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市场(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

13、实业界的特权地位

作者:政治类

人们或许指望,集中的生产计划——不管它有什么优点——至少会在少数多头政治中,在民主的压力下得到尝试。然而,它的普遍敌意使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即:真正的大众化控制在多头政治中甚至比以前各章描写的更加虚弱。我们对这种可能性将要进行的考察,不光是为了解释多头政治对中央计划的敌意和对市场的普遍依赖,而且是因为我们现在就多头政治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多头政治完全不民主吗?多头政治被实业界和财产控制了吗?我们从这一章开始将分析实业界在一切私有企业的市场取向的社会的政治作用。这个作用不同于人们通常想象的内容。

我们将会看到,它不仅仅是一个利益集团的角色。

作为市场制度内的公共官员的实业界总经理

如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没有货币和市场的政治——经济制度,那么,有关收入分配的决定显然是政治的或政府的决定。在没有市场和工资的情况下,收入份额将不得不由某个公共权威加以管理,可能将以定量配给作为手段。在这一制度下生产什么的决定也不得不由政治的或政府的权威作出。所以,类似的决定也出现在对不同生产线的资源配置上,不同职业和工作地点的劳动力分配上,工厂的位置、生产使用的技术、产品和劳务的质量、新产品的发明上——简言之,在生产和分配的每一个重要的方面。所有这些决定都被承认为公共政策决定。

在所有社会中,这些事务都必须做出决定。它们对于任何社会的福利都具有重要的后果。但是,在私有企业的市场制度中,它们主要不是由政府官员而是由实业家决定的。把这些决定委托给实业家,并未消除它们的重要性,这一点我们从它们的后果、它们的公共方面就可以看出来。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下,企业的领导人就是政府的官员;它们的职能之归属政府,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私有企业的制度中,不论是否多头政治的制度,它们的职能依然具有公共的后果。而且,在所有这些事务上,实业界的执行人(总经理)不仅做出重大的决定,像我们在第11章见到的,而且在创造它们方面亦行使着广泛的权限。

比如,在一段为期20年的时间内,欧洲的钢铁公司通过允许钢的价格波动,使产出和就业相对稳定,而美国的钢铁公司用产出和就业上的波动,使得价格稳定不变。它对于职业、经济增长、价格、收入平衡等等,是一个后果极为多样的处置权的选择。但这决定正是钢铁公司的总经理而非政府官员作出的。

不过,我们几乎无需深入说明市场中公司处置权决策的公共后果。第11章已勾勒了主要决策被公司把握的情形。在所有的私有企业制度中(不论是否为多头政治的制度),公司的决策者都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工业技术、劳动组织的形式、产业的位置、市场的结构、资源的配置,以及当然还有经理们自身的酬劳和地位。在有关生产什么、用什么数量生产的问题上,他们也是直接的或近似的有权力的决策者,尽管他们要服从于重要问题上的消费者控制。

简而言之,在任何私有企业制度下,一系列主要的决策被转移到实业家手上,不论是小的决定还是大的政策。它们取代了政府的议事日程。因此,对他们加以广泛的观察的话,实业家们已成为一种公共官员,并行使着公共的职能。对于多头政治,这一情形的重要的逻辑结果在于,公共决策的一大片领域已从多头政治的控制下挣脱。在现实世界所有多头政治中,某种实质性的决策范畴已不再受多头政治的控制。

作为政府和政治的官员的实业家

但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仅仅是对市场取向的社会中的所有私有企业的实业家的公共角色的最初描述。作为实业家在市场内的“公共”责任的结果,则包含了大量内容。看来有理由说,实业家(一般而言)和公司执行人(特殊地讲)在政府中充当了有特权的角色,这种角色是除了政府官员之外任何领导集团都无法比拟的。让我们仔细检查一下这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分析的每一步都将参照这些制度令人熟悉的某一方面,而它们内涵的总和是我们中的多数人忽视的。

由于市场制度的公共职能掌握在实业家手中,那么当然,就业、物价、生产、增长、生活标准、个人的经济保障等等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因此,政府官员不能对实业家如何发挥职能漠不关心。衰退,通货膨胀,或其他的经济危机,都可以推翻一个政府。所以,政府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照看实业家们履行他们的职责。

无时无刻人们都能看到政府关注实业界表现的丰富证据。在多头政治里,避免通货膨胀和失业方面的政府责任是选举中的一个共同的话题。在所有市场取向的制度中,有关税收和货币政策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是它们对经营活动的后果。在对水利、铁路、公路和航空运输的补贴和其他援助中;

在专利保护中;在公平贸易管理中;在关税政策中;在通过外交部的海外贸易推动中;在享受补贴的研究和发展计划中(近来明显表现在联合王国和法国的协作,美国的宇航工业上)——在这些制度中,政府用无数形式承认,需要鼓励实业家奋进。

不过,让我们注意这些制度的另一个为人熟知的特征。宪法条款——尤其是财产法——规定,虽然政府可以禁止某些种类的活动,它们却不能命令经营活动。它们必须引导而不是命令。它们因此必须给实业家提供好处,以便激发所需的表现。上述例子均为提供好处、而非发布命令的例子。

传统经济理论最严重的错误见解之一是,从为实业家被对他们的产品和劳务的购买引导履行职能,仿佛单靠买者和卖者的交换关系就能推动完成市场取向的制度下的大量生产任务。在如此虚弱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任何高生产率的制度。还需要的,是由政府提供、以市场和政治的好处形式出现的一套引导办法。而且,由于市场需求不会自发生成,它们也不得不靠政府培养。市场取向的制度中的政府由于这些必需的行为,经常是很忙碌的。例如,在18世纪,英格兰出现了差不多1000个地方道路养护当局(段所)。当铁路运输变成现实后,特别的立法——1844年至1847年间有600多个议会法案——给予铁路公司有吸引力的好处。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格兰,议会通过了几乎4000个圈地法案,它们不仅创造出商业化的农业来代替生计耕作,也驱使劳动力大军进入工业雇员行列。

在美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把政府推上一个主动支持经营的角色。

早期联邦关于银行、运河和道路的方针也是如此,政府对西部铁路实行了大量优惠;反垄断法的法律解释,针对的是工会而非商业企业;海军陆战队的部署是为了保护在拉美的美国企业;公用事业法的使用是为了保护经营收入;公平贸易法明显地从公共目标转向对垄断特权的保护。

在美国,像所有其他的市场制度一样,现代公司所以能够发展,仅仅是借助于19世纪中叶制订的新的公司法的支援(它限制了股东的责任义务)和其他一些方式(它们授予大企业的组织者新的权威)。在美国,法院修改了“第十四修正案”,使其由原先为了保障过去的奴隶的权利变为保护以法人的新角色的出现的公司的工具。

比较英国和美国,欧洲大陆的政府在这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明确承担了发展私有企业的一种责任,德国尤其明显。或许是以欧洲为师,日本在以信贷、补贴和法律特权支持商业企业方面甚至走得更远。

那么,什么才算必要的导向的清单?凡是实业家在完成市场制度交给的各项任务时所需要的条件,均可划入清单之内:收入和财富,服从,威望,影响,权力和权威,等等。这些制度的每个政府都承担一种责任,去做为确保利润所需做的一切事情,这个利润高到足以维持最低限度的就业和增长。

如果实业家说,像他们已做的那样,他们需要税收上的补偿才愿意投资,所有这些制度中的政府都会认真考虑这个要求,承认税收上的让步也许确实需要。在这些制度下,这类让步实际上已经做出。如果公司的董事们说,化学工业需要在研究和发展上得到帮助,政府会再次承认这种可能性,并且提供所要求的一切。如果公司总经理想要请教政府官员,包括总统或总理,他们将受到接见。当这些社会的实业家责任是既定的时候,一个拒绝给予他们咨询的高级官员会是一个愚蠢的人。如果公司的掌权人要求——像他们经常做的那样——否决管理职务上的某些官方任命,它们会再次得到认可,官方将认为这种退让对于指导实业界的活动或许是必要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人们熟悉的。下面将会看到,有的时候政府还提出要与公同官员分享正式权威,作为引导经营活动的一个好处。

因此,在政府官员眼中,实业家们不是简单地作为某个特殊利益的代表出现,像利益集团的代表那样。他们是以履行职守的官员身份行事,这种职守在政府官员看来是必不可少的。当政府官员问自己,是否实业界需要一个税收优惠时,他知道,他正在问一个有关全社会福社的问题,而不单单是给人民中的某一部分以一个好处的问题,这在他必需考虑是否应当对某个利益集团作出反应时更具典型性。

任何一个理解自己位置要求和依靠实业家的市场取向制度的责任的政府官员,都会给予实业家们以特权地位。他不是只有在受贿、被蒙蔽或遭到压力时才这么做的。显而易见,他完全懂得,在市场取向的制度下,公共事务掌握在政府和实业界两个领导集团的手中,他必须尽力合作,而且,为了使制度有效,政府领导人必须经常依从实业界领导人。两者之间的协作和服从处于这类制度的政治心脏部位。不能够让实业家自己去敲政治制度的大门,必须邀请他们进来。

西德实业联合会的一个领导人评论政治的世界说,“它对企业家不是异化的世界;它属于他自己。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国家的领导。”

根据在杜邦(du pont)公司的经历,一位美国作家写道,“实业界地位的力量和政府地位的虚弱在于,政府需要一个强大的经济,其程度恰似实业界做的那样,人们需要它,所要求的甚至更多。”领导的双重性使人回想起中世纪教会和国家的双重性,从错综复杂程度上看,实业界和政府的关系不亚于中世纪的那个双重性。

所以,在市场取向的制度下,政治采取了一种在相当程度上传统的政治学所忽略的特殊变化。然而,理解政治在市场取向制度中的特点,并不需要任何的政治阴谋理论,不需要任何联系政府和实业界领袖的共同社会起源的理论,不需要任何由秘密势力作出的关于权力精英的粗鲁断言。实业界只需要诱导,因而只需要在政府和政府中有一个特权地位,如果让它克尽职守的话。

其他的特权地位?

实业家据有特权地位——即在政府和政治中成为第二个主要领导——这一命题可能会受到什么挑战?几乎无法否认,在市场取向制度中需要实业家们的成就。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对它只能加以引导而不是命令。从而,不能否认,政府官员必然渴望找到和制订合适的引导。但是,或许还有其他的集团由于类似的原因而享有同样的特权?看来有理由认为,可能被认为是最有希望占有同样特权地位的劳工领袖们,却没有占据这样一个位置。我们注意到,他们和他们的工会没有提供最重要的服务。相反,他们的作用是维护局部性的劳工利益。但是劳工们提供了最重要的服务,有人也许这样回答。

假如他们不工作,整个生产系统将陷于瘫痪。

但一个明显的事实在于,工人们做着自己的工作——没有特殊的政府引导。他们的生计取决于它。他们的地位全然不同于有选择余地的实业家。后者不会拿企业的资本、信誉或支付能力冒险,去从事某项经营活动,除非条件有利。谁都可以见到这种差别的经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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