的那些理论作为说明的例子。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显然满足可证伪性的标准。即使我们当时的测量仪器不容许我们十分有把握地对检验的结果下断语,但是驳倒这种理论的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
  占星术经受不了这种检验。占星术士对他们所相信的确实证据极端重视和极端迷信——以至于他们对任何不利的证据都完全无动于衷,还有,他们把自己的解释和预言部讲得相当含糊,以至于任何有可能驳倒他们理论的事情(假如理论和预言说得更明确一点的活),他们都能解释得通。为了逃避证伪,他们破坏了自己理论的可检验性。把预言讲得非常含糊,使预言简直不会失败,这是典型的占卜者伎俩:使预言变得无从反驳。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说,尽管它的一些创建者和追随者作了认真的努力,最后也采取这种占卜者的做法。在这种学说的一些早期表述里(例如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革命”的性质的分析),他们的预言是可以检验的,而且事实上已经被证伪了。然而马克思的追随者不但不接受这些证伪事例,反而重新解释这个学说和证据以便使之相符。这样他们营救这个学说不至受到反驳!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是采纳一种使这个理论无从反驳的伎俩,这一来他们就给予这个理论一种“约定论的曲解、而且通过这一伎俩,他们就破坏了这个理论所大事宣扬的科学地位。
  那两种精神分析理论则属于不同的类型。它们干脆是不可检验的,无法反驳的。没有任何想象得出的人类行为能够推翻它们。这并不是说弗洛伊德和阿德勒没有把某些事情看对头:我个人并不怀疑他们有不少的话相当重要,而且有一天会在一门可加以检验的心理学里发挥作用。但是那些为精神分析家天真地认为证实他们理论的“临床观察”,的确并不比占星术士在实践中找到的经常证明好到哪里去。至于弗洛伊德的自我、超我和伊德(id)的宏伟诗篇,那就象荷马从奥林匹斯山收集来的那些故事一样,全都够不上科学的资格,这些理论描述了某些事实,但是以神话的形式描述。它们含有十分有趣的心理学启示,但是不具有可检验的形式。
  同时我认识到,这种神话可加以发展,使之成为可以检验的,从历史上说,一切——或者几乎一切——科学理论都发端于神话,一个神话可能包含对科学理论的重要预言。例子有恩增多克勒的试错进化理论,或者巴门尼德的从未发生过什么的不变整体宇宙神话,如果我们再给它加上一个维度,便成了爱因斯坦的整体宇宙(这宇宙中也从未发生过什么,因为从四维说一切都是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和安排好的)。因此我感到,发现一个理论是非科学的或者“形而上学的”(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并不会因此而发现它是不重要的、无关紧要的、“无意义的..(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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