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脑筋(何虎生)》

三、姓“社”姓“资”之争

作者:政治类

“左”这个东西中国人太熟悉了,有人变戏法地使它回到我们生活中,“左”的一个代表性观点,是“问一问姓‘社’至‘资’”。

1.有人发出姓“资”姓“社”的诘难

1989年6月江泽民当选为总书记时,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都是严峻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反腐倡廉,加强党的建设,稳定了国内局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十三届八中全会再次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稳定了农村。到1992年,连续三年的治理整顿结束。治理整顿克服了通货膨胀,整顿了经济秩序,取得了成绩。

问题在于,有些人却在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1990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的情况下,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左”的思想案臼,离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基本点。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认为1989年的政治风波,说明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十年来的主要失误不仅是“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对党的指导思想也要重新评价,包括对毛泽东晚年思想也要重新评价,过去是否定得多了,肯定得少了;“两个基本点”应该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纲”,改革开放是目;多年来反自由化成效不大,不仅是由于某些领导旗帜不鲜明,同情和支持一些搞自由化的人和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领域里面没有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认为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主要危险”,认为许多改革的是“私有制潜行”,对外开放是发展资本主义,至少是在使中国变成人家的“倾销商品的殖民地”,等等,不一而足,出现了一种“左”的思潮“珠胎暗结”的现象。在许多地方实际上是在总结1989年政治风波的教训的幌子,行算改革开放的账之实,深化改革步履维艰,一些改革开放的弄潮儿甚至在挨整。

“左”的一个代表性观点,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在这里,表面上是问句,实际上已经有了答案,这就是:改革开放姓“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公开反对这一方针是很困难的,于是绕了个弯,在怎样改上作文章。在字面上,他不否定改革这两个字,但你一改,他就说你这是搞资本主义,结果还是改不了。

2.1991年,邓小平在上海发布春的消息

1991年2月15日头版头条:吉祥的羊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等人今天与上海市党政军负责人、部分老同志和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迎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互致新春问候和良好祝愿。

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熔基等陪同,与各方面人士见面。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身体健康,精神焕发。他们满面笑容地与大家亲切握手交谈,气氛热烈。邓小平高兴地说:“同志们新春好!借此机会向英雄的上海人民表示热烈的问候和节日的祝贺。”

朱熔基说:“上海人民祝小平同志健康长寿。你们在上海过春节,是对上海人民的鼓舞。我们上海人民非常高兴。”

杨尚昆说:“我向上海同志拜年。同时,我受江泽民总书记委托,代表他向上海人民拜年!”

李先念也高兴地说:“谢谢各位来看望我们。应该是我们向你们拜年啦!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国家总的形势很好,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我送你们上海四句话:开发浦东,振兴浦西,实事求是,稳定前进。实事求是总是不错的。不能光稳步,还要前进。稳得多了,不动也不行。”

在这里,“不能光稳步,还要前进。稳得多了,不动也不行”这几句话,是个很重要的信息,它代表了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三位老一辈革命家在党的工作指导方面的一种意见,一种新的思考,一种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而提出的战略指导上的调整,说明他们希望党的工作,应该在已经取得的“稳”的成绩的基础上,及时地转到更多地注重发展这方面来,加大“发展”的份量。这种“转换”的把握,是老一辈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经验的结晶,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所需要加强磨炼的地方。处在退休半退休状态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与站在第一线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这种“互补”机制的形成和运作,正是中国繁荣和发展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2月16日,《解放日报》继续报道杨尚昆在上海市委市府春节联欢会上的讲话。这时正是羊年春节初一上午,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洋溢着祥和、欢乐的热烈气氛。展览中心上空飘荡着一只只巨型彩色气球,悬挂着的“春节愉快”、“吉祥如意”等条幅赫然入目。展览中心大厅内,舞台上一只羊年花篮在闪烁的彩灯映衬下显得特别醒目,沪东造船厂的锣鼓队,敲起了喜庆的锣鼓。舞台对面墙上巨大的上海市标上方,写着“振兴上海,开发浦东,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红色标语。杨尚昆在联欢会上又一次提出了加快发展步伐的问题。他说:“我希望今天上海的工作比去年做得还要好,加快浦东新区的开发和建设,使浦东的起步更快一些,更好一些,更大胆一些!”

在“左”的暮气、寒冷与僵化之气开始有所抬头的时候,以上讲话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信息啊!更何况邓小平在与上海市党政领导人的谈话中还涉及了市场经济、姓“资”姓“社”和进一步解放思想这些更敏感、更尖锐的问题呢!邓小平在上海讲话中说:“不要认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在讲话中针对当时“左”的思潮抬头阻碍经济发展的情况,要求上海市:“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3.《解放日报》的羊年四论

上海党政领导有幸率先亲耳聆听到了从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那里发出来的春的信息,其激动、兴奋、跃跃慾试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他们急于把这春的信息、把真理的声音传达给上海人民,变成上海加快发展步伐的物质力量,传达给全国的人民,让改革开放的新潮早一点再度涌起。

《解放日报》,从1991年2月15日开始,以皇甫平的笔名,连续发表了四篇评论,宣传邓小平讲话的精神。这就是很有名气的《解放日报》的“羊年四论”——2月15日,《解放日报》羊年一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评论指出:从辛未羊年开始,今后的十年,是中国历史的关键十年,也是振兴上海的关键的十年。十年看头年,辛未羊年,对于上海来说,应当是一个“改革年”。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改革开放是我们须臾不可分离的法宝,改革开放是上海摆脱困境,求得振兴的唯一出路。在这个历史性的“改革年”中,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建立与国际性经济中心城市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格局。

“莺啼燕语报新年”,愿辛未羊年以名副其实的“改革年”而载入史册!

3月2日,《解放日报》羊年二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评论集中论述了深化改革要更大胆地解放思想,要有新思路的主题,并点明了邓小平关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思想观点。评论指出: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人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常我们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一讲市场调节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不能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在利用外资问题上,谨小慎微,顾虑重重;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对有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不敢坚持和完善,甚至动尧走回头路;不能把持续稳定发展经济、不急于求成同紧迫感对立起来,工作松懈,可以办的事情也不去办。总之,进一步解放思想,是保证我们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

3月22日,《解放日报》羊年三论,题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结合对外开放的问题进一步阐述了改革开放不能囿于姓“资”姓“社”的思想。评论指出:90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这对于我们的开放意识,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又如允许外国人在浦东设银行,并且在外滩建金融街,以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之雄风,对于这类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如果我们还是陷在“新上海还是旧上海”的迷惘之中,那也只能越趄不前,难成大事。

肩负着“振兴上海,开发浦东,服务全国,面向世界”重任的我们这一代上海人,要以强烈的开放意识,写下上海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4月12日,《解放日报》羊年四论,题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实际上论述了次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关于“关键在于人”的思想观点。评论指出: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开创90年代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必须不失时机地培养、选择和任用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这将从组织上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绿树常青。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培养、发现和任用成千上万90年代的中青年干部,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和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

看一个干部是否德才兼备,归根到底是看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实际贡献。

进一步培养和造就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干部队伍,对于上海来说,十分紧迫。

要选好用好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首先要大胆。其次是要广泛,要不拘一格用人才。选准选好干部还要发扬民主。“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騒数百年”。

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宏伟壮丽的事业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后辈人将踩在前辈为他们架设的“人梯”上,一步一步去建造社会主义的“通天塔”。

4.“羊年四论”挨批

《解放日报》的羊年四论得到广大思想理论界的欢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特别是其中论及“市场经济”问题的那一篇,更为人们所称道,所关注。在当时“左”的思想似乎有点微邪气候”的情况下,这篇论及“市场经济”的评论,一时成为人们公开、私下议论的中心。在这种思想观点的鼓舞下,要求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呼声又有所高涨,有的发表文章宣布“商品经济”的改革思路,有的发表讲话呼吁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牛鼻子”,不进一步解放思想,就不足以打破新的思想僵化,进一步深化改革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甚至还会出现倒退。这种要求发动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呼吁,就是对邓小平1991年春节的上海讲话及《解放日报》“羊年四论”的呼应。

与此同时,带有新的僵化思想的人也嗅到了《解放日报》羊年四论的异味,并公然兴起了笔伐之师,而且特别将口舌利剑挥向四论中讲“市场经济”的那一篇。

有全国性影响的报刊发表文章,竭力为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观点辨护,认为不这样就会“解除人们的武装,模糊和混淆两种改革的界限,为自由化的改革观泛滥打开方便之门,以至于把改革引向邪路。”

平心而论,在抽象的意义上讲,问一问姓“资”姓“社”并没有完全错。问题在于:其一是这些人所主张的是离开发展生产力的标准去问姓“资”姓“社”的问题,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而不怕贫穷落后多了,显然,这并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其二,这些人凡事都要问一问姓“资”姓“社”,实质是新“凡是派”。如果按照他们的主张,凡是改革开放的措施,不管它对发展生产力有多大作用,都首先要问清姓“资”还是姓“社”,那实际上就是不允许试验,不允许探索。例如,他们批“市场经济”,批股份制的态度,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根据他头脑中的那个社会主义的教条,把市场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专有的东西,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计划经济”。并且断言:计划经济是与市场经济对立的一种经济制度。有的人把计划经济仅仅理解为一种运行机制,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和肤浅的。

有的报纸发表文章提出:“只有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这些手段,它们才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

1991年,北京某杂志第2期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文章说:“在自由化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一个时髦口号,叫作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

某刊物1991年第7期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一文。文章说:“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

某刊物1991年第3期发表《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一文,说:“实行改革开放要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看来,‘姓社还是姓资’究竟该不该问,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现实问题。”“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中,把‘改革’当作‘改向’、‘改道’,借改革之名,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实,不只是一种思潮或理论主张,而且是一种实际行动,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这些言论,不但造成了理论的混乱,而且给广大干部和从事经济工作的人造成了压力和困惑,延误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再看市场经济。尽管从1979年到1990年,邓小平先后在10次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尽管人人皆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扩大市场取向的改革,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有些人还是极力阻挠,反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0年12月17日,北京某报发表文章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1991年3月15日,北京某报发表文章说:“有些人总是……对计划经济任意加以否定,……市场经济原则很难真正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我国4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了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与此同时,有的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我们现在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说当前中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还有人说,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有的人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有合理成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论点是对的。

这些,正是新的思想僵化!

中国的改革开放又一次面临着“左”的阻碍,又一次期待着新的突破,期待着新的思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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