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脑筋(何虎生)》

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作者:政治类

邓小平在寻找精神原子弹;南京大学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讲师的投稿,引起了胡耀邦的重视:“凡是派”措手不及,与实践派对峙二十天后,败下阵去。

1.“两个凡是”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

揭批“四人帮”必然使人们想起1975年邓小平与“四人帮”作斗争的那些历史。如今对1975年的全面整顿应怎么看,汪东兴说,他(指邓小平)不听毛主席的话,同“四人帮”再怎么斗争也算不得英雄,整顿工作再有成绩也是错误的。

当时邓小平还没有恢复名誉。人们迫切希望他早点站出来,盼望党中央对天安门事件有个公道的说法。可是按照“两个凡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要继续搞,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案不能翻,其他的就更不用说,因为这些都是毛泽东定的案。

人们感到拨乱反正雷区密布。无论是知识分子从“两个估计”的重压下吐吐气,还是各级干部想重新考虑一下各项政策,都感到心有余悸,怕反对毛泽东思想,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怕为17年翻案等大帽子压到头上来。

还有更具体的问题。1978年春,四川、安徽两省传来农民包产到户的消息,饥饿的农民想用他们的实践冲破“两个凡是”。但主管农业的陈永贵赶快加以阻拦,他说这是右倾,是同学大寨对着干。

还有急待安置的百万回城待业大军,急待纠正大批冤假错案,急待恢复的上万家企业,急待换上去或拉下来的几十万干部……总之是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如果按照“两个凡是”,都只能这样永远“待”下去。

正如主持宣传工作的耿飚所说:“两个凡是”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一位老新闻工作者的感觉则是:好像欢呼“十月胜利”的那口气还没有痛痛快快地吐完,就被“两个凡是”给堵了回去。他担心有生之年就这么“凡是”下去。

2.用什么来检验真理

邓小平代表亿万颗焦虑的心,首先站出来讲话了。

请熟政治风云变幻,果敢雄才的邓小平看出“两个凡是”打毛泽东牌,从而达到推行“左”的一套。他从理解毛泽东思想切入,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

1977年5月,尚未正式复职的邓小平就指出“两个凡是”不行。因为,第一,华国锋已讲过要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并说清明节群众的行动是合乎情理的,按照“两个凡是”,这是说不通的。第二,每一个人都会犯错误,马恩列斯都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此之前(4月10日),邓小平还提出要用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来作指导,暗示“凡是派”搞的是只言片语。后来在十届三中全会(7月21日)上,邓小平又进一步把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上升为毛泽东思想体系,想用“整个体系”去对付“凡是派”的“个别词句”。邓小平的意思是说:毛泽东的整个思想体系是正确的,但并非毛泽东说的每句话都是正确的。“凡是派”的错误在于他们不问具体条件抓住毛泽东的某些词句不放,其前提是承认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邓小平还特别指出,引用毛泽东的某些只言片语骗人、吓唬人是“四人帮”的惯用手法。这种批判对揭露“凡是派”对待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错误态度无疑是很有力度的。但是如果遇上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的理论,困难就来了。

该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无论你怎么完整准确,都理解不了它的正确性。何况“体系”也要通过个别词句表达出来,到底哪些词句代表毛泽东思想体系呢,看来区分体系和词句也不能扳倒“两个凡是”。

在区分整个体系和个别词句的同时,邓小平还进一步指出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东西”,“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应该说这已经触及到“两个凡是”的要害了,因为对毛泽东思想采劝凡是”的态度恰恰违反了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问题是“实事求是”不管多么根本,也还是毛泽东的一个“只言片语”。如果“凡是派”找出另外的只言片语,比如说“阶级斗争”,把它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那又怎么办?可能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提出前,并没有在“实事求是”上多做文章。

在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还以举例形式触及到当时还很敏感的知识分子问题。他首先肯定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意见,加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用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并对毛泽东的有些观点的理解作了纠正,如说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是从爱护出发,同时还发挥出一些他自己的观点,如说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等等。另一方面邓小平指出,毛泽东说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的话现在不能继续讲。邓小平在这里的方法是把毛泽东的话区分为正确和错误两部分,认为正确的应肯定,错误的要否定。邓小平还注意到一个分寸,即正确是毛泽东的主导方面,错误只是部分性的。这对“两个凡是”(句句是真理)当然是个很大的突破。可是如果在某一问题上毛泽东的话都是错误的,或大部分是错误的,邓小平的这种“两分法”就不能解决问题。

1977年8月和9月,邓小平开始把批判锋芒指向另一个更具爆炸性的问题——“两个估计”,即认为“文革”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两个估计是毛泽东画了圈的,按“两个凡是”,是不能动的。但是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问题在哪里?第一,《纪要》中引了一些毛泽东的话,但“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第二,“《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第一句是说毛泽东的话在这里之所以是错的,是因为被别人作了断章取义的理解。第二句指出有的错误不是属于毛泽东本人的。这还是“整个体系”和“个别词句”的关系,那么17年到底是红线还是黑线?邓小平果断地回答:“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说,像这样重新评估17年在当时是很大胆的,但邓小平“也照顾了一点现实”。他只是说红线为主,并没有说黑线是否存在。他以为只要红线为主,案就翻过来了。哪知他这一“照顾”马上为“凡是派”提供了口舌。1977年底,1978年初,《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都发文重提黑线论,只是提法更巧妙。他们不否认17年占主导地位的是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但在肯定了这一点后,他们斩钉截铁地声称:“黑线是有的,这就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17年不再是黑线专政了,而变成毛泽东的红线同刘少奇的黑线作斗争的17年。“凡是派”在这里也搞了个两分法,结果使邓小平的两分法失效:黑线还是黑线,而红线本身永远是不会错的。

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在整个1977年都环绕只言片语做文章,或用一些正确的“只言片语”去否定错误的只言片语,或证明某些只言片语本来就不是毛泽东的。这方面的成果还是不妙。例如这年5月《人民日报》披露:1976年11月6日“两报一刊”发表的那篇关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文章,经查对原稿,其中有关“全面专政”的提法,不是毛泽东的原语,而是陈伯达、姚文元写上去,排成黑体字,遂成了“毛主席语录”。人们以为这下“文革”的理论基础动摇了。可是这一点也没有伤害“两个凡是”,相反证明毛泽东的话是不会错的,要是错了,一定不是毛泽东的话。更要紧的是,毛泽东说了那么多的话,要都这样一句句地鉴别真伪对错,那该要到何年何月!

1977年11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又出好消息:从迟群的笔记本中查出,1971年毛泽东关于17年估计的谈话有如下语句:17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执行错误路线的是一小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家是教师,还是要尊重嘛……。这些讲话竟被“四人帮”封锁了6年之久,现在找出来了,广大知识分子才得以从两个估计的重压下缓过气来。可是人们会问:如果“四人帮”把这些指示封锁得更严密一些,或者如果迟群干脆把笔记本烧掉了,使得后人永远见不到这真理的阳光,那该怎么办?

无论是用正确的“只言片语”,还是强调“整个体系”或者区分“主导方面”,都不能叫“凡是派”缴械投降,即使是点出“实事求是”这个根本之点,也还是要差那么一点。这主要是因为批判的一方没有超出理论自身的范围。要从根本上制服“两个凡是”,必须跳出理论,从理论之外去谈理论问题,即把问题提到真理的标准上来谈。

3.胡福明“发现”真理

1978年的报刊杂志,稍作统计,不难发现,出现最多的人物自然是“英明领袖华主席”,出现频率最多的名词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抓纲治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等。

党的十一大虽然宣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随后拨乱反正也已开始,但思想的禁锢依然严重。

这一切,都是源于华国锋所坚持的“两个凡是”。

为打破这一禁锢,提供原子弹的不是邓小平,也非胡耀邦,而是与他们有着同样想法的一位小百姓——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

胡福明老早就意识到,批“两个凡是”,目的是为了否定文革,扎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说穿了是要批评两个主席,因此正面冲击难以奏效。他苦苦思索,写正面文章,论实事求是,很难直接触及“两个凡是”。批林彪“句句是真理”,有所触及,但不能切中“两个凡是”的要害。“两个凡是”的要害是:毛泽东的话天经地义地是真理,毋须实践检验;毛泽东的指示、讲话、批示、圈阅、同意的,都是绝对正确的,不仅毋须实践证明,而且是证明的工具,真理的标准。

经过一连数天的蚊叮虫咬,胡福明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真理的标准问题。这个题目既切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又不用公开提“两个凡是”。他为抓到这个题目而兴奋不已。

1978年4月的一天,胡福明论真理标准的文章发到《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手里。杨西光是中国理论界的一支笔,对理论问题颇有研究。“文化大革命”前,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主管教育、宣传等工作,排位仅次于张春桥。但在“文革”中,他的命运无法与张春桥同日而语,差一点没被红卫兵整死。

1976年以后,杨西光复出,担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当时杨西光是刚从中央党校结业,由当时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推荐,调到《光明日报》来主事的。胡耀邦早在1977年12月就提出研究党史的两个原则:一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央党校还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就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杨西光也参加了这些讨论,所以当他看到胡福明论真理标准的文章,觉得正是自己要找的东西。他决定把文章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组织力量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触及当时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内容,然后放到第一版发表。

在组织力量进行修改时,了解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吴江等人也在写此类文章,于是也被组织进来共同修改。修改后的文章突出批判那种认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教条主义,批判那些“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条文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的错误倾向”,定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胡耀邦与邓小平的关系非同一般,从当年的“红小鬼”、毛泽东的通信员及团中央的领导人,革命几十年,早已与邓小平结下革命友谊。“文化大革命”中被划为邓小平路线的追随者。邓小平和卓琳就曾是胡耀邦的婚姻介绍人。所以,“文革”中江青的手下曾贴出大字报,称:“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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