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第二章 五种两难困民

作者:政治类

* 全球化

* 个人主义

* 左和右

* 政治的行动主体

* 生态问题

* “第三条道路”政治

回想过去10-15年中,关于“社会民主之未来”的讨论已经展现出了问题和困难的纷繁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本身又表明了政策领域里的难题是多么明显。然而,除非我们对这些问题哪怕只是作出!临时性的回答,否则便不可能为社会民主政策提出一套完整的方案。在这里,我将集中探讨五种根本性的两难困境,它们正集中在目前的各种争论之中。我将针对每一种困境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我不得不请求读者的原谅。由于它们都是非常大的问题,而这里的篇幅有限,我只能提供概括性的回答;而且,我也不会在此提供足够的背景知识来说服对某个特定问题抱有疑虑的人。这五种两难困境是:全球化——它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它到底包含哪些内容?个人主义——现代社会在何种意义上变得越来越个人比(如果真的存在这种趋势的话)?(器和右翼——当我们宣称这种区分不再具有什么意义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政治机构——政治是否已经偏离了正统的民主机制?生态问题——怎样把对生态问题的考虑整合到社会民主政治之中?

全球化

“全球化”这个并不讨人喜欢的字眼儿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历史。仅仅在十年以前,不论是学术著作还是通俗读物都很少使用这个术语。而现在,这一术语已经从无人使用变为无所不在;如果不提到它,任何政治演说都是不完整的,任何商业手册都是不受欢迎的。它的新近流行不论在学术圈还是在社会民主党派的文献中都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有人正确地指出:近年来,全球化已经成了大多数政治讨论和经济论辩的核心问题。

关于全球化的许多方面都处于争论当中:对这一术语应当作何理解?它是否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以及它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什么?等等。这里,产生了两种极其矛盾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与彼此分歧的政治立场相联系的观点。有人说,全球化多半只是一种神话、或者至多也就是一些长久以来的趋势的某种延续罢了。无需惊讶,这种姿态对于那些希望维护旧式社会民主主义的各个方面的人当然具有吸引力。他们认为,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者们的一项发明。一旦我们透过这层伪装来看问题,我们就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过去的那些主张。与此相反,政策评论家和政策制定者们认为全球化过程不只确实存在,而且其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就像商业巨子大前沿一(kenichiohmae)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无边界的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上民族一国家已经成为某种“虚构”,政治家们在这里也已经丧失了一切有效的权力。

按照一般的理解,全球化指的是经济全球化。而且,从其根源上看,它涉及到跨越全世界的各种联系。保尔·赫斯特(paulhirs)和格拉姆·汤普森(granhamth皿pso)在他们讨论这一话题的著作中是这样说的:“有人宣称,真正的全球化经济已经产生、或正处于产生的进程当中,其中,相互独立的民族经济和因之出现的对民族经济的国内战略管理正越来越没有意义。”——他们坚决反对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大多数贸易仍保持着区域性。例如,欧盟国家主要还是在它们彼此之间进行贸易。欧盟向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水平在过去的这30年中只发生了边际增长。相比之下,美国倒是变得更加开放了,它在这30年内的出口额增长了一倍,但这样的发展尚远远达不到建立起“全面全球化的经济”。在不同的经济区域内部以及在它们相互之间所展开的贸易,不过是使我们回到了19世纪晚期。赫斯特和汤普森说道,在那个时代,正像今天一样,存在着自由贸易经济。

上面这后一种观点实际上非常容易受到质疑。即使当前的时期只是对上个世纪的重现,那也同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在战后时代的情形大有区别。民族经济之间在那时比在今天联系更为紧密。在1950年,贸易商品的出口额只占经合组织各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而1911年已经达到了12%;在1970年又再次达到上升12个百分点的水平,至1997年又上升到17%。此外,现在贸易商品(包括多种形式的服务)的范围,已经比上一个世纪有了极大的扩展。参与到共同贸易协定中来的国家也大量地增加了。

最重要的变化是日益在实时交易的基础之上进行运转的世界金融市场的作用的扩大。货币兑换交易中的日周转额已逾万亿元。在过去的15年当中,与贸易有关的金融交易的比例已经上升了5倍。“分离资金”(isconnectedcapi-tal,由社会机构进行管理的资金)与其他形式的资金相比,从全世界范围来统计,自1970年起增长了1,100个百分点。以1996年7月计,单是那些本部设在美国的机构的投资者们就掌握了11.1万亿美元的资产。私有化养老基金、或为了替养老金计划募资而发行的债券,都是这一巨额资金中的基本组成部分。1995年,美国的各种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以及捐赠在机构资产净值中已达3,310亿美元。

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我们正在面临的现实,而且,它不仅只是过去年代的趋势的某种延续或者回复。在许多贸易仍保持着区域性的同时,在金融市场的层面上确实存在着一种“全面全球化的经济”。不过,如果只是将全球化的观念应用于字面意义上的“世界范围内”的联系,并且视其为仅仅是、或者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过程,那么,对全球化这一观念就会产生误解。全球化,正如我在下面将阐明的那样,它的内容无论如何也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关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是我们生活中时一空的巨变。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无论其是否是经济方面的,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作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举例来说,我们个人的饮食习惯,对食品供应者来说是会产生直接后果的,而后者很可能居住在世界的另一端。

通讯革命与信息技术的广泛传播同全球化进程有着深刻的联系。即使是在经济竞争的领域之内,情况也是如此。24小时运转的资金市场建立在人造卫星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相互融合的基础之上,而这种技术融合也同时影响着社会的其他方面。一个瞬时电子通讯的世界——即使是那些生活在最贫穷地区的人们也能参与到这个世界之中——正在瓦解各地的地方习惯和日常生活模式。单是电视所产生的影响,就足以引人重视。例如,许多评论家都同意,如果不是电视的影响,1989年东欧的事件就不会是它们实际上所经历的那样。

民族一国家是否就像大前沿一所说的那样正在变成一种“虚构”、政府也已经过时了呢?虽然实际上并非如此,但是它们的形态却正在发生改变。在各个民族过去所拥有的某些权力(包括支撑凯恩斯主义经济管理的那些权力)已经削弱的意义上讲,全球化正是从民族一国家中“脱离”出来的。不过,全球化也在“向下渗透”,它创造了新的需求、也创造了重建地方认同的新的可能性。苏格兰民族运动近来在英国掀起的gāo cháo不应当被看成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对其他地方正在进行的类似的结构转化过程(例如在魁北克或加泰罗尼亚所发生的事件)的某种回应。地方的民族主义者们并不必然地面临理想破碎的困境。魁北克可能会选择从加拿大独立出来,就像苏格兰可能会从英国分离出来一样。或者采取另一种选择,即他们可以按照加泰罗尼亚式的解决方案,在一个宽泛的国家联合体中保留某些“准自治区”。

在创建那些不时打破民族一国家边界的、新的经济和文化区域的同时,全球化也从各个侧面渗入人们的观念之中。作为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的一部分,巴塞罗那也被纳入了一个一直扩展至法国南部的经济区域之中。这种三向的全球化正在影响着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地位和权力。如果过去主权一直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东西的话,现在它已不再是如此。国家边界(尤其以欧盟的例子为甚)与过去相比,正在不断地变得模糊。但是,民族一国家尚未消亡;并且从总体上来说,政府的活动范围与其说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而缩小,倒不如说是变得更为扩大了。一些国家在某些情况下(例如苏联解体之后的东欧各国),权力比它们在过去拥有的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

在政府、经济以及文化事务方面,各个国家仍然保留(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继续保留)相当大的对其国内公民和在对外事务上所享有的权力。它们将经常性地行使这些权力,只不过行使的范围限于在它们彼此之间、它们同其自身所处的地区和区域之间、以及它们同各个跨国集团和组织之间的积极协作当中罢了。“政府”因此变得同原来“那种”政府(即中央政府)越来越不一样了,而且范围也变得更加宽泛。“统理”(governance)愈益成为富有意义的概念,它意味着某些类型的行政能力或规治(regulatio)能力。一些不是任何政府的组成部分(既非政府组织、也不是跨国组织的机构),实质上也参与了治理活动。

全球化似乎经常被说成是某种自然的力量,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国家、商业团体和其他组织积极地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就像新近成为国际互联网络的研究项目在早期阶段那样,大量有助于建立卫星通讯的研究是由政府资助进行的。政府通过发行债券来为它们国内的委托人进行筹资,从而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扩张助了一臂之力。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促进了国际贸易和经济交往的加强。各个公司越来越踊跃地参与到直接对外投资当中去。1997年,跨国公司联属企业的销售额比全世界商品和服务的出口总额还要高出20个百分点。

总的来说,全球化是一个范围广阔的进程,它受到政治与经济两种影响的合力推动。全球化,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中,在建立国际间新秩序和力量对比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它并不仅仅作为当前政策的背景:从整体上讲,全球化正在使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组织发生巨变。它无疑与“新个人主义”——在有关社会民主的各种争论中,这一思潮可谓声势浩大——的兴起具有直接的关联。

个人主义

“团结”曾经在很长的时期都是社会民主党派的主旨。马克思主义的原始遗产在相对于集体主义的个人主义主旨中产生了矛盾。马克思曾谈到,国家的消亡将伴随着一个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在实践当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都一致地强调国家在团结与平等的过程中的作用。集体主义变成了社会民主主义区别于保守主义的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后者在意识形态上更着重强调“个人”。集体主义也曾经长期是欧洲大陆国家的基督教民主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从本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上述很多情况都已逐渐发生了逆转。社会民主主义被迫要对新自由主义发出的挑战作出回应,但更为重要的是对在西方国家中正在发生的各种变化作出回应,这些变化为“撒切尔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支点。如果允许化简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在一些较小的国家中、或者在具有相似的民族文化的国家中,得到了极大的成功和充分的发展。但是,所有的西方国家在文化发展方面仍然呈现出多元化,同时生活方式也不断地变得丰富多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福利社会”造成的现实影响所带来的结果。

由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新姿态更多地是建立在固守陈旧观念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积极激发出来的,那么,毫不奇怪,他们一直拒绝适应日益具有重要性的个人主义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他们始终不能将自己的思想理清楚:新个人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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