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脑筋(何虎生)》

一、国有企业也要进入市场

作者:政治类

国有企业曾是国家的金娃娃,但困难与机遇并存;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部分工厂停产了,工人下岗了,发不出工资了,怨声也有了;我们也想了许多招,现在开始搞股份制。

1.国有企业,昔日令人艳羡的王子

无论哪个国家,其现代经济总是依托于现代企业。当今所有发达国家,都得益于工业化的成功,在今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工业化仍会决定着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国力的强弱。一个国家的大工业的水平往往取决于大中型骨干企业的水平。在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骨干力量和命脉,是工业化发展的依托和支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体现者。

中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建国后发展起来的。1949年—1978年,国家为了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加快工业化的进程,通过行政手段,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将大中型企业的建设列为基本建设的重点,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财力集中度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仍集中建设了一批重点项目和工程。回顾其发展的过程,大中型企业比较集中的迅速发展时期有三次。

第一次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新中国根据当时理解的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预见和描绘,在学习原苏联集中统一的国有企业制度的基础上,确立了集中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指导思想。中央人民政府先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进行“三大改造”和对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的集中建设,使我国国有企业迅速发展壮大。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总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952年的41.5%提高到1957年的53.8%。到50年代末,初步形成了飞机制造,汽车制造,大型机床制造,有色金属、矿山、发电设备制造等一批新兴工业部门。这一时期中国共建成大中型工业企业4600多家,是发展最快的时期。

第二次是在1965年前后进行的大规模的重点建设,也就是常说的“三线建设”。当时政府先后投入大约2000亿元资金,在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以及河南、湖北、湖南集中建设了一大批大中型企业和科研单位。这一时期建成的大中型企业约2000个,形成了45个以重大产品专业生产为主的科研基地和301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由此,中国基本形成了以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交通、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工业为基础,机械、电力、化工为先导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初步改善了工业布局,增强了经济实力与国防力量。

第三次是80年代初期。政府在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的同时,要求全国支援和保证已经列入“六五”计划的在建大中型项目以及将要兴建的、为“七五”和“八五”计划作准备的279个重点项目。这一时期国家重点建设集中于能源、交通、建材、轻纺等传统产业,以及电子、汽车、飞机制造、化工等现代产业,由此建设了一批新的大中型企业。到1992年,全国共有大中型企业13719家,其中80年代建成的有1070多家。这一批企业的投产,大大加强了中国的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

通过这三次大的建设,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已成为门类齐全的一个体系,在国民经济中起着脊梁和骨干作用,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的昨天是辉煌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各项事业都取得巨大的成就。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由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进行“两个根本性转变”是前人所没有经历过的伟大实践,无任何经验可借鉴。加上历史上积累下来的一系列矛盾,在前进过程中,难免这样的、那样的问题。主要问题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结构调整进展慢。一是中国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虽然有所缓解,但尚未完全解决;二是一般水平的加工能力过剩,而高水平加工能力不足;三是“大而全”、“小而全”、地区之间产业结构雷同现象仍较普遍,难以形成规模效益。

企业改革以及配套改革推进迟缓,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生产经营困难。以国有工业企业为例,1996年国有企业资金利税率由1992年9.71%下降到6.67%。国有企业的亏损额也在逐年加大,1996年达到727亿元,比1991年增加近1倍。

金融风险增大,财政与金融均面临挑战。一是不良债务规模过大,严重影响商业银行的正常运行;二是股票市场行为不够规范,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和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三是金融机构非法集资、高利吸资的现象仍较多。

就业问题逐渐突出,就业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所必须重视的重大问题。

2.对国有企业出路我们想了许多招

1979年开始,中国开始对国有企业体制进行改革。这场改革一直围绕着政府和企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创造一种崭新的企业组织制度展开。因此,从本质上说,城市企业体制改革出现的一系列波动与反复的过程,就是探讨政府和企业利益关系如何调整,企业组织形式如何合理化的过程。从整个过程来看,这一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3.1978年——1982年:对企业扩权让利

传统体制的典型特征是集中的计划过多,对企业生产经营统得过死。针对这些弊端,政府确定了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突破口的方针。国务院于1978年制定并发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就企业可拥有部分计划、销售、资金运用、职工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使用等权利作了说明。这一政策的出台,意在改革政府和企业的各种关系,使企业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向具有一定自主权和利益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转变。扩权试验首先从四川省的部分大企业开始。当时采用的主要步骤是,试点企业在年度结束实现增产增收的目标后,允许提留少量利润,并可以以奖金形式发给职工。到1981年,全国已有50%的国营企业进行了这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赋予企业部分计划、利润留成、资金运用、超计划产品自销、部分劳动人事使用等权利。与此同时,让利实验也同步展开。1980年将企业计划内利润留成和计划利润分成改为企业利润全额分成,并规定了全额分成比例的计算方法,一般以当年企业所得为基数分别核定,以及企业用利润留成建立生产发展、集体福利和职工奖励三项基金的要求。三项基金建立后,国家不再承担与企业有关的经营性费用和成本。这样,在努力促使国家和企业利益责任规模化,明确企业在保证自身利益的同时确保其对国家的贡献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扩权让利”的绩效在于:企业在转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方向上前进了一步,并且激发了企业发展生产的内在动力;企业具有了通过留成资金的运用,进行自行扩大再生产、重新投资的初步能力。由于“扩权让利”后,政府允许企业把60%的折旧基金、大修理基金和大部分企业自有资金用于购置新的生产设备、更新技术和产品创新,使企业具备了某些进行自我发展的经济实力;为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配套改革创造了某些微观基础。由于宏观体制的配套改革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微观构造的逐步合理化推进,会给这些改革提供若干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

然而,由于“扩权让利”的做法过分简单化,使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仍然缺乏某种“透明度”,国家也难以调节实际上存在着的企业之间的级差收益。而且当企业利润减少,企业所得的下降幅度大大小于国家所得的下降幅度时,人们开始意识到政府与企业间的经济关系如再沿袭行政性分权的办法,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同时,企业在拥有权利和利益的同时也应相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否则将会给隐蔽性的旧体制复归创造条件。比如利润留成固然可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但这种做法是以企业盈利为前提的。

如果企业经营不善,出现亏损,企业无非是不留成或少留成,而不必承担任何经济责任,企业仍然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

从扩权的实践看,企业仍然没有摆脱政府部门“附属物”的地位,单一的行政性“分权”和“让利”,并不能确立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商品生产者地位。此外,由于当时的宏观改革政策未能配套进行,政府赋予企业的各种权利有的并未真正落实,有些实际上已重新被政府收回,或者被地方政府截留。这种现象使人意识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需要运用经济杠杆实现规范化,企业在获得某种权利的同时也应承担与其权利相对应的责任。

4.1983年——1986年:利改税

由于政府与企业的各种经济关系尚未理顺,出现了国家集中的财力过少,企业资金运用过于分散的矛盾。1983年利改税办法的正式出台对规范两者的关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年4月,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提出的《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的推行办法》,将所有大中型国营企业过去向主管部门上缴利润的制度改变为实现利润的55%向国家交纳企业所得税,税后余利较大的企业与主管部门再实行利润分成或向政府交纳调节税。国营小型企业按超额累进税的办法向国家纳税。以上统称为税利并存的第一步利改税。

第一步利改税在明确政企关系,保证国家收入方面比之利润留成制度是一个更具有重要意义的进步。但是,所得税不区分产品的不同品种,均按盈利额大小征收,这就使政府难以运用税收杠杆来调节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上早已存在的产品比价不合理,而在改革之初市场化程度又很低,使企业之间的盈利差别很大,而这种差别又不能真正反映企业经营的好坏。因此,有必要对第一步利改税作进一步的修正。

1984年10月,政府决定进一步改革税制,即第二步利改税。

第二步利改税主要是以工业征收产品税、商业征收营业税为主的税收体制,同时还开征增值税、城建税、房地产税、资源税等其他各种税目。其主要内容包括:把工商税按性质划分为商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盐税四种,同时把产品税的税目划细,适当调整税率;开征资源税,调节由于自然资源和开发条件的差异而形成的级差收入;恢复和开征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和城市建设税等四种地方税,合理使用土地、房屋、车船,适当解决城市维护建设的资金来源。

两步利改税试图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同时力图为企业创造一个大致公平的竞争环境。虽然这一设想是合理的,也是一种进步,但是在实施中并不顺利,主要问题在于:市场机制尚未真正形成,企业与政府间的行政关系尚未完全割断,因此税制的改革并没有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反而使企业的税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缺乏自我发展能力,对利改税就没有什么兴趣了。

产品价格并不能由市场决定而仍由政府制定,并且由于在价格改革中政府不断调整产品比价,按原来的比价确定的不同产品税率又跟不上价格调整的税率,因此企业之间仍然存在着非公平的竞争。

在所得税后再征收的调节税仍然是不规范的,这种调节税往往由政府根据每一企业的不同情况分别制定,因此仍然存在着讨价还价、税率无法统一的弊病。上述问题在实践中的体现就是1985年和1986年预算内国营企业实现的利润连续下降。人们开始意识到,在市场化程度很低的情况下,税制改革的意义是不大的,改革税制虽然可以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但它并不能培育起新的市场机制,其对企业的激励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在发展与改革的双重目标面前,如果只有宏观体制的改革,而没有实现微观基础的重构,宏观体制改革也难以奏效。于是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完善企业组织机制的改革。

5.1987年——1991年:企业承包经营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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