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市场(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

8、市场取向的私有企业制度

作者:政治类

回顾一下,情况看来是这样的:西欧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为市场取向的社会,北美在19世纪,澳大利亚和南非在19世纪末,日本在20世纪。在亚洲、拉美和非洲,其他市场取向的社会仍处在发展过程中。撇开南斯拉夫不论,它们全都标有私有企业的印记,然而它们也全都掺杂了上一章的可供选择的制度的那些内容。

在它们的为人熟悉的特征之外,还有少量给予不太充分理解的特点。根据前几章的概念和分类,现在我们可以用相对不多的词汇勾勒一下这种制度。

1.它们事实上不是占支配地位的市场制度(而且现实世界没有一个制度是这样)。这类制度一贯如此,新政府的作为并未导致多少新的结果。在这些制度中,生活和工作在家庭、商业企业和政府机构中不断进行。在每一单位内部,协调是必需的,但不是通过市场制度。父母的权威和各种非正式的相互调整,组织着家庭。

在主要依靠生计农业的国家中,生产大多是在家庭中组织的。

但是,即便在工业体系中,家庭生产仍然是经济活动的很大部分,虽然它没有在国民生产和收入的统计中加以考虑。在美国,比如,非市场的家庭生产如果被统计进来,按照粗略的估计,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

在企业和政府机构中,不计其数的组织任务通过官僚制权威而实现,如在所有现代制度中一样,虽然公司也使用了内部的市场。仅仅在对外的协调上,各集团之间的协作——

家庭与商业企业、企业与企业、政府机构与企业、工会与企业——才使得市场充当了支配的角色。

然而,即便在那里,它也是与政府分担重任,这个政府既要权威主义地协调经济和社会的一些方面,又要在市场中充当着远比其他参与者更为重要的角色。在这些制度中,政府通常是最大的开支者、借款人、出租人、雇主、财产所有者、承租人和担保人。就它在经济中的作用而言,已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在美国,按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计算,政府开支从30年代大萧条以前的10%达到70年代的30%,提高了3倍。因此,悖论式地说,勾划这些市场取向的制度的最好办法之一,是描绘政府权威在它们那里起的巨大作用。政府权威在这种政治—经济制度中的作用,已被美国的图景所说明。财产税驱使居民和店铺迁出衰败中的集中都市区域。对住房家庭所有制的补贴,已蔓延到大其次都市区域的住房发展上。无论是先前的联邦道路规划(它第一次使得汽车可以畅行无阻),还是比较新的州际公路体系(它使汽车开得更快),都增加了在许多地区足以消除城乡差别的流动性。道路和立体交叉建筑改变了山谷的轮廓。由于地方政府竞相鼓励纳税商业的发展,工业企业遍布农村。所有这一切——常常被指责为市场的无序——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市场制度中积极活跃和强大有力的政府。这些制度的某些成本高昂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其政府的努力,其中包括,差不多根除了瘟疫、伤寒和疟疾;文化和公共教育事业的进展;老年人收入保障的适当水平;人类登上月球等。

按照国民生产总值的一个估算的百分比,各国政府的总开支所占比重是:

瑞典53%

联合王国45

奥地利44

日本42

法国40

意大利40

西德39

加拿大37

美国28

巴西19

印度18

单是作为收入的再分配者,政府便是以一个主要的经济协调人的身分行事——比如在为免费的公共教育和福利支付筹资方面。福利开支、养老金和补贴加在一起(不包括教育经费),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大致如下:

法国20%

奥地利16

意大利16

瑞典15

西德15

智利12

加拿大11

联合王国11

美国6

日本5

印度2

尼日利亚2

南朝鲜2

委内瑞拉2

政府的许多经济行为常常被说成是“政府对实业界的管理”。它确实是一种巨大的活动。但这一说法并不确切。它实际上是指政府对实业的推动,这个推动采取了众多的方式。无论如何,政府的推动作用对这些制度的其他主要特征是关键性的,为此,我们专门开辟了一章。在那一章里我们将把这一命题作为一个设想提出。

2.这些制度中的每一个都把对生产的非市场的政府权减控制(独立于商业企业之外)与对企业的三种控制类型结合起来;这三种控制类型是:“直接的”权威控制,对它们的市场的“间接的”操纵,以及(作为一种特殊的“间接”控制形式的)计划者主权。

非市场的权威控制(它的运作独立于商业企业之外),表现为政府雇员实际的政府对生产的行政管理。思维的习惯模糊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以为所有政府机构都是生产性组织。

审判生产裁决。农业发展机构生产技术设计。国会议员既生产规则,又生产调查劳务。陆军和海军生产各式各样的劳务:

征服,破坏,恐怖,国防,有时还有和平。它们都是生产性劳务,这已为公民们为它们纳税的意愿所证明。然而。对于所有生产性劳务,不存在任何市场:生产不得不以行政方式加以组织——这与苏联类型的制度中组织各种生产的情形十分相类似。

除了军事部门,这一部门的规模常常靠统计机构的雇员来大体估算;除了公有企业的雇员,所有有收入的雇员占的百分比是:

美国14%

法国8

西德7.5

日本6

联合王国6

印度4

至于政府对企业的控制,间接的控制采取了权威主义的禁止、许可或命令的形式:比如,实行进口限制或发放许可证,要求企业雇用一定比例的残疾工人,规定发布新的保障办法的程序,禁止妨碍工会活动,规定财政统计和报表的形式,或者禁止(企业间的)吞并等等。这个清单是没有尽头的。

为了对付大公司(它们的决定对整个经济日益重要起来),政府官员逐渐学会扩大授给自己的权威,把它延伸到其他领域,从而取得对大公司的控制。所以,历任美国总统总是把他们的权威扩大到调查、公诸于众、征税、订立合同等方面,以威胁公司的执行人;其结果是,一些大公司现在在宣布提价以前,总是先把决定呈报白宫。

间接控制的实施,要么通过最低或最高价格(例如,最低工资法律),要么通过政府的购买和销售(例如,收购农产起来维持农业价格),要么通过能影响企业活动的利润的其他任何形式。

在间接控制的多种形式中,有一种来自于计划者主权的实践,即通过政府对最终产品的收购实行的控制。比如,政府签订了购买武器和道路的合同。这是一个老的实践,让人熟悉得甚至无须安上计划者主权的名称。然而,直到约1950年时,工资薪水还是美国预算上的最大开支项目。只是从那以后,合同的支付款额才变得较大。这个变化标志着,政府从对权威或行政指导(对它自己的雇员们)的依赖,变成对通过购买企业的最终产品而建立的市场指导的依赖。

政府从商业企业的购买,包括新的资本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大体如下。这些数字里含有社会(公有)企业的投入购买。

美国7.3%

西德7.2

瑞典6.7

联合王国6.7

加拿大6.2

印度3.0

澳大利亚1.7

不过,计划者主权表面上有时也装扮成对于企业的直接的行政权威。在美国,国防生产中的计划者主权同直接的行政控制混为一体,它采用了西莫尔·默尔曼(seymourme -lman)所说的“五角大楼的资本主义”(pen tagon capic talism)的形式。国防合同管理服务署的2万名文职和军事人员对合同企业实施着面面俱到的权威。他们的权威深入到譬如说监督企业的保险问题、包装和密封、安全要求、生产流程和汇报、内部承包协议的达成、存货清单、试验,以及工程的研究。它是美国制度中一个大的部门领域出现的政治—经济组织的一种重要的新形式,而这个部门领域在产值上比许多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大,大于印度,几乎与加拿大一样。

3.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些制度的政府通过以“国民经济计划”命名的政策,始终在沿着市场经济的轨道前进。

它们的做法与共产主义制度的计划实践大相径庭,在后者那里,“计划”意味着对生产的权威主义的非市场的控制。计划成为政府推动实业界的主要手段之一——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种享有声誉的新的手段。像我们后面将会见到的,计划者并不真正期待其他的目标,如约束商业企业、计划生产、或改变一个经济、一个乡村或一个文化的根本特点。

4.所有这些制度都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市场社会主义。尽管如此,这些制度的公共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并无大的区别;

它们的运作是依靠几乎是相同的官僚制的公司结构进行;在私有企业中也可以发现这种构造,它处在拿薪水的高层管理人员的权威之下,受着避免亏损和赚取利润的指示;这种管理方式与私有化的管理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别。

一旦出现了社会主义社会模式的中央机构和共产主义思想中同样集中的成分,公共所有制便失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这些年中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热情。其他的政策和机构建制看上去似乎比较有希望,尤其是与社会福利纲领相结合的再分配的所得税,和凯恩斯主义的保持高水平就业的技术。

社会主义者们也看到,政府通过购买而不是没收所造成的商业企业有条不紊的获取(利润),没有大幅度地改变财富的分配。(购买通常在民主制度中被认为是有必要的。)而且,对于生活在非民主制度下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来说,他们发现,把企业托付给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好处。甚至在民主制度中,把它交给公共的官僚制而不是私有化的官僚制,是一个越来越让人怀疑的收获,尤其是因为在两种场合对企业的主要控制均为市场的控制。

作为其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阵社会主义的旋风之后,企业的社会主义化再次落入非社会主义者的手中。我说“再次”,是因为在公有企业中,不论是很早以前的商业冒险或最近的商业冒险,在社会主义中都不是原理上的商业冒险或意识形态上的商业冒险。重商主义者早已建立起国家对烟草、盐业、火柴和酒类的垄断,比如,作为国家便利的岁入来源。19世纪时,公用事业的社会主义化,如铁路、电话和电报以及电力的社会主义化,是针对控制“自然垄断”的困难的实用主义反应,而这些“自然垄断”是由新的技术引发和产生。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虽然在联合王国出现了一股社会主义化的浪潮,法国的某些国有化过程——例如雷诺(renault)公司的国有化——是作为对纳粹勾结者的惩罚而实施的;意大利政府获得了作为法西斯主义的一份遗产的大批公有企业。60年代和70年代在西欧新出现的国有化,是为加速经济增长提出的;因此,对于计划者、官僚和商人说来,它们比社会主义者的建议更有吸引力。

是否公有企业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实用工具,仍有待于观察。作为市场取向的制度的实践,这样一种计划主要依靠间接的市场控制,可以用来支持私有和公有企业。由于这些公有企业是在消费者主权而不是计划者主权或直接的权威控制的政权下运作,它们不会专门被设计来接受国家的指导。过去,人们常常怀疑,是否中央政府对这些企业能够取得比对私有企业更重要和更有影响的控制。在法国,例如,“对私有化的钢铁行业”的引导,“就对政府政策的依赖程度而言,如同对国有化的储蓄银行的引导或对国有的雷诺公司的引导一样”。“在意大利,整个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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