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市场(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

11、多头政治的和市场的控制

作者:政治类

当市场制度与个人消费品好连在一起时,就它指所有历史上的和现实中的市场制度而言,它是一个大众化控制的制度。人们用他们的美元、法朗或卢比“投票”。所以,一个国家的铁路可以归属多头政治的或者市场的控制——或归属于二者的一个结合,像现实中许多制度那样。在许多国家,对公立学校的大众化控制几乎完全是通过多头政治进行,只把私人学校留给市场控制。医疗服务是混合式的:有些方面通过销售,因而受到消费者需求的控制;另外一些则是靠多头政治方式控制的计划实施,因而未在市场上出卖,例如美国退伍军人的医疗保健。

为了把多头政治和市场清楚地看成是大众化控制的可供选择的制度,我们不得不穿透双重烟幕。之一是由现代经验、知识造成的烟幕。它表达的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信念,认为公司可以很好地实现它们想要做的一切,而且,撇开理论上的问题不论,消费者手中的市场控制的确只有很小的效果。抱有这种信念的人常常以安详的自信坚守它。他们仿佛没有受到下述证据事实的困扰,即:公司不得不出售它们生产的一切,并由消费者来挑选——在一辆新车和住房改善之间,在两辆或更多种类的汽车之间,在更多的鞋子和更好的食品之间,在土豆和烧酒之间。所有卖主,包括公司,只有靠对销售情况至少是作出足够良好的反应,才能够生存下来。人们不应否认大众化控制的存在,应当问的是,它的“足矣”是否真的已经足够。

另一重烟幕由那些错误使用经济理论的人所造成。他们的错误在于过分简化。每个公司都必须销售产品。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这便是要说的一切。显然它这时处于它的消费者的控制之中。这些热心人并没有停下来,就下述可能性提一点问题:消费者也许缺少选择的能力,也许甚至受到欺骗,或者市场也许受到操纵。他们简单地把自己的信念停留在一个他们设想与现实世界会一致的模式之上。

特殊的比较

对两种制度的大众化控制作一些特殊的比较,有助于阐明这两种制度。我们把比较限于功能或行为,通过它们,市场和多头政治可以被认为是可行的抉择,因为还有相当多的功能是不适用于市场的。

撤职与改革

可以这样进行一种比较:如果olivetti公司的一个潜在顾客不喜欢这家公司生产的打字机,他可以直接到别处购买。

这一可能性使得那些负责olivettl公司的人随时准备采取对策。相比之下,倘若一个市政公共工程部门的“主顾”或委托人不喜欢它的成绩,却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不得不试图说服它的官员改变方式,在有些场合他可以威胁要同其他选民一道撤换官员。不过,他所获得满足的前景常常是很不乐观的。于是我们的讨论深入一步:撤职比内部改革的犹豫不决的努力更加有效。

对于生产什么产品和劳务的决定的大众化控制而言,撤职的威胁的确常常是一个简捷方便、操作迅速的机制。它经常取得简明和准确的控制,这种控制远远胜过公民们在生产问题上拥有的吃力不讨好的和仅仅是近似的控制,如果他们投某些官员的票、这些官员再来任免经济的行政管理人的话。

准确的投票投票的类似情况用不同方式阐明了同一个现象。如果人们多少想要某种东西的话,他们总可以用花钱购买的方式直接对它“投票”。与政治投票不同,市场投票是便利的,它是如此便利,以致消费者一天可以投一打票,而且天天这样。与无法预料候选人意图的政治投票不同,市场投票是准确的。一个消费者投票时准确地知道他所要的是什么:比如,一种红白包装的100毫米长低焦尼古丁含量的一盒香烟。他也可以在任何时候改变他的选择;在某些选择范围内,他获得的东西也会随之立即改变。在选举投票中,投票与结局的联系是松弛的和不确定的。

个人所得与公共精神

根据某些人对大众化控制的两种制度的看法,它们的区别是简单的。市场制度把决策权交给一个领导集团——实业家——他们的动力是赚钱,但没有丝毫追求公共利益的责任感。多头政治把决策权放到另一个集团——当选的官员——

手上,他们负有的正是这种责任。从一个质朴的选择观看,后者显然更讨人喜欢。

海豹是容易训练的,因为它们有一个吃鱼的好胃口。现在应当弄清楚的是,追求金钱的领导或许比追求公共利益的领导更容易受到准确控制,如果大众能够系统地改变领导人满足金钱胃口的机会的话。市场制度正是干这件事的一个机制,它在社会控制的精确系统内应用了一个强有力的激励——操纵赚钱过程,指导实业家沿着消费者开支引导的方向前进。另一方面,多头政治的控制的特点在于,尽管领导者也许有志献身于公共利益,这种控制本身却不包含大众化控制的任何保证。因为,公共利益可能不明确,或者仅仅由领导人自己用不符合民众决断的方式规定。

多头政治的一个令人吃惊的特征在于,在民主理论和实践中,当选的领导人的责任多半是含糊不清的。这个由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在1774年对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选民们的经典演讲中所雄辩地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有些当选代表们仍然选择追随他们自己对政策问题的最佳判断。另一些当选的代表则选择追随他们的选民的愿望。我们看到,当选的官员也在进行选择:是满足选民中各种有力量有影响的少数人的利益,还是满足多数人或全体人共有的利益。投票者的控制减弱了,因为这些选择不是他们作出的。

在美国的制度和某些其他的制度中,一个国会议员可以选择为自己制造声望,其办法或者是对全国性争论加以领导,或者是把焦点集中在他自己的选民特别关心的问题上,或者是施舍好处和服务(包括授给他的选民某个官职或权力),或者给他的政党和政治上的同事以某项服务,他们能够在选举时帮助他和把他推举到另一个当选的或任命的官位上。这些全都是他的选择,不是选民的选择。

结局的控制或过程的控制

两种控制制度之间的差别有时表现为控制产出或结果同控制投入或过程之间的差别。企业由产出控制。无论它们从事生产,还是离开经营。但多头政治无法取得对于政府组织的同样控制。一个典型的抱怨是,“没有证据表明,用于改善学生教育的50到100亿美元的联邦开支有任何成果。”多头政治的控制仔细规定了预算、个人活动、组织统计和其他特殊的投入及过程;但是产出或结果仍可能逃脱控制。

不过,人们容易错误地想象这一区别的重要性。当面对一个力所不及的问题时,一个知道自己不能保证后果的商业企业将不会试图去干这个工作。然而,不可行的任务却有可能安排给一个政府机构。例如,如果担心海洛因的使用失去控制,政府机构会得到指示去为此做某件事,不论是否有人了解它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它。因此,它实际上有任务的性质而非组织的形式;这一点使得大众化控制缺乏成效。

直接的和委托的决策

一个更基本的差别在于,尽管多头政治的控制和市场的控制,给予大众的不过是对必需的决策中一小部分的直接控制,但它们同这一比重所包含的内容却有很大的距离。

在所有大规模的大众化控制的制度中,相对于大众可能涉足的或直接控制的范围而言,必须做出的决策在数量上要多得多。为了实现大众化控制,有必要找出某种方式。首先,允许对少数可行的决策实行直接的大众化控制。其次,使所有其他委托的决策隶属于这少数的决策。不论是多头政治的制度还是市场的制度都可以实现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在上述两种场合,均可以实现“小人物掌权”的目标。

除了偶尔的公民投票,在多头政治中,人民直接决策的是那些选择最高领袖位置相当者的决策。选择和撤换最高领袖,是一种间接控制所有委托决策的方式:这些决策涉及政策和由最高领袖任命的其他领导人的选择。

在市场制度下,人民完全不对领导人作任何选择。相反,人民的直接决策是就消费品及劳务的最终产出说“要”或者“不要”的决策。对有关最终产品的直接决策来说,所有委托的决策——我们的论点在深入——是从属性的:例如,有关使用哪些人力和其他资源之后采用什么方法、在哪里活动、如何进行和由谁监督管理等决策。

最终产品的选择似乎——至少在最好的条件下——比领导人的选择最适合于大众化控制。消费者享受着对他们想要的东西的一种直接的、紧密的、准确的和迅速的控制。稀缺价格或有效价格预备好了成本的信息。实业家们从而被准确地告诉有关每种产出的数量,它是消费者渴望得到又有足够能力支付的。

委托的决策与直接的决策之间的从属关系——我们的论点在深入——是紧密的。由于每个公司受到许多竞争同行的压力,它不得不找出最能盈利的技术、位置和人员,否则它就会被赶出经营圈。对经营者来说,很多委托决策问题中的每一个,都只存在一个正确的答案,它允许企业继续生存,而错误的答案则不能。一切委托决策对直接由消费者作出的选择的从属性,是完整的、准确的、未加任何修正的。这当然是市场控制的一个理想的版本。但重要之处在于,人们无法想象类似的多头政治的模式。在那里,直接的选择紧紧控制了所有由当选官员作出的委托决策。甚至理想化的多头政治也不能保证委托决策与直接决策的类似关系。

垄断

且不论理想的市场,人们常说垄断(对此我们至今几乎还未说一个字)事实上造成了通过市场的大众化控制的失败。

垄断确实蔓延了几乎所有的市场。公司通常实行了对于价格和产出的某种程度的垄断控制。农场主通过生产合作社也有此类行为。有组织的工人通过工会实行某种垄断。医生和律师则通过行业协会。各行各业,如理发师、酒类零售商和干洗商等,则通过限止进入的许可证法律实行垄断的。甚至连街角葯店或邻里服务站也因为在位置上比竞争对手占有优势而享受垄断权力。”

对于有全国性市场的大公司来说,一个共同的模式是在有大量买主的情况下,少数制造商对市场的控制,例如,在美国汽车制造行业,4家大公司占有99%的产出,或者,在农机制造行业,4家公司占有一半以上的产出。可能在美国多达60%的制造业产品由这样一些企业生产,它们依照自己与本行业两三家主导性的大公司的关系制订生产计划和价格。尽管垄断无疑是市场制度的一个严重问题(经济学家对它的规模和特征有争议),可它同多头政治的缺陷相比,仍是大众化控制的一个次要毛病。这个或许让人吃惊的断言可以找到一个特别的理由。垄断削弱了对大众化控制的反应,但它既没有消除反应,也没有导致反常的反应,就像多头政治内很普遍的那样。撇开鲜有的、甚至是异乎寻常的环境不论,它绝不会使一个垄断者获利,如果顾客发出了较少需求的信号,这个垄断者却生产得较多,或者,反过来,当顾客发出了较多需求的信号、他却生产的较少——像多头政治中常常发生的那样。

少数制造厂家对市场的控制(oligopoly),垄断竞争(mon -opolistic competition),买家独自垄断(monopsony)——

垄断的这所有形式——都是这样的市场形势,在那里,一个买主或卖主可以通过限制购买和销售,取得一个比较有利的价格,或者能够用某种方式根据他的优势直接确定价格。相对于严格的竞争性企业(完全通过生产的扩张作出自己的反应)而言,需求中的某些增长会产生一个根据较高的价格和增加生产的某种结合作出反应的垄断者。因此,在许多环境下,垄断的后果是以垄断价格的形式对被垄断的商品征收了一个税收。在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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