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市场(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

17、社会经济阶级

作者:政治类

对于前面有关多头政治内大众化控制的循环的分析,我们现在必须加上社会阶级的后果。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展望。狂暴的吵闹喧哗会像成群的黄蜂一样袭击任何一个人,如果他拨弄戳刺阶级问题的巢窝的话。尽管存在各种有关阶级的真知灼见的著述,学术界——像更大范围的有思想内容的讨论一样——似乎分成了两个阵营,它们都承认社会阶级的存在,但其中一个阵营,马克思主义的阵营,把阶级冲突当作人类历史的主要动力,而另一个阵营,传统的阵营,把阶级降为同其他几十个甚或几百个社会组织、冲突和变化的决定因素相等的位置。

本书的篇幅不可能容纳一个彻底的分析。也许每个读者应当提供有关阶级如何影响多头政治的政治—经济结构的他自己撰写的一章。无论如何,我们所能做的不过如此。让每个读者写下他自己的一章,但让我们用简要的分析为它作个序言,这个序言是有限度的和小心谨慎的,它试图说明多头政治内阶级同大众化控制的循环之间的特殊联系。它是有关阶级问题的一个导论。它将就阶级命题提出最低限度的几个论点,然后从中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难以用证据拒绝——尽管在阶级的命题下,任何论点都可以在一个阵营中找到证据而在另一阵营中否定这个证据。命题由要素组成,它无所谓高级或低级;就我们的宗旨而言,这一点成了命题的重要优点。我们不想使自己的论点放入有关社会阶级的极其专业化的思想的特殊环境,相反,我们所要做的,只是给我们关于多头政治中可以识别的政治—经济组织的机制的分析加上若干重要因素。

为了我们的有限目的,没有必要详细说明到底有多少个阶级,它们的界限是否得到正确规定,各个阶级的成员是否意识到他们的阶级地位,或者它们之间存在多少矛盾。我们也不需要一个准确的定义。事实上我们不想使自己在阶级问题上讲的内容依赖于某个特殊的定义,从而在用别的定义衡量时这种内容成为谬论。

一个社会阶级是一群人。它是很大的一群,至少以百万计。它的特点在于其成员享有一种共同文化。在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里,它是一种亚文化,因为它不包括民族国家内所有被视为公民或臣民的人。那种更大规模的民族国家集团本身也许算是一个特殊文化的集团。从全球的而非民族国家的范围看,一个阶级是一个跨国度的专有文化的集团。亚文化或文化在这里并非围绕种族、人种、宗教、语言组织起来,也不靠政治界限划定。相反,这种集团——除少数非典型的成员外——是一个“平面的”社会经济阶层。

它是这样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依据权威和财富、从而也是依据影响和权力(不论是在市场、政府中还是在其他地方)的不同而各异。说它是一种文化,意即包含了各种品质特征或者它们彼此作用;就是说,它们代代相传,哪怕不断有变化。

所以,同权威、财富、影响和各阶级力量连在一起的,是其他的品质特征——比如,语言的特征,演讲和其他标准的通讯交流的方式,还有至少是服装式样、意识形态、性格爱好和性行为上的小差异。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一组品质特征,但并非所有品质特征都依阶级的不同而不同。品质特征的区别也不是永久不变的。

由于较低地位的阶级——或至少是它们的许多成员——

具有较高地位的阶级的不少品质特征,尽管他们相信譬如说自己的风度谈吐低人一等,因此,各阶级的文化差异在某些方面不那么明显。鉴于本章的目标,我们不必走得如此之远,以致断言(或否定)大有差异的阶级文化可以受“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这类概念的启发。

某些要素性的命题

第一个命题:阶级存在于所有多头政治中。我们有必要使这个命题不再发展,只要它足以消除美国人那种天真的断言,即阶级存在于美国以外的所有地方。阶级在美国的存在也有大量事实作凭据。几十份调查报告发现,学龄前儿童和学校的孩子中间存在阶级差别。

金赛(kinsey)和他的许多追随者发现了性行为里的阶级差别。

社会科学家们发现,若不参照社会阶级,他们无法解释投票行为、政治参与或政治态度上的不同。

阶级差别充斥了美国社会。甚至各种新教派别也因阶级不同而各异。然而,许多美国人仍然不理解言谈举止和思想内容上的阶级特点的普遍性。因为,始终不存在对这些特点的明确挑战,完全没有任何东西可与妇女解放运动对“性别的”举止、谈吐和思想上的习惯的挑战相比拟。

阶级的存在,并不否认其他分裂形式的存在,或者否认从这样那样的角度看其他的分裂形式也许更重要。应当给予性别的、种族的和世界落后地区的分裂以巨大的注意,不必说还有民族的、地区的、宗教的或源于国家政权的组织良好的分裂。第二个命题:在某个阶级里,包括有最富有的人们,许多高层政治权威(其中有不少最上层的公职人员和立法者),隶属于大公司的许多传播媒介的董事,一些专业人员和学问家(取决于收入、机构中的地位或他们的委托人),某些记者和其他社会名流,某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不能被上述任何一个范畴涵盖)。

他们是一群具有共同的品质特征的人:同样,品质特征可以有许多形式——演讲、高收入、权威和共同而比较复杂的小道消息。在美国,小道消息是人们根据受到共同称赞的信息来源——如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确定的。这个阶级的核心特征,像下一个命题将进一步说明的,是高收入或在政府、公司或其他组织中的权威。阶级的成员在理想的情况下具有全部核心特征,但我们所说的是另一种人,他们每个人都烙有更多的品质特征的印记,或者数量虽少强度很大——比较社会的其他人而言,那些人在我们看来属于另一个阶级的成员。

多数人对此——即存在上述阶级——不会有争议,虽然在它的确切成分上有不同的看法。它的存在的一个证据是社会科学家们的一再证明,即公司的最高领导,较上层的官僚和多数高层官员们靠许多特别的方式组成了一个阶级。社会科学的文献中充满了对阶级同一性的参照(它使所有多头政治包含了这些范畴),和有关它的解释和证据:社会经济方面的来源、母校的联系、职业和社会内部交换之间的密切关系、俱乐部、内部联姻,等等。

下一个命题是:我们正在描述的这个阶级,在社会中备受优待。首先它是富有的和具备影响力的。但这仅仅是个开头。作为这个阶级的成员,他还享有大的和各式各样的好处。

一个又一个的研究成果用事实材料证明了一个现象,即学校的老师多半是让学生们想象自己乃是向较高的而不是较低的阶级变化的中间阶级;学校的根源对于较高的阶级是更深厚的;较高的阶级被设想需要有适合于他们的学校或课程。同一些研究和其他报告显示,在那些由中间向较高阶级发展的孩子那里,父母的教育方式鼓励的是独立性、想象力、自信心和自我挖掘。参照学校方式和儿童培养的许多研究说明,顺从权威和服从的习惯是逐渐灌输给较不利阶级的孩子的。司法制度在逮捕、拘留和审讯上对较低阶级比对中间和较高阶级更严厉。我们已引用过的苏德兰特的证据说明,公司经理们在美国受到优雅的照顾。语言本身的历史反映出按照不同阶级成员在尊贵、威望和服从方面的差别的普遍性。

一般地讲,我们形容好人和坏人特征的许多词汇来自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noble”(贵族的、显赫的,或崇高的、杰出的——译注),作为人的品质的一个符号,来自于曾经指示过一个阶级的同一词汇;“villain”(坏人、恶棍,或反派角色、反面人物)来自于“villein”(农奴、佃农,或乡巴佬、粗汉),意即等级低下的农夫;“mean”(普通的、中等的,或平均值、中数)来自从前意指“很普通”的单词,作为一个阶级内部地位上升的对立面;此外还有其他许多词汇。

那些实际上享有不寻常的控制或财富的人也是享受优待的,因为控制和财富使得他们每个人赢得更多的东西。所以,这个享受优待的阶级的成员确实眼界开阔和足智多谋,无论小事还是大事,在无形产品中或实物产品中,他们的先天优势由他们自己阶级的其他成员所赋予,由其他阶级的成员所赋予,由社会的非人格化的规则和过程所赋予。

现在让我们在实际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成员与想象成为一个成员之间作出区分。尽管有时给阶级下了定义,这个区别就不存在了,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它在阶级现象中对各种线索加以筛选分类。如果一个阶级拥有一个文化或亚文化,那么,至少是存在某种模糊的归属感。虽然一个阶级的人或许从不在自己的思维中使用阶级的概念,他们也会有“他是我们中间的人”或“我们同一类”的某种感受。或者他们在事实上觉得他比其他阶级的成员更让他们自在、开敞心扉或欣然接纳。不过任何阶级的成员都可能错误地认定某些人归属于自己的阶级或另外的阶级。他们和其他阶级的成员可能根据外表对待某个人,仿佛这个人拥有许多与受优待的阶级相关的品质特征。

因此,下一个要素性的命题是:由于想象自己是受优待的阶级的一个成员并享受它的好处是一种报偿,社会中形成了强烈的刺激去效法那个阶级的有形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政治经济的好处、态度和决断,它们具有那个阶级(更确切地说,具有那个阶级中最能提供好处的那些成员)的属性。它们是:私有企业,私有财产,公司自主权和获得巨大财富的机会中的好处。

对那些希望获得有利的阶级地位的人来说,使观点一致化的阶级压力是多种多样的。它们或许最为明确,当职业的或专业的进步处在争论之中时,它们或许表现得最为显著。在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中,许多政府和公司通过安全检查,把候选人推到重要的位置上,它至少要求候选人赞成社会的主要政治—经济制度,而对那些持异议的候选人则常常大刀阔斧地,取消其资格。

尽管在法律上,人有按照自己意愿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但在公司和政府的组织中,对于那些接受了受到优待的观点的旅行者来说,通往财富、权力和影响的道路(连同阶级的其他好处一起)是平坦笔直的。而那些持异议者、玩世不恭者、怀疑论者、激进分子则常常发现,道路是坎坷不平的或不能通行的。

最后的命题

结果——也即我们最后的命题——是政府和公司的领导人(我们考察了他们在约束决断方面的作用),在他们自己的阶级内和他们以外的阶级中发展出许多盟友。这些盟友包括:

作为次要角色出现在公司和政府中的人,大学中的行政人员和教师,媒体的董事,渴望提拔的年轻人,对孩子抱有很大希望的父母。他们加入了宣传公司和政府领导人的信念、态度和决断的行列。

从一个人的孩提时代始,父母、学校管理人员、教师、教科书作者和媒体便一起努力(部分是习惯性的、部分是有意识的),约束着他的政治观点。或者,再举一个例子,一个科研机构或大学系所的领导皈依了受优待阶级的信仰。然后他再用它激励其他人,尤其是年轻人;集体成员的力量是直接的和强劲的,这不是因为远距离的政府或公司领导人可以给予或阻拦某项好处,而是因为眼前的同事们都如此做——他们拒绝帮助“鲁莽的”年轻学者。

诸如报刊、广播电视、研究机构、杂志、基金会和大学一类的单位因而常常成为受优待阶级的盟友。强烈的动力促使它们这样,因为他们需要资金(这甚至比鼓励青年男女更重要),而资金是由有钱有权有势的人提供的。许多机构需要无保留的馈赠才可生存。其他一些机构需要广告收入。也许哈佛大学最近的一位校长的下述论点不算使机构服从受优待阶级的政治主张的典型。但对于一个如此有声望的大学,此话或可视为是一种畸变。可校长却说了,替他的一些教师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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