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脑筋(何虎生)》

二、争论姓“公”还是姓“私”

作者:政治类

在一个不争论的年代,在中国发生了巨大的争论;许多人动了感情;争论的焦点是所有制问题,是姓“公”还是姓“私”。

1.所有制:手段还是目的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国外的资金、资源、技术、人才以及作为有益补充的私营经济,都应当而且能够为社会主义所利用。……这样做不会损害社会主义,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但真正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政治上寻根问底式的争论就在所难免了。

这场动了真感情的争论发韧于1993年那个炎热的夏日。

1993年7月13日,《光明日报》的理论版刊登了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周叔莲教授题为《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两个问题》的文章。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既然所有制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那么所有制就有一个选择问题,改革问题,创新问题,就应该使之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制为主导,有其客观必然性,但在这个前提下,各种所有制的关系、国有制和其他公有制的内部结构及其实现形式,只有根据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来调整改革,包括明确国有企业的产权,才能真正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这里周教授有一个前提,即所有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就是这个前提,如同一块巨石,掀动了经济理论界的平静湖面。从1994年起,“手段论”和“目的论”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论争。

首先对周文提出质疑的是北京某杂志1994年第2期上署名的文章。文章认为周教授想拐弯抹角地提出私有化,更有甚者竟讽刺周文缺少常识。

此文一出,果真对周叔莲先生“不啻是击一猛掌”。周遂撰文反驳,指责这种“设置陷井,而不是光明正大的学术争论。”

白发苍苍的周教授一口咬定:所有制是手段。

面对理论的驳斥,周叔莲更愤怒于有些文章中“讽刺挖苦、指桑骂槐”式的“乱扣帽子的大批判”,它指出这与“文革”中对“猫论”的围攻是一个路子。

中国的争论只是争而已,与说服无缘,同样是这一杂志在1995年第9期上发表另一篇署名文章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为基础的,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完善和巩固为目标的;离开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改革,或者削弱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改革,决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意义上的改革!

2.私有化:捷径还是歧路

1989年以后,在中国公开发表的正式文献中,公开鼓吹私有化的文章基本上没有了,但“私有化”作为一个争论的焦点问题并没有停止争论,一些理论家大声喝斥某某某等主张私有化,某某某等不得不申辩,却越辩越乱。

北京某杂志在1994年8月发表署名文章,直指许多流行的观点为私有化思潮。称:现在有一种私有化的思潮,核心问题是全盘否定全民所有制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同时,广东一位经济学家在《经济体制改革》1994年第4期上对“所有制无关紧要论”进行了强有力的抨击。他说:最近,有一种论点说:所有制无关紧要,公有、私有化无关紧要。所有制无关紧要论,实际上已成为私有化主张的遮羞布,而私有化主张就是挖社会主义制度的墙角的主张。

有人在1995年2月7日《经济日报》上撰文强调:西方私有化不足为训。某教授在1995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上把产权理论归功于马克思,指责部分经济学家陷入私有化陷阱。

周叔莲认为:私有化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然而这些辩护对于扑面而来的指责是无力的。

3.公有制:主体地位坚持往坚持不住

有人在《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2期上公布了隐藏的反对公有制主体论的九种观点:个人所有制论;社会所有制论;手段论;共有论;产权拍卖不失产权论;产权模糊论;淡化公有制主体论;平起平坐论;完全取消论。

有人在某杂志上以另一种方式给以“曝光”,并大声责问:生产力为谁发展?称:现在有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提出不同的观点,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提出非议。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切经济关系的核心,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基础;不能用一般的国有形式来代替或者概括生产资料公有制,不能用产权来代替所有权。生产资料公有制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生产全过程中。生产力是否发展,自然是判断问题的重要标志,但为谁发展,同样是判断问题的重要标志。

周叔莲在接受《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采访时猛烈地抨击了“国有制拜物教”。

厉以宁在答《生产力研究》驻京记者李风圣的采访时说:我们的短缺、产品积压、生产成本的高昂、产品质次价高,恰恰说明了仅仅以为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就能够为人民利益而服务的观点是睁眼不看现实的。生产资料公有化本身并不等于已经实现了生产的目的,也不意味着社会的生产会一定遵循培养、提高与发挥人的创造能力这一要求来进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普通的劳动者,舆论上提倡的是生活上的克制、再克制。禁慾主义成为一种美德。起码的生活标准变成了不可逾越的界限,变成了普通劳动者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而不了解人们在生活必需品的要求之外,还有其它种种要求,包括发展自己的要求。从生产与消费方面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销售多少,向哪些地方销售,都由上级规定。不管谁来领导生产,这种刻板的情况不会发生多大的变化。在对待人员方面,情况也是如此。企业不能选择和招收自己所需要的人员,劳动者不能选择自己的工作岗位。劳动制度把人员的流动规定得死死的。一个人被分配到指定的工作岗位后,可能就注定了一辈子在那里工作。劳动者的迫切要求是什么,消费者当前需要什么,广大居民希望得到什么,企业可以不给予考虑。在这样的体制下,工人只可能单纯被当作劳动力看待。

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使用劳动力,因为没有劳动力就完成不了上级布置下来的产值计划。在这样的体制下,对企业来说,消费者远不是那么重要的。企业不是为消费者的更多的可供选择的机会而生产的,企业的产品不愁卖不出去,因为一方面,这是独家经济,另一方面,现在市场某些为消费者欢迎的商品数量不足,供不应求。而且,即使产品销售不出去,国家也不会让企业的领导人破产。于是仓库里堆满了销不动的产品,而企业照样生产,于是也就谈不上对消费者的关心和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正在于改变这种对人的漠不关心的状况。要知道,对人的漠不关心,并不是领导人(包括行政部门领导人与企业领导人)的认识问题,也不是管理的方法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计划经济体制下,即使有些行政部门领导人或企业领导人认识到有必要把对人的关心与培养提到首位,并且也试图采取适当的管理方法,但体制本身限制了他们的作为,体制不改革,他们的愿望不能不落空。所以说,唯有转换经济体制,才使关心人、培养人这一目的有实现的可能性。

这是致命一问:建立了公有制就能为人民服务吗?如果不能,坚持公有制就有停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

当然更多的是稳健派人物的观点。

有人认为:没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没有公正的基础。有人认为:将国有制“糊弄”到私有制,会造成整个社会不公平和腐败。

有人认为:公有制是大局稳定的决定因素。

其实,公有制能否占主体地位,要看非公有制的发展状况,为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否给非公有制经济定个界限?

某人在《中国工商时报》(1995年6月1日)上讲:只给非国有经济一个配套、补充的地位。

有人不久著文驳斥了这种补充论。他指出,既然是“补充”(即使是“有益的”),那就表明,应该有一个限度和一个比例,如果这个“补充”的比重大了,就会影响到公有制的发展。他强调,公有制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没有公有制经济就不能完全实现社会公平,也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但是,没有非公有制经济,也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就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将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程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国有经济占25%,公有经济占50%,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动摇不了。国家统计局一项研究报告如是说。

该研究报告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对国有工业比重下降无须忧虑;只要把握住几个重要行业,其他均可放开;现阶段中国国有工业比重以保持在25%左右为宜。

报告概述了国有工业比重下降的基本情况。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年,即1979年,国有工业产值比重为78.5%,到1983年缓慢下降到73.4%;1984年由于中国经济改革步伐较大,这一比重一年内下降了4.3个百分点,此后几年的下降幅度也均较大;1989、1990两年,由于治理整顿,这一比重呈递减下降趋势,年均1.1个百分点。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是改革开放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次年又下降4.1个百分点。可见,国有工业比重的下降与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快慢密切相关。到1992年,中国国有工业比重已突破50%的关口下降到48.1%,1993年进一步下降到44%,累计比1979年下降34个百分点。

研究报告分析指出,第一,在总体经济的发展中,非国有经济从无到有且发展甚快,必然冲减国有经济所占份额,这种下降带有自然性;第二,在共同发展中,其它经济成份更多更快地进入一些易进入的行业,使国有工业在有些行业,如纺织、轻工等的比重较大幅度下降,而这些行业不可能也不需要形成国家垄断,孰多孰少,无关紧要;第三,国有工业比重下降并不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加上集体经济,公有制工业仍占80%以上,即使未来这一份额下降到50%以下,只要国家把基础的、关键的行业发展好、把握住,公有制的基础地位是不会成问题的;第四,国有工业产值比重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国有工业活力不足、效率不高造成的,例如目前国有工业每百元固定资产产出仅相当于非国有工业的40—50%,对这些暂时性因素应引起高度重视,最终以深化改革来解决。

报告在参照分析了一些主要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有工业比重后提出,现阶段中国国有工业的比重应保持在25%左右,报告认为,现阶段,中国至少应对下述主要行业实行国有:包括大规模的煤炭开采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大规模的金属矿采选业、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电力蒸气热水生产及供应业、石油加工业、黑色及有色金属冶炼及压锻加工业、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工业、武器弹葯制造业,及其它一些新兴的高科技行业。

报告中还披露了中国国有工业比重近年来下降的一些特点。

如经济增长较快时则这一比重下降幅度亦较大,说明非国有工业的增长势头远大于国有工业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生长点:国有工业资金比重的下降显著小于产值比重的下降(1985年—1992年累计下降10.5个百分点),说明国有工业集中了较多的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和高新技术等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居于支柱和主体地位;在产值比重大幅下降的同时,劳动者比重这些年来变化却不大(1979年—1992年累计只下降了6.7个百分点),说明国有工业企业劳动力数量刚性很强,人员易增不易减,造成效率低下,未来企业改革需要着重解决这一问题。

辩论是可以的,但有些人超出了辩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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