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市场(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

12、市场和民主

作者:政治类

在区分政治—经济制度的多种办法中,有一种是用二二表格,把市场取向的制度同其他制度区分开,把多头政治的制度同权威主义的制度区分开(见表12.1)。

表12.1各种政治——经济制度

多头政治的

权威主义的

市场导向的制度(不排除权威)

所有多头政治的制度:北美、西欧及其他

世界上的多数制度,包括南斯拉夫、西班牙、葡萄牙、多数拉美国家、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以色列以外的中东,日本以外的所有非共产主义的亚洲国家

中央权威和训导“制度”(不排除市场)

除南斯拉夫,可能还有匈牙利以外的共产主义制度。还有纳粹德国。

引人注目的是,在这张表格内,所有的多头政治都在同一栏;所有的市场取向的制度亦是如此。有一栏因而总是空缺,尽管联合王国、美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其他多头政治的国家实行的战时经济动员的临时安排,在当时情况下或许可以放入这一栏。

为何现有多头政治均为市场取向的私有企业制度

多头政治不仅毫无例外都是市场制度,而且特别都是私有企业制度。怎样解释这一伟大的历史事实——多头政治对市场和私有企业的依赖?

由于无论是私有企业的市场制度还是多头政治都是对“公共”决策的大众化控制的方法,人们也许推测,重视大众化控制的社会会使用这两种方法。但它们却不是这样的。多数市场取向的制度不是多头政治的制度。然而,人们也许会问,是否重视大众化控制乃至保存了多头政治的社会也不依靠运用市场来加强大众化控制?一个明显的答案是,这样一个社会也许相信,多头政治在实现大众化控制上优于市场因而可能取代市场。

若把多头政治和市场想象为大众化控制的制度,我们就不会发现任何使人毋庸置疑的理由把二者连在一起。那么,或许它们有其他特点,这些特点解释了仅与市场制度连在一起的多头政治的存在。这是一条线索:一个共同的根源。两者在历史上由于其崛起的形态而连在一起,我们将会看到,它们都是主张立宪政体的自由主义的表现。所以,多头政治不是联结市场的一个普遍现象。它仅仅是处在自由宪章运动旗帜下的多头政治,可能仅仅是多头政治的多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之一。

民主的历史主要来源于对自由的追求。逻辑上讲,人们可以享受很大的自由,既便他们不是生活在民主的政体下;或者,他们在很多方面是不自由的,虽然处在民主的政体下。但是,人们保证自由的方式是构造我们称为多头政治的那种多少是民主的政体,这时多头政治成为手段,自由则是目的。民主是“对自由事业的起誓”。“为民主而战,在历史上,就是为政治自由而战”。

在立宪自由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从大宪章到17世纪的清教主义和光荣革命,自由宪章运动尚未同民主或多头政治联系在一起。它那时是一场扩大和保护首先是贵族的自由,然后再是商人中产阶级的自由的运动,它与作为对政府特权的宪法约束的一种手段结合了起来。18世纪末,随着这个运动逐步同人民统治的观念连在一块,它继续保留了它对自由的偏见,无论如何,它认为大众统治不过是一个手段,一个在当时有争议的手段。

平等是另一个目标,相对它而言,民主也常常被视为一种手段。不过,由于在19世纪平等和自由的追求被普遍认为是有冲突的,因此它们没有结合到一块。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者成为平等的代言人,自由主义者成为自由的辩护士。从那时期,民主中的平等主义传统始终隶属于自由主义传统。

美国和法国的伟大的“民主”革命,把它们的目标确定为扩大“人的权利”。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并未使民主的大众化控制提高到革命目标的地位。事实上,大众化控制也没有受到革命的法国新领袖们的重视。它在革命后的法国仅仅作为实现自由的一种手段和对最严重的政治不平等的一种矫正而逐渐确立起来。在美国,革命者宣布他们承诺的不是大众化控制,而是“特定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对欢乐的追求。”他们想要他们的统治者给予他们自由,但对在什么程度上大众化控制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存在不同认识。宪法的奠基人大都是热情的自由主义者,但仅仅是小心谨慎的民主主义者,其中也有一些人完全不是民主主义者。

在当代,没有一个政治思想上的伟人谈论过依靠民主的大众化控制的价值——除了那些把它视为通向自由或平等的一种手段的人之外。他们全部首先是自由主义者,其次才是民主主义者(如果充分的话):洛克、孟德斯鸠、伯克(burke)、边沁、黑格尔、密尔、斯宾塞。这张清单遗失的一个最伟大的人物,卢梭,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民主主义者,除非我们赋予这些词汇的含义与别人的用法不同。

如果从实际历史根源讲多头政治是采用服务于自由的大众化控制的那些内容和形式的机构,那么并不奇怪的是,创造多头政治的人也会保存市场制度。因为,人们追求的个人自由的更加充分发展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从事贸易的自由,建立企业以追求贸易收获的自由,这种自由还是在市场上进退的自由,是保持个人收入和财产的自由,是不受专横的勒索的自由。借用哈利法克斯(halieax)的名言,“贸易是自由的创造物。”

市场与自由的联系在洛克那里大大得到加强,它成为美国革命思想的本原。对于洛克来说,自由宪政国家的基石是财产权。国家的职能是对财产的保护,包括个人的财产权,这种权利最终把自由归入财产之下。而且,财产又是市场交换的基石之一,因为人们不能用资产或货币交换资产或服务,如果他们不“拥有”资产和货币的话。

市场制度要求普通劳动者也拥有最低限度的自由。马克思写道:

劳动者,直接生产者,只有当他不再束缚于土地,不再隶属于他人的时候,才能支配自身。他要成为劳动的自由出卖者,能把他的商品带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场的地方去,他就必须摆脱行会制度,摆脱行会关于师傅身分,行会理事会的规定以及行会学徒法等等。

自由宪政的多头政治和市场之间的联系显然不是历史的偶然。多头政治的建立是为了赢得和保护一定的自由:私有财产,自由企业,自由契约和职业的选择。多头政治也服务于建立它的社会精英们抱有的更加广泛的追求——“目标总是个人的自助。”不论是对特殊的自由,还是对自助的经历,都需要有市场(选择正是在它中间作出)。

看来,自由国家的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准备条件。

不论自由国家或市场社会,其精髓都是竞争,个人(他们自由选择根据自己自己能力所能做的事情)与技能间的竞争。

在我们的时代,市场同自由传统中受到重视的那种自由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密切的。如果你和我作为普通公民能够自由选择我们的职业,那么我们需要一个劳动力市场,而不是一个征募的权威制度。如果我们能够自由旅行,而不必征得某个政府官员的批准,我们必须能在市场上买到机器或车皮。

如果我们能够自由阅读,我们必须可以买到书籍。不受束缚的自由观念就是免受政府许多干预的自由,这方面,市场的确是不可缺少的。

如果我们认识到,多头政治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宪政自由的形态,而宪政自由又是一套确保拥有财产的个人进入交易以发展自己的生存机会的制度构造,那么我们就不会指望有一种没有市场的多头政治。在缺乏多头政治的条件下,有些国家可望发展出一种足以保证精英阶层或中产阶级致富的权利的宪政自由的形式。这样一种保证也许受到精英阶层内部一个协议的保护,或者受到没有多头政治的宪法传统的庇佑。

它的确是世界上多数非生产主义制度内的情形。在这些国家,市场是在对国家干预至少是微弱的宪法约束下运行,因此在这里存在某些利用市场机会的个人自由,所有这些国家都缺乏对于政府的多头政治的控制。墨西哥情况说明了这种程度。在那个国家,没有多头政治,有一系列规则用于扩大中产阶级利用市场机会的自由。但是,几乎所有非多头政治的非共产主义制度,都属于这个在一些人眼中声誉不佳的大家庭的成员。

虽然人们可以想象一个不同类型的多头政治的政府,全部历史的和当代的例子——人们对传统自由的追求——都表明了对于权力分离和防止巨大的权威集中在一个人或组织上,还存在着其它的设计,哪怕是为了或许被认为合法的国家目标。多头政治是约束而非动员权威的规则的制度。它们在控制权威的斗争之外成长起来,而不是要创造权威或使之更加有效。因此它们又一次是如同市场一样的政治制度。它们实践着非集中化,影响着权力的分散化,和相互间的调整,目的在于让个人或小集团而不是国家整体能够驱动它们希望的目标。我们见到,现有的多头政治和市场制度都在鼓励极端的多元主义。

现在有两个问题迫向我们。第一个是,我们能否想象一个用于取得对专求集体目标的政府的大众化控制的多头政治(它对传统的个人自由的承诺要少得多)?是的,这并不困难。

逻辑上,多头政治和市场是彼此独立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结论。

但是,许多自由主义者会相信,一个非市场的多头政治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比如,他们担心人们在集体目标上会发生冲突而不是相互协调,因此认为,多头政治所以能够维持内部的安宁,仅仅是由于它们一般地讲推动了个人目标追求的多样化。然而我们知道,多头政治谋求像战争、公共教育和控制共同疾病这样一些集体目标。无论如何,在一个新的集体问题(如能源短缺、环境退化和潜在的原子大毁灭)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可能接近得出一个结论,即:只有一种多头政治的新形式可以保留——要么是较少的自由和较多的集体目标的多头政治,要么完全不存在多头政治。对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进一步讨论。

第二个问题是:为何没有一个多头政治——虽然有它们的自由主义的和宪政政体的起源——朝着一种集中的直接的权威主义制度作过重要的尝试?难道人们不能指望随着岁月流逝和源头的模糊,至少有一个多头政治下的公民们会作出这种尝试?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上,至少有一种多头政治应当说进行过或者说在慌乱中进入了一种多头政治的中央计划的尝试。奇怪的是,除了某个战争时期外,并没有哪一个国家单独这样做。

战时的多头政治的计划

无论是一场小型战争,还是一场原子战争——比如,大规模的氢弹战——都不会召唤战时经济计划。就迅速的战争而言,在战争爆发的突然性面前,不论什么计划都无济于事——这之后是重建工作而不是战斗。然而,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却要求实行生产的中央权威。

为了使劳动力迅速地和大量地转到新的任务中去,美国、联合王国和其他一些制度采用的最引人注目的机制,是通过征兵对军人职业的权威主义安排。应征的威胁也用于引导工人们进入重要的文职岗位。为了使生产能力适应战争需要,美国也像其他国家一样,禁止某些种类的生产——例如私人汽车。它还禁止企业购买政府权威允许以外的投入。

但是,美国政府并不直接指挥企业生产。尽管到1945年底时全部制造业的60%的产出用来供应军需,但军事装备始终是通过合同购买而不是靠命令征收。就算战时环境下购买与命令之间的区别已有一定程度的模糊,它仍然是很重要的。若单纯命令公司进行生产,就会使它没有能力作出反应,除非它或政府以它的表现为根据、可以指挥所有必要的供应(包括劳力),使供应对企业有用。美国政府没有选择这么去做。通过与它的直接供应者谈判合同,它保证他们随后总能够在市场上筹措投入和劳力的资金。市场绝没有完全被取代。

然而,在工业供应中,市场受到很大的补充和管制。重要投入的一份长长的清单隶属于直接的政府行政控制。在“控制实物计划”里,三种关键的金属——钢、铜、铝——在行政当局的掌握下,其仔细程度以下述假设为基础:对其他许多投入的足够的指导,可以作为控制这三类物资的一个副产品而获取。

战时的经历并未说明这种制度在和平时期亦是可行的。

然而,它显示,一个多头政治的政府可以至少在某些环境下相当程度地取代市场而不是它们中任何一个的现在位置,与此同时保持高度组织化的经济、多头政治和一系列广泛的个人自由。很清楚,这样一种制度把国家的能源在一个重要的程度上从“个人”目标转到了国家目标。

为什么多头政治不实行集中计划

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多头政治尝试在和平时期集中计划生产?最近一段时间,几乎人人都信任城镇计划、能源计划、财政计划,以及在国家安全、医疗保健、人口、投资、发展、交通和住房方面的计划。社会主义者是这样。自由主义者,进步党人,保守主义分子,保守党员和工党党员,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统统如此。然而,在多头政治中,他们中几乎没有人主张生产和资源配置的中央计划,除非是战时的需要。

一个肤浅的解释是,历史的和当代的问题呼唤着比中央生产计划更专门更特殊的解决办法。通货膨胀和失业,例如,呼唤对货币和信贷的管理。像市场取向的制度一样,苏联必须应付失业和通货膨胀;它的中央计划没有消除这些问题。同样,收入不足和缺乏保障的呼唤似乎不是中央计划而是收入转移。特殊的生产短缺——如医疗保健或住房——呼唤补贴或其他特殊办法。

这种解释思路,由于它太实用主义,而不得不遭到拒绝。

因为,在多头政治完全有理由怀疑制度规则的设计和对中央生产计划抱有同情心的时期,它们却没有这样做。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1/4的美国劳动力失业——被逐出市场经济和停在贫困匮乏之中——中央计划甚至在那时也只有少数拥护者,也许没有一个是重要的政治人物。

我们能否对多头政治拒绝集中生产计划的经验作出解释,即假设多头政治内的公民和他们的领导人明确知道,对于中央计划表面的各种需要来说,事实上不存在比市场制度更能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的办法呢?其实他们不可能知道这是确实的。无人知道它到底是确实的还是虚假的。这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人们会以为,至少有某个多头政治会做这种尝试,哪怕是出于最糟糕的理由。但它们没有争论,更谈不上尝试。这的确是一个使人困惑的现象。

我们知道,集中生产计划对多头政治中的某些人是深恶痛绝的东西,因为,自马克思以来一直不可忘却的是,它废止私有财产的权利。不是家庭个人所了解的那种私有财产,而是以私有财产的名义在生产过程中行使的权利:控制企业的权利,组织和运用生产资料的权利,从中取得收入的权利。集中生产计划不止是国家经济组织的技术性代替。它对现存制度是破坏性的,尤其对经营和拥有财产的集团的特征、特权和权利。

有可能让多头政治处于它们的控制之下吗?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考虑一个可能性,即:现有的多头政治不是非常民主的,它们内部的政治争论不是很自由的,它们的决策实际上把握在那些想要维护经营和财产的特权的人手中。

只有当财富(或与它们结盟的人)在所有多头政治的所有时间里造成了对政府方针的压倒性影响,集中计划对财产的特权的挑战才能够说明多头政治对这种计划的相应显著的敌意。如果我们对这个敌意找不到其他解释,这本身就表明,可能它们正造成着这种影响。对这一结果,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有大量的现成的论点。可是环境的证据比直接的证据更不足,马克思主义者的论点往往因之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所以,我们要寻找其他的证据;我们将在以下各章进行这项工作。

实业界和财产支配多头政治的唯一的可能性,开启了悖论式的另一个可能性,即:多头政治之所以与市场制度相连,不是由于它是民主的,而是因为它是不民主的。如果以往和现实的所有多头政治都由实业界和财产支配,那么对于占支配地位的少数人而言,我们也许要归因于它与市场制度的联系。就是说,也许真正的民主不依赖市场制度。只有现有的多头政治——也仅仅因为它,虽然它是鼓吹自由的——是由实业界和财产关系用非民主的方式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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