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脑筋(何虎生)》

六、完成拨乱反正

作者:政治类

邓小平首先否定“文革”,但否定“文革”的同时,毛泽东怎么办?社会上掀起一股反毛泽东的逆流,邓小平一锤定音: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自己的历史。

1.邓小平否定“文革”

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根本分歧在于对文革的看法。毛泽东坚持他的“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所谓三分错误,毛泽东指的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邓小平说,“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批倒一切、全面内战已经是很大错误了。

而实际上,他要否定的还不止这八个字。他的目标不只是把毛泽东的“三七开”颠倒过来,而是根本否定“文革”,否定“文革”的一系列错误理论和实践。

邓小平1977年复职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系统清除“文革”流毒。

邓小平决心纠正“文革”错误,构成他与“凡是派”冲突的主题。

“凡是派”在粉碎“四人帮”后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宣布“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了。下一步抓纲治国的方针,一是集中批“四人帮”,二是继续批邓,三是要求广大干部群众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凡是派”不知道他们想在维护文革的前提下既批“四人帮”又批邓小平,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

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打算从揭批“四人帮”入手。不管怎么说,这是他们和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凡是派”的共同点。可是“凡是派”领导的揭批“四人帮”,很令人失望。他们首先规定“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而不是极左。按照这个定性标准接连抛出的三个批判材料都不触及“四人帮”的极左实质。“凡是派”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想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拴在一起,二是维护毛泽东的“文革”路线。

为了打破“凡是派”的战术,邓小平主张:把“四人帮”和林彪联系在一起。他于1978年6月指出:“要把‘四人帮’揭深批透,非联系揭批林彪不可。”“四人帮”和林彪在历史问题上的联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特别是1966年那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生前总认为“四人帮”批刘、林有功。批刘少奇“有功”不假,批林彪有功很成问题。第一,林彪挨批时已经身败名裂,不批自臭。“四人帮”的批林另有用意,即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恩来)”。至于批林本身,他们只限于批两头而不批中间,即只批林彪过去的历史和后来搞反革命政变的《571工程纪要》,而对林彪的“极左”路线则全包了下来,生怕批了林彪的极左露出他们的实质。林彪和“四人帮”正是利用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横行于“文革”十年,因此邓小平说:“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存在什么纠缠不清历史旧帐的问题。”

退一步,即使这是旧帐,也非解一解不可。因为这样一“解”,势必触及到“四人帮”的极“左”实质,触及到整个文革的十年的历史,进而触及到毛泽东晚年发动文革的错误。这一“解”就完全改变了“凡是派”的部署,使揭批“四人帮”转入邓小平所希望的主题:“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的横行,把一切都搞乱了。我们现在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邓小平知道否定“文革”仅仅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还不够,还必须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后一方面在“凡是派”面前最难以通过。但是1978年下半年全国上下广泛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邓小平开辟了道路。正是这场讨论给邓小平提供了重新评价十年“文革”的是是非非的有力武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毛泽东在文革中所作的一切决策,到底对不对,也要由实践的结果——“文革”后果来检验一番。这个武器在1978年底连续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结出了硕果。

邓小平知道这种抽象的理论上的否定不仅不能真正达到彻底清除文革的后果的目的,还会招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从而增加前进的阻力。所以邓小平把他的清算工作的重点放在具体否定上,致力于纠正文革的具体错误,一样一样地来,而不忙于作政治结论,辨理论是非。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就是一个很具体也最有力的否定。至于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总体评价,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上仍采取相当谨慎的态度,主张“不必匆忙去做”,“要认真的研究工作”,“要经过更长一点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后来,这个评价经过了3年零6个月,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才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式作出。在涉及到九大的合法性时,邓小平也作了个抽象的肯定,以说明“文化大革命中间还是有个党存在”。在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甚至还肯定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反修防修,似乎毛泽东是好心办了坏事。“好心”可以安慰一大批人,“坏事”(通过改正)可以拯救一大批人。

“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实际上是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和邓小平时代的开始。邓小平常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看作是两个时代的转折点,因为三中全会不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二十年的问题。

2.为假冤错案平反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推行“打倒一切”、“全面专政”的口号,冤狱遍地,骇人听闻。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的冤假错案共有200多万件,受到错误处理的有几百万人,加上不同程度受到株连的人,涉及近1亿人口。广东省有28000多起所谓反革命案件。河北某县因一个所谓的“新国民党案”,全县12万人口中有4400多人被诬陷,长期关押的有2200多人,迫害致死的400多人,致残的530多人,扫地出门的1500多人。此外,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打击的还有100万人以上。

要给这么一大批人洗清沉冤,恢复名誉,其中困难和阻力也是可想而知的。首先是来自“凡是派”、极左思潮的阻力。在“凡是派”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邓小平只能因势利导,在反对“四人帮”的口号下开始平反昭雪工作。在邓小平的推动下,1976年底,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

这些人之所以能够首先得到解脱,是因为他们“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如果因为涉嫌反对其他人,特别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而获罪的人,要获得解脱就很困难了。因为“两个凡是”挡了路。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邓小平有意识地推动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使人们的思想逐步得到解放。1978年9月20日,平反工作的具体组织者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两个不管”,即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历史遗案进行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改正过来。在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推动下,1978年下半年,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步步深入,平反冤假错案取得三次重大成果;第一,对文革期间被定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毛泽东思想的所谓“恶攻”案件,进行认真清理,据实平反;第二,对在“四清”运动中一些地区和单位对一些干部的错误定性和错误处理,据实纠正;第三,对1957年反右斗争中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全部摘掉右派帽子,属错划的予以平反改正。

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即是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胜利,也是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重大突破。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例如为天安门事件中受到迫害的人平反,事件中被拘捕的388人经复查没有一个反革命,全部释放,恢复名誉。还为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平反,为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一案平了反,为“二月逆流”平了反,为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人平了反。

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中号召: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在邓小平的有力推动下,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势如破竹,一年之内,290万人平反昭雪,没有立案审查而得到平反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这一年内得到平反的重点人物有彭真、习仲勋、王任重、黄克诚、陆定一、周扬等。大案的平反活动有:为1959年后历次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犯了右倾错误的人,一律予以平反;对在1963年到1965年期间一些高等学校定案处理的5、6百名所谓反动学生进行复查平反;对文革十年中以反革命罪冤杀错杀的上万例案件进行复查平反。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定名为文革中最大的冤案——刘少奇一案平反昭雪,撤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姦、工贼、走资派”等罪名。恢复他仍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至此,文革的冤假错案全翻过来。但邓小平有错必纠的原则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一直伸展到文革前甚至解放前的历史遗案。他先后为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了反,为40年代延安肃反问题上的错案平了反,为30年代根据地肃反问题上的错案平了反,还重新评价了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早期领导人的功过,为他们恢复了名誉。总之,邓小平几乎把中共的历史重新写了一遍。

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前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应该得到平反昭雪的人和事都得到了平反昭雪。

在这些日子里,人们怀着惋惜和哀痛,一次又一次地为那些在林彪、“四人帮”迫害下丧生的民族精英们补开着追悼会,催人泪下的哀乐一遍一遗地低回在中国大地上。那些在“文革”中含冤去世,曾为新中国诞生挥汗洒血,立下赫赫战功的中共高级干部,以及部分党外人士的骨灰盒,被一批批地放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死者的亡灵得到告慰,活着的人纷纷庆贺正义战胜了邪恶。

邓小平复职后仅3年多点时间,就使几千万人洗清了沉冤,恢复了名誉,幸存者恢复了工作,有的还得到了经济补偿。

中国人历来相信历史是公正的。由后来者平反前期的冤假错案的事古已有之。按照这个规律,毛泽东留下的大量冤假错案,终有一天会得到平反昭雪,只是时间和方式的问题。这样虽然无情地暴露出党过去犯的错误,但同时也有力地证明这个党有承认错误的勇气和改正错误的能力。既然党有能力改正像文革那样的错误,那么它曾经犯过像文革那样的错误又有什么要紧呢?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平反冤假错案的举动,不仅拯救了成千上万的人,而且拯救了一个有60年历史的党,使它避免了像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党那样的命运。

3.一阵否定毛泽东的嗓音

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开端。农村分田分地正忙,平反冤假错案,地富反坏右摘帽,南方建了一个特区……但旧痕迹还残留着,各种思潮也撞击着这个古老的国度。

中国还不能全心全意搞建设

杂音始自国外。

毛泽东逝世以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西方的少数舆论家们仅凭借他们的主观臆测和所谓的“政治敏感”,就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已经而且必然要“否定毛”,“非毛”。一时间,“中国正在非毛化”的舆论四起。

“非毛化”是“非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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