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脑筋(何虎生)》

五、群英会扭转乾坤

作者:政治类

中央工作会议本有其他议题:讨论经济问题;陈云提出六条意见,击中要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中国以后100年的方向。

1.中央工作会议方向改查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它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一次较为普遍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理论教育,促进了从理论上、思想上对林彪、“四人帮”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同时,也深深地触动了人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推动了对“左”的错误的纠正和各条战线的整顿,为大规模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解决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创造了条件,为中共十一届三中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的准备。

从此,解放思想成为中国人民思想乐章的主旋律;从此,改革大潮在中国大地上涌动,其势不可阻挡。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党、政、军和人民团体各机关,各盛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应到会218人),分成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组讨论,并召开了3次全体会议。会期预定30天。按最初的设想,会议原订议题是如何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商定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李先念在1978年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会议前夕,中央政治局又决定,在讨论上述议题之前,首先讨论从1979年1月起实现全党工作重点向现代化建设转移的问题,并把它作为会议的中心思想。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建议最初是邓小平1978年9月提出的,华国锋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数坚持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华国锋宣布,会议议题为:一、讨论如何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1979年、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初看起来,华国锋宣布的三项议题与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中心思想是一致的,但细一思考,便不难发现两者矛盾之处。因为,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及教训,按照工作重点转移这一任务的要求,首先需要解决的,应当是指导思想的问题,而不是具体的工作任务。

历史的经验表明,问题的关键已经不是是否实行工作重点转移,而是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下,怎样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在是否转移的问题上,党内意见是比较一致的,而在如何转移的问题上,党内实际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

一种是以华国锋为代表,主张原封不动地继承毛泽东晚年所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所以,他在开幕式上仍然强调:“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这一毛泽东的观点。在他看来,工作重点转移,只需在工作部署上变动一下就行了,不存在转变指导思想的问题。所以,他简单地设想只用两、三天讨论一下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就行了,整个会议准备开20天。

另一种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大多数人,主张把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将指导思想转变一下。这一点,邓小平在1978年9月率先提议工作重点转移时就表述得十分清楚。当时,他首先批评了继承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两个凡是”的观点,指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1982年9月,他在回忆这次谈话时又指出:“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可见,邓小平在提出这一建议时,已经考虑到了要对过去的指导思想和理论进行否定,重新确立正确的理论指导。

如果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两种主张尚未正面交锋的话,那么当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就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展开讨论时,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种交锋都是不可避免的了。华国锋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在会议进程中显得十分被动。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还既策略又主动地把讨论的议题引向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2.陈云提出六个问题

在当时的情况下,进行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首先需要的就是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勇气,敢于打破多年以来在党的会议上多数人不敢讲话、不讲真活、不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沉闷局面,并引导大家充分认识“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邓小平在会议之前对于“两个凡是”的批评已经体现了这一点,而在会议开始后则率先做到了这一点。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他不是简单地对工作重点转移表示拥护,而是抓住了实现这一转移的前提条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提出既事关安定团结,又最能引起全党大多数人共鸣的平反冤假错案问题。

他明确指出: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为此,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然后他提出了经过深思熟虑的六大问题:(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的一大批同志的问题。对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三)陶铸、王鹤寿同志也不是叛徒,应予平反。中央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四)关于彭德怀同志的平反问题;(五)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这是几百万人民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应该肯定;(六)关于康生的罪行问题。

陈云所提的六个问题恰恰是涉及到“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重大问题,是当时党内外反映最强烈的几项要求,因而立即受到热烈拥护和响应。大家纷纷发言表示:完全赞成陈云提出的这六个问题,这是有关安定团结的问题,也是落实政策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人们的心情不会舒畅。受这六个问题的启发,人们于是进一步提出其他一些重大案件的平反问题,如:所谓“二月逆流”问题、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武汉“百万雄师”问题、内蒙“新内人党”的问题,等等。还有的人提出:彭德怀同志的问题不能算作一次路线斗争,因此案而受牵连的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邓华、洪学智、万毅等同志也应给落实政策。彭真、陆定一等同志的问题,也是该解决的时候了。这些过去遗留的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安定团结、不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而真正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家认为,一些影响大的或全国性的重大案件,因为都是过去中央定的,所以中央不出来明确讲几句话不行。中央如不正式表态,干部群众会有抵触情绪。因此,最好能在工作重点转移之前,中央就把这些问题讲清楚。

从大家发言的热烈程度可以看出,陈云所提的六个问题不光是推动了冤假错案的平反,更重要的是唤起了人们的一种精神,一种在中央的会议上久未出现的解放思想、畅所慾言、敢于冲破禁区的精神。因为这六个问题全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解决这些问题,实际就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这就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大家从陈云发言中感受最深的,正是这种敢于冲破禁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行工作重点转移、进行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最需要的正是这种精神,邓小平自1977年8月重新恢复工作后一直倡导的,也是这种精神。经过陈云的带动,这种精神很快就在会议中形成一种越来越浓厚的气氛。

这种气氛不仅感染着每一位与会者,而且还推动了中央领导核心终于采取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

3.华国锋作了自我批评

胡耀邦、万里、聂荣臻、康克清等在发言中,一致表示,赞成把尚未解决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完全同意陈云提出的6点意见。并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毕竟经过了一年多的拨乱反正,与一年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相比,这次会议的气氛显然要民主得多。陈云和其他老干部离了轨的发言,全都在简报上登了出来。根据会议的这种发展状况和历史发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放手让大家讲话,以总结工作,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分清是非。这样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慾言。

11月25日,经过政治局认真研究后,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九条决定:(1)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今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2)撤销中央过去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中央认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责任由中央负责;(3)为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平反;(4)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这一重大错案平反;(5)为彭德怀同志平反,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6)为陶铸同志平反;(7)为杨尚昆同志平反。对杨尚昆同志要分配工作,恢复党的组织生活;(8)关于康生、谢富治的问题。他们有很大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合理的。有关揭发他们的材料,送交中央组织部处理;(9)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的问题。对于地方性重大事件,中央决定一律由各盛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此外,对于“三支两军”工作,中央认为要历史地看。成绩要肯定,出现的错误由中央承担。

华国锋以为,老干部们提出的问题他都作了交代,现在会议进程该回到他的预定轨道了。所以他要求从11月26日起转入经济工作的讨论。

但是盖子一经揭开,就很难再关上了。谭震林发言说:九条决定集中了大家的意见,但并不是把所有问题都讲了,大家在讨论中还可以提。接下来的讨论,必然就涉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及其指导思想。

那时一讲“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就是挖出了所谓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所以“文化大革命”至少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讨论中很多人提出,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根本就不存在,林彪集团、“四人帮”则正是“文革”期间形成的,打倒他们怎么也不能说是“文革”的功劳,所以对“文革”要重新研究,重新评价。

会上还有人对前一段的真理标准讨论表示担忧,认为其中的分歧只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更不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现在报刊上提“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口号,有的文章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泽东的错误,这种做法不妥,等等。有这种看法主要是由于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缺乏认识,但在客观上却维护了“两个凡是”设置的思想禁区,即不能触动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这表明在指导思想问题上党内的认识仍不一致,“两个凡是”错误的影响依然存在。所以这一意见一提出立即受到了多数人的强烈批评,并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为此,大家纷纷提出,可以暂不讨论经济工作,先议一下有关思想路线的问题。于是,真理标准问题便迅速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

有的人指出:目前出现的思想分歧恰恰说明,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很有必要。这一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但从前一段讨论的情况看,它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的

..(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 阅读五、群英会扭转乾坤第[2]节

还没有读完?>>点这里设置下次自动从这里继续阅读《中国新脑筋(何虎生)》 或者>>点这里把本页面地址加入到您的本地收藏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