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市场(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

15、多头政治中的循环

作者:政治类

斯·怀特·密尔斯(c.wright mills)认为,美国政府的核心决策掌握在三种相互合作的精英手上:政府的、实业的和军界的。菲狄兰·朗得勃格(eerdic nand lun-dberg)更具体地指出,美国是由它的最富有的家族统治的。加尔布雷思告诉我们,公司的“技术结构”(techc nostructure)是经济事务中的支配集团。

加布雷·科尔克(gabriel kolko)提出了一个许多人心中怀有的疑问:

难道一个由十分富有的少数人组成的集团有权按他们决定的、适合于他们利益的方向指导工业(从而很大程度上也是整个经济)吗?

“答案必然是肯定的”,他说。为什么?因为处于领先地位的公司掌握在一小部分经理手中,他们在企业里拥有重要的所有权份额。据他估计,最大的200家公司被人数不超过2500的人所控制。”这些人——既指导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又控制了公司的结构——是美国经济精英阶层里最重要的一个集团。”

问题提得不错,回答却不够好。在头等位置上,2500人的领导几乎不是一个小的数字。如果我们再加上100家最大的非工业的、金融公司的经理的相应数字,以及譬如说每个产业里最重要的4家大公司(它们并未列入最大的200家公司)的经理们的数目,那么总数将上升到至少4000人。2500到4000人占据了经济的关键位置——读出这句话时,既不让人感到惊讶,也不会给人多少启发,它不过好比说,有2500至4000人在政府里担任重要职务。人们或许甚至会对它的数目之大感到惊讶:在任何多头政治中,都只有一个总统或总理;一个议会或立法机构的成员也仅有数百人。

科尔克的答案的更重要的缺陷体现在一个事实上,即在任何大的制度中,直接的或近似的决策者永远只能是所有参与者中的一小部分,这一点早在本世纪初时已被莫斯加(mosca)、米切尔斯(michels)和帕累托所阐明。

重要的问题在于,是否这个决策精英(他们的存在可以视为理所当然)受到大众化控制。在此问题上,密尔,朗得勃格,加尔布雷思,还有类似他们的人,几乎什么也没有说。

无论如何,我们在前几章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已发现大众化控制中的某些重要突破口。然而我们尚未取得全部答案。除了对大众化控制的普遍障碍已作出的详细说明外,还有一个不吉祥的可能性,那就是无论在市场或在政府中,大众化控制总是循环的。可能的情形是:人们接受了灌输,通过购买和投票提出要求,这种要求不是别的,正是决策精英已经安排给他们的东西。那些假设用来引导领导人的决断,原来是由他们自己确立的。

更具体地说,实行多头政治的一个障碍是实业家们的特权地位。我们已经看到,它是政府对多头政治实行控制的一个竞争对手。另一个障碍是实业家们在利益集团、政党和选举政治中的大得不成比例的影响。我们已经见到,它允许实业家们在多头政治的许多争斗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考察过这两种可能。但是现在假定,由于一种特别方式,实业界的影响甚至更加根深蒂固。想想下述的可能性:实业家们完成了对公民们的灌输,从而公民们的决断不是服务于自身的利益而是服务于实业家们的利益。公民们这时变成了实业家们的盟友。实业界的特权地位被广泛接受。在选举政治中,无需任何重大的斗争。这种循环是多头政治中一种特殊的可能,对此我们尚未作出足够的论证。

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考察作为一种控制手段的说服,它不是那种自由民主抱负中的相互说服,而是倾斜的、有时几乎是单方面的说服,它由实业、政府和政治的领袖推行,引导那些无法像领导人那样随便调度舆论宣传工具的普通公民。我们将会见到,说服在此采用了至少是训导式说服或“教育”的某些特征。尤其是,“每个普通的大众媒体都负荷着实业界意识形态的一个沉重货物。”

领导人对公民决断的塑造

我们已经见到,实业家们以别人无法做到的巨大能量投身多头政治,迫使多头政治的决策制订同有特权的实业家控制相互一致。这样一种不成比例的关系——我们已作了记录——成为灌输的主要证据。然而,从各种各样不成比例的参与里,我们可以识别出三种模式,它们对于理解控制循环中的灌输和相应的可能性是重要的。

次要问题上影响政策

三种循环模式中最微小的一种,是在所谓“次要问题”上,实业家们对多头政治的参与。与对待首要问题的立场不同,这时他们在多头政治里发生争执而不是达成协议。实业家们在许多事情上存在分歧。例如,长期的冲突使美国的小实业脱离了大实业;所以,制造业全国联合会脱离了能吸引大公司的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讲,实业家们这时是不一致的,他们使公民们服从于竞争性的信息,而不是臣服于灌输。

使实业界特权地位合法化

以第二种参与形式,实业家们试图说服公民们,让后者相信他们通过特权地位行使的控制是多头政治的组成部分,从而使控制合法化。在这种控制形式上,他们不对政府提任何要求,他们也不要求公民们在任何问题上加入他们一边。他们仅仅是依靠灌输方式,使公民们忽略他们的特权地位。在这点上,实业家们是一致的。

像他们通过媒体明确传递的信息那样,实业家们试图把私有企业同政治民主联系起来,使对前者的攻击等于对后者的攻击。例如,在英国产业联合会的一个意向宣言中,民族、民主、自由和私有余业全都缠绕在一块;它宣称,“个人自由的保留对民族国家的福祉是根本的”,它将积极反对一切“破坏性的”势力,它们削弱了“(一般地讲)英国的安全和(尤其是)英国工业的安全。”在美国,他们把实业界代表派去参加或领导许多自愿的组织,如联合基金会或红十字会,而在某些版本的民主理论中,这被说成是赋予民主的一个决定性的特点。他们还向公立学校提供大量教材,这些东西不是讨论党派政策的地位,而是用私有余业的民主版本灌输孩子。

所有使他们特权的参与合法化的这些及其他的尝试,表面上都是很高尚的,远非为自己利益服务的。他们常作为教育的目标被广泛认可,他们传递的信息被认为是符合公众利益的。政府官员多半会通过向公民输送同样信息的方式予以合作,有时甚至极为热情。例如,1976年,美国内政部长托马斯·柯兰普(thomas.s.kleppe)宣称:“今年是挥舞旗帜、挥舞自由企业旗帜的一年。”

在使其特权的参与合法化的同时,实业家们占有利用多头政治对次要问题的宽松控制的优势地位。政府在次要问题上的决定(它们事实上符合实业家特权的需要)比较容易打上公共色彩,看上去仿佛它们真是多头政治过程的结果。所需的一切,是实业家直接通过多头政治的这条路线,让它出现在立法听证会和利益集团的其他讲坛上;他们做的这些事情是公开的。在法国,计划委员会在它的计划早已发生效用以后才把它的文本送交国民议会,议会的权衡与决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主义的和象征性的。

他们在使其特权地位合法化的道路上到底还走多远?这既是有争议的问题,又是依照国情而各不相同的问题:比如,在法国和联合王国就比在德国和比利时较弱;在美国则相当严重。一种自我庆贺的语调从一个冷酷无情的公司副总裁嘴里发出:

美国实业界拥有独一无二的声望和权势。总体上看,实业家们代表了我们社会的领导集团之一。这里没有贵族地主、古代的骑士或党派精英的竞争,很高的社会地位常常以实业界谋求的手段和位置为基础……他们对经济资源的控制赋予他们巨大的权力,在使用这个权力时,他们被允许拥有广泛的处置自由。

他们的权力不只限于经济事务。他们对有关社会共同体福祉的所有事情发表意见,他们的建议是有份量的。”

取消政治争论

在第三种参与形式中,实业家们利用他们的巨大影响,试图创造一个占支配地位的主张,它将从政治生活中取消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他们所施加的压力,不是要求对重大问题取得一致,而是要求在这些问题上保持政治沉默。这里,他们在多头政治中的参与进一步向着灌输的方向发展,虽然并不总是成功的。它使大众化控制减弱并发生循环,就是说,使得大众化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失效。

在这种活动中,正像为使特权地位合法化所作的努力那样,整个实业界趋于用一个声音说话。它没有遇到任何其他声音的挑战。在所有多头政治中,大中型公司对我们所谓的“首要问题”——政治经济组织的重大问题抱有类似的看法,其中包括,私有企业,公司高度的自主性,保持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现状,把工会需求限制在与实业利润一致的范围内。通过灌输方式,他们试图避免让所有这些问题列入政府议事日程。

在首要问题上,公司的声音得到政府许多官员的声音的配合。这里有好几个原因。原因之一是,政府官员处在特权控制和多头政治控制的潜在的交叉火力下。他们宁愿从政治中取消那些会产生严重麻烦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实业家们憎恨屈服。既然政府官员的任务就是谋求实业家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不想让私有企业的根基成为现实争论的政治问题。

在英国,塑造决断以维护根基的问题已由1867年第二次改革法案所明确提出,这个法案给相当一部分劳动阶级以选举权。一个英国议员觉察到,劳动阶级现在“手中已提有权力,如果他们知道如何利用它使自己成为形势的把握者,所有其他阶级在他们手心里必然是软弱无力的。”其结果,就在法案通过的那一年,英国保守党人建立了保守党和宪法联盟全国委员会,开始出版大量内容不变的对劳动人民宣讲的传单手册。这一努力从那时一直沿袭下来。在它的其他各种目标中,保守党的信息携带了两个要旨:劳动者完全有理由赞扬他们社会的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应当委托保守党领袖保护这些制度。

中学和大学一直是大公司在首要问题上确立看法的特殊目标。例如,在美国:

由全国电灯协会组织的电力公司,不光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国会议员,而且发起重要攻势以控制对公立学校的核心的教育内容。高中和语法学校的教师们被这样一些材料所淹没,这些材料旨在强化对类似“电的奇特之处”和“千瓦的神奇故事”这样的课题的教学。每本小册子都含有精心设计的批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内容。这个协会采取非常积极的(如果不是公开的)方式,确保从使用中抽下掺杂了与教义不符合的课本,并编写和使用比较有益的代替品。学院的教授们,那些众所周知的低收入者,得到协会给予的补充收入;作为回报,他们不会偶尔用比从前更多的同情口吻讲授有关公用事业部门的内容。公共图书馆、部长和各种公职领导人都迁就电力公司的宣传努力。

实业界对塑造决断的影响

人们耳闻目睹的一切都影响着他们。它显示了我们是如何学习讲话、阅读、写作和思考。不过它有时也指出,虽然公司在首要问题上向公民们灌输了大量信息,而且没有受到任何可与之竞争的信息的有力挑战,公民们不知怎么却未屈服于这种灌输。

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是因为公民们以某种方式拒绝了实业界的信息而接受了其他的信息。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但它还没有少许证据。公司已使用了一切可能的方法,公开的和隐蔽的。他们的信息源通常是看不清楚的。一般地讲,大量信息是通过一个新故事或播音节目、一本杂志上的文章、一部电影、一篇社论、一次政治演讲或一次谈话,被间接传递到公民那里的。只有一小部分信息公开来自于实业界的某个源头。

然而,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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