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第四自社会投资型国家

作者:政治类

* 平等的含义

* 包容性与排斥性

* 积极的福利社会

* 社会投资战略

经典的社会民主主义主要关注于经济安全和再分配,而把财富创造视为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新自由主义者则把竞争和财富创造放在首位。“第三条道路”政治也十分重视所有这些因素。考虑到全球市场的性质,它们都具有十分紧迫的重要性。但是,如果人们都沉溺在纷乱的经济旋涡中随波逐流,所有这些因素将都得不到任何发展。政府应当在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以营造一种良好的企业环境。可以这样说:“第三条道路”政治支持一种新型的混合经济。老式的混合经济

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涉及到国家与私人领域的划分,但仍有许多企业掌握在政府手中。另一种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社会市场。在两种情况下,市场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新型的混合经济则试图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一种协作机制,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的动力机制的同时,把公共利益作为一项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它既涉及到国际、国家和地方各层次上的调控与非调控之间的平衡,也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平衡。第二种平衡至少与第一种平衡同样重要,但它可以在第一种平衡得到实现的过程中获得部分的实现。

企业的快速创立或倒闭是一种有活力的经济的特征。这种流动性与一个由被视为当然的习惯所统治的社会是不能兼容的——哪怕这种习惯是由福利制度导致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改变福利国家所蕴涵的风险与安全之间的关系,以形成这样一个社会:在政府、企业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人是“负责任的风险承担者”(responsiblerisktakers)。当情况变得不妙时,人们当然需要得到保护;但更需要的,则是顺利度过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时期的物质和精神能力。

平等问题必须得到全面而认真的思考。平等与个人自由有时可能会产生冲突;而且,平等、多元主义与经济活力之间也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正像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况那样,结构变迁所导致的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是很难克服的。但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应当接受这样一种观点:高度不平等是经济繁荣的必然伴生现象,因此是不可避免的。过去形成的关于不平等问题的成见应当消除,平等的真正含义应当得到进一步的反思。平等必须有助于实现多样化,而不应当成为后者的障碍。

由于我下面将会谈到的原因,再分配不应当从社会民主主义的规划中消失。但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的讨论最近以来已经非常正确地把重点转向了“对可能性的再分配”对人类潜能的开发应当在最大程度上取代“事后”的再分配。

平等的含义

许多人指出,当下惟一的平等模式应当是新自由主义的模式:机会均等或精英统治(meritocracy)。我们必须明白为什么这一立场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如果这种模式能够得到实现的话,)一个彻底的精英统治的社会将造成收入上的严重不平等,并因此而威胁社会的凝聚力。比如,让我们考虑一下“胜者通赢”(winner-take-all)的现象。在劳动力市场上,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结果。某个仅仅比别人稍微能干一点儿的人会比别人要求更多的工资。一位网球明星或著名歌剧艺术家所获得的报酬远远超过那些比他(她)稍逊一筹的同行。与其说“尽管运用了精英统治的原则,仍然存在这样的现象”,倒不如说这种现象正是由精英统治原则的运作造成的。如果微弱的边际差异能够决定产品的成功还是失败,那么,对于企业来讲,赌注实在是太大了。被认为造成了这种边际差异的个人会得到不成比例的报酬。他(她)们是一群新的“无名的显贵”。

除非精英统治伴随着一种工作分配上的结构变化(这种变化只可能是暂时性的),否则一个精英统治的社会可能还会造成大量的向下流动。许多人不得不向下流动,以便其他人能够往上爬。但是,正像许多研究已经表明的那样,波及面很大的向下流动将会产生无法估计的后果,并使那些受到这些后果影响的人产生疏离感。大规模的向下流动对社会凝聚力造成的威胁,可能不亚于一个充满敌意的被排斥者阶层的存在。事实上,完全的精英统治将制造出一个这种阶层的极端形态,即一个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阶层。这不仅意味着有一些群体将生活在社会底层,而且意味着他们知道自己能力的欠缺而生活在底层是命该如此:我们很难想像出比这更加令人绝望的处境了。

无论如何,一个彻底的精英统治社会不仅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由于我们已经指出的原因,一个精英统治的社会在结果上可能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特权者必定能够将其优势传给自己的子女,但这样一来又破坏了精英统治。毕竟,即使是在像苏联那样奉行相对的平等主义的社会(在那里,财富无法保障子女社会地位的提升)中,特权阶层也能够把自己的优势传递给自己的后代。

这些观察并不表明精英统治与平等毫无关联,而是说明这些原则不能涵盖平等的全部内容,也不能用来定义平等。那么,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新的政治学把平等定义为“包容性”,而把不平等定义为排斥性。不过,我们需要对这两个术语加以进一步的阐释。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包容性”意味着公民资格,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生活的现实中所拥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它还意味着机会以及在公共空间中的参与。在一个工作对于维持自尊和生活水准而言处于至关重要地位的社会中,获得工作的可能性就是“机会”的一项重要含义。教育是另一种重要的机会——即使在教育对于获得工作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情况下,仍然是这样。

在当代社会中,有两种比较明显的排斥类型:一种是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排斥,将他们排除在社会提供的主流机会之外;另一种是社会上层人士的自愿排斥,也就是所谓“精英的反叛”:富人的群体选择离群索居,从公共机构中抽身而出。特权阶层生活在壁垒森严的社区中,不参与公共教育和公共保健体系。

由于工业社会的阶级结构正受到上文中曾经简要提及的那些重大变化的影响,包容性和排斥性已经成为分析和回应不平等的重要概念工具。大约二十五年以前,大多数工业劳动者(主要是在制造业)都从事体力劳动。如今,信息技术已经彻底改变了制造业的性质,大幅度地减小了对无技能劳力的需求量。计算机辅助设计和用户化、自动化的存储和分配系统,以及生产单位、销售单位与客户之间的联网,取代了以前需要手工进行的工作。今天,在发达国家中只有不到20%的劳动力从事制造业的工作,而且这一比例仍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正在消失。与此同时,主要集中在煤矿、铁矿、钢铁冶炼厂和造船厂等周围的古老的工人阶级社区也已经发生了性质上的转变。

有些重新获得了生机,另一些则逐渐衰败了。正像城市中心的贫民区一样,这些社区从更加广阔的社会中孤立出来。如果其中又有许多少数民族群体,那么种族偏见将进一步强化这一排斥过程。正像美国城市长期以来的情况那样,欧洲城市也正在吸收大量的外国移民,这使得伦敦。巴黎、柏林、罗马和其他城市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穷人”群体。因此,经济上的排斥性总是涉及到物质和文化两方面的含义。在衰败的地区,房屋年久失修,工作机会的缺乏导致缺乏求学动力,并因此造成社会不稳定和组织瓦解。在伦敦老城这个英国最富裕之地周围的一些市政房产里居住的人群中,有60%处于失业状态。而正好附近的城市机场却无法招募到自己所需的技术工人。

包容性与排斥性

排斥性这一概念所涉及的不是社会等级的划分,而是把属于某些群体的人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的机制。对于上层社会而言,自愿排除的驱动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源是远离社会的必要条件,但却从来不能完全解释这些群体选择如此行为的原因。与社会底层的排斥性不同,社会上层的排斥性不仅是对公共空间或社会团结的威胁,而且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因果性的联系。我们从某些国家如(巴西和南非)中出现的更为极端的例子上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两者是一起出现的。因此,限制精英的自愿排斥对于在社会底层营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许多人认为特权集中在上层社会是在所难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正在广为蔓延。比如,在美国,1980年到1990年十年期间,有60%的收入集中在仅占人口1%的少数人手中,而总人口25%的最贫穷的人口的收入在三十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英国也表现出相似的情形,只不过没有这么极端罢了。目前,收入最高的劳动者与收入最低的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五十年来最高的。虽然从实际生活水平上看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处境都比二十年以前有所改善,但是,最穷的10%的人却发现他们的实际收入是下降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趋势必然会持续下去或者是日趋恶化。技术创新是一个无法估量的因素,或许这种趋向于越来越不平等的趋势在某一时空环境下会发生完全的逆转。无论如何,这些趋势比表面看起来更为复杂。正像一些特别认真而详尽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在某些发达国家,不平等现象在过去三十年间是逐渐缓和而不是日趋严重了。当然,我们无法准确地了解关于收入的统计资料究竟具有多大的可靠性,因为衡量第二经济(secondaryecono-m力的努力基本上只能停留在猜测的水平上。这种经济可能会增加不平等,但它更有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因为易货贸易和私下的现金交易更有可能在穷人之间进行。最后,那些长期处于新自由主义政府统治之下的国家比其他国家表现出更为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加剧的现象,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新西兰和英国。

谈到美国问题,政治问题专栏作家米基·考斯(mickeykaus)建议在“经济自由王义”(economicliberalism)和“公民自由主义”(。ivicliberalism)之间作出区分。贫富差距将会继续扩大,而且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一趋势。但是,公共领域可以通过“公民自由主义”而得以重建。考斯在这一点上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公共空间被不断掏空的趋势可以得到逆转,而且,解决上层对其他群体的社会排斥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当然,经济不平等肯定与排斥性机制不无关系,我们不应放弃降低这种不平等的努力。

在欧洲范围内,一个关键的因素是福利开支的可持续程度。福利国家本身可能需要彻底的改革,但福利制度的确应当对资源分配发生影响。我们还可以考虑其他策略,其中有些策略的适用范围可能还非常广泛,比如雇员持股方案。这种方案的再分配意义是非常大的。这些福利措施对收入分配状况产生的基本影响之一,就是提高性别平等的程度。在福利制度的影响下,不平等现象是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这再一次反驳了“社会正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这一简单的说法。家庭的变迁会影响到不平等的结构。在1994—1995年期间,英国占人口20o的高收入家庭中有一半是属于一个人从事全职工作或夫妻二人都从事全职工作的情况。新的不平等模式不完全是既定的。政府的政策可以对之发生影响,比如支持单亲家长进入劳动力市场。

“公民自由主义”——也就是对公共空间的重塑——仍然必须成为上层的包容性社会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自由主义如何才能得到复兴或者维持呢?成功地培育起世界性国家(cosmopolitanation)是一条途径。那些认同自己为某一民族共同体的一员的人们,更有可能承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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