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市场(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

9、政治:为着权威的斗争

作者:政治类

在一个被叫作政治的凌乱过程中,想要权威的人为它而争斗,另一些人则试图控制掌握权威的人。

霍布斯认为,基本的斗争是“男人们之间为了他人、妻子、孩子和牲口”而展开的。可是,历史记载的重大斗争并没有讲述偷窃牲口、绑架孩子和勾引他人妻子的人的故事。我们很久以前就知道,希腊人所以不驶向特洛伊城,仅仅是为了夺回海伦(helen)。人们在权威上的争夺,是为了控制权威已经取得的人和财富,是为了控制正式的组织,尤其是国家行政执法官和军事力量。只有通过组织,人们才能发动攻击,征收税赋,灌溉土地,修筑道路和金字塔,维护和平和击退入侵者。亚历山大(alexander),泽尔士(xerxer,波斯王,公元前519—465年——译注)、凯撒(caesar)、可汗(genghiskhan)和拿破仑(napoleon)为权威而斗争,不是为妻子和牲口。菲利浦二世(philip

ⅱ)、克伦威尔(cromwell)、俾斯麦(bismarck)和戴高乐也是如此。林肯(lincoln)和胡志明(ho chi minb)同样是这样,出于同样的理由,过去和今天还有理查德·尼克松,理查德·丹尼(richard daley)、卢蒙巴(patrice lumumba)、伊恩·史密斯(ian smith)、拉赫曼(mujibur rahman)、卡米查(stokely carmichael)、阿拉法特(yasir araeat)和哈罗德·斯达森(harold stassen)。

在斯大林的肃反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騒乱中,争夺采用了暴力形式;在“五月花号”协议中,争夺却是和平进行的。争夺有着数不清的形态。同交换和说服一道,权威本身被卷进了争夺权威的斗争中。

对最高权威的控制

无论斗争如何进行,它总要使权威处于某种程度的控制之下。因此,权威从未彻底实现单向度的控制。甚至当斗争看来已经取胜和停止之时——比如,已经没有对手能阻止人们向斯大林俯首贴耳——最高权威仍然会受到至少是微弱的控制之下。对于甚至是剥削性的政策,也需要社会的合作——

军队的合作,或者税务官员和其他小官吏的合作。为了充当一个总督的角色,最高权威必须至少最低限度地响应他们的愿望。同样不可避免的是,被最高权威授予下级官僚制权威的人们将扩展使用他们的权威,以接近和获得对最高权威本身的权力;毛泽东曾经引人注目地竭力抵制过这种现象。

尤其是,由于高层权威上的每个人都需要信息,他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成为知识专家的俘虏——专家、分析人员、研究机构、统计师,诸如此类。当肯尼迪总统默许猪湾入侵事件时,他已是这些专家的俘虏;1958年赫鲁晓夫的教育改革失败时,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他周围。最高权威对信息、分析和建议的需求,将导致专门的政府机构的出现,例如苏丹王的大臣,政府首脑的非正式顾问团,或者印度的计划委员会。3000多年以前,当伟大的民族运动使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波斯人进入波斯,拉丁人进入意大利,希腊人进入爱琴海流域时,它们的政府全都拥有自己的代表会议和集会,用它们来开导和抑制国王。通过讨论和说服,影响的传播将超越政府中的人们而到达任何可以接近统治者的个人那里——一个老朋友或一个朋友的朋友,一个请愿者,或一个报刊专栏作家,等等。

后援组织

控制国家有着巨大的价值,所以它激励着无穷无尽的斗争。斗争驱使每个竞争者寻求支援。没有人单枪匹马便能够在一个大的社会制度中夺取或掌握最高权威。他需要组织:一支私人军队,像希特勒的打手们;或一个非正式的集团,像斯大林晚年身边的支持者;或一个政党,像苏联或中国的共产党;或党内和官僚制内部的一个派别,像尼克松的争取连任总统委员会;或游击队员,像使卡斯特罗上台的那些人。不管什么形式,后援组织牢牢盯住了对最高权威的控制。它常常可以废黜最高权威;例如,波兰共产党在1970年12月迅速罢免了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

后援组织之间的调整约束着最高领导——也许比它在政府中的合乎体统的方式更为有力。为了诱导成员们授予自己在后援组织的权威,最高权威向他们提供好处:他们想要的政策,大量的金钱,权威的少许分享,组织内部的推动,或者保护他们不受对手打击。

虽然政府的最高权威可以使用政策和军队来强迫从官僚制和人民那里获得权威的授予,它却不能够在后援组织内这么做——除非它可以在这个组织中创造一个有能力强制多数成员的比较小的集团。但在这种情况下,它必须给这个较小集团的成员们提供好处,以求得他们对权威的认可。从特定角度讲,在每一个制度中,最高权威最终不可避免地要依靠一个后援组织,这个组织建立在多种交换和说服、而不是单向度权威的基础上。它是政治的最基本的事实之一。尽管纳赛尔(nasser)在埃及拥有巨大的权威,“在每一阶段上,他都不得不估计抛弃他的某个顾问同事的风险,即是否这个人会变成一个公开的敌人,是否这个对立面会成为危险的东西。”这类事例在权威的历史上俯拾即是。

斯大林死后,对新领袖有用处的一个重要的后援组织是政治局。但在一段时间内,政治局作了另一种选择。它集体行使最高权威,而不是向斯大林的某个继任者宣誓效忠,虽然从形式上讲主要是马林科夫(georgi malenkov)扮演最高权威的角色。政治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后援组织集体从最高领导那里夺走了权威,通过它所能作出的各种安排来行使这个权威:集团内的选举或非正式的相互调整,包括好处的交换,内部的结盟,相互威胁,甚至暗杀。

但是在这样一种游戏中,每个主要的角色都有赖于接受他的权威的那些人的帮助。所以,每一个控制他人的角色都转而受到他的支持者的控制。有时,彼此对立的后援集团分享着最高权威,为它而展开竞争。在中国的“文化革命”之后,“三个王国”分享了权威:林彪(lin piao)的军委统治下的军队,陈伯达(chen po-ta)和江青(chiang ching)领导下的“文革”集团,以及周恩来的国务院下的政府机器。某些后援组织在确定谁上升到顶层的问题上并不想起决定作用。它们所做的,仅仅是影响握有权威的人或者也许很快将握有权威的人。因此它们是靠政府和其他更有势力的后援集团的默许才得以存在。

在多数国家,最高权威试图利用这类组织——利益集团——作为信息的来源,还常常作为与民众沟通的一条渠道。由此产生的利益集团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密切关系,把每个影响都传给他人;这种情况甚至存在于一个高度权威化的制度中。

尽管共产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制度禁止利益集团存在,我们将会看到,它们仍在这些制度中作为贴近各种领导的非正式的追随者而存在。

政治的要素

所以,政府和政治至少须包括以下要素:

最初意义上的政府。它通过一个公开的等级制的权威结构,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

最高权威。它既指导等级制度,又为维持它而斗争。

最高权威的顾问。他们获得了对最高权威的不同于权威的控制。

后援组织,包括利益集团。

军队,或其他军事组织。它们也许会、也许不会取代所有其他大的后援组织。

此外,尽管各国有所不同,政治最终很大程度上不是权威的一种等级制的行使,而是一种综合性的相互作用:

抢劫、袭击、勒索、租借、征税——它们由后援集团和政府实施,目的是取得必要的财力,用来支付和装备军队,和满足其他后援集团,包括那些被引诱背叛对立面的后援集团。

最高权威、潜在的对手和其他人在好处的普遍交换中作出承诺,以换取他人的合作——或是在他们争夺最高权威的斗争中,或是在约束最高权威的斗争中。好处不光包括金钱,还有地位、身份、分享权威,诸如此类。

多种类型的威胁(死亡、流放、监禁和蒙受耻辱),尤其是当权者将停止给于追随者和盟友以好处的威胁,和支持者和盟友将撤回对权威的授权以及其他合作的威胁。

领导人权威的使用,不论是直接地、间接地、或是持久地,以强制得到支持,这要么是在争夺权威的斗争中,要么——对已当权的领导人来说——是在对斗争的镇压中。

通过相互的调整,由政府领袖和后援组织建立联合和结成盟友,尤其是牢固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稳定联盟,这样最高权威的任何竞争对手都能够事先知道一个稳固的支持者结构的份量。

所有参与者之间不断的说服。

当好处、威胁、恳求以及权威不充分时,还有暗杀、监禁、屠杀和战争。

在这样一场争夺权威的赤躶棵的斗争中,看来最高权威似乎总要求助于军事领导人,因为后者握有武器。事实上,他们自己不拿枪;他们的下属,普通士兵们,才握有武器。所以,军事领导人能否胁迫和掌握最高权威的位置,又取决于他们对自己下属的权威。最高军事权威就像其他领导人一样经常卷入政治斗争。

说最高权威求助于有钱的人,也许更加正确,因为金钱比起普通警察或士兵手中的武起来,是一个更间接的影响控制的手段。但它仍是一个过于简单的陈述。然而金钱不光是加入政治讨论,它也参与私下密谋,以及——在另一个极端上——有的时候是如此大声地喧闹,以致它压倒了其他一切声音。每一个后援组织都成本高昂。金钱,不论是来自私人财富,还是公有基金(它隶属于提供庇护和签订公共合同上的权威主义支付),都是雇用支持者,以及靠武器或印刷机装备他们的一个普遍有效的工具。权威的竞争对手有时也能够直接买通对手。

我们上面所描述的,是争夺权威的基本斗争,它构成了所有政府的基石。在它的上层,我们在以后的章节将会看到,为着权威的重大斗争也在进行,这种斗争的变化取决于政治—经济制度的形式。

大众化控制和福利

如果指的是政治方面,那么对大众化控制的考察看来相当有限。虽然最高权威受到多种方式的约束,但很清楚,斗争既不能保证对最高权威有任何很有效果的大众化控制,又不能为了民众而对权威中的那些人施加关注。的确,我们将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相互控制从未建立过足够的民主控制的可能性。

不过,对于最高权威的某些缺少民主程序的影响,也完成了一定程度的大众化控制,推动着某些最高权威像一些民主领导人那样,努力追求普遍的福利。他们是如此精力充沛地追求它,以致一些人认为,就普遍的福利而言,无论是自由或是民主都已不再需要。

民主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在保健和福利的公共开支上,按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看并无大的差别。没有采用任何民主控制的工具,共产主义的中国在人民的食品、住房、保健和教育方面都比民主的印度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和中国在控制血吸虫病、伤寒、霍乱、疟疾和性病这些方面付出的能量相比。苏联比民主的英国给予年轻人更多的高级培训的机会。美国人特有的对于低收入集团的营养、健康和培训的忽视(美国的伦理观为此提供了辩解,根据是,每个人应对自己负责),这种忽略现在可能像传统的政治寡头、暴君或军界领袖一样变得过时——这些人受到了广泛怀疑,除了精力充沛的改革家之外。海尔·赛拉西、阿本·绍德(jbn saud)和巴蒂斯塔之流越来越让位于萨达特(sadat)、卡斯特罗和尼雷尔(nyerere)这种人。

是什么机制导致这种事态?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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