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市场(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

序言

作者:政治类

撇开专横残暴的政府与主张自由的政府之间的区别不说,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无论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还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都懂得这一点。所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是政治学又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它对计划制度和市场制度来说同样重要。

不管是政治学或者是经济学,从一定程度上讲,由于它们各自孤立地研究问题,都已陷入了贫乏枯竭的状态,结果是两头落空。因此,当政治学转向对诸如立法机关、行政机构、政党和利益集团等机构建制的讨论时,它实际上是在同次要问题打交道。议会和立法机关、行政当局、政党以及利益集团的活动,大多取决于政府替代市场或者市场替代政府的程度。在政治学中,甚至连那些界说民主理论的雄心勃勃的尝试,也都伴随有对政府或国家功能的疏忽,这种功能依市场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大小而不同。

所以,本书所要探讨的,是有关政府及政治、市场制度以及与它们二者联系相关的基本问题。讨论尽量由简到繁、明确清晰地展开。我们先从社会制度的要素开始,理解它们可使人们把握由各要素以不同方式组合而成的复杂制度。最简单的要素是,交换,权威和说服。

我的研究进一步分析了达尔(robert a.dahl)和林德布洛姆(charles e.lindblom)在《政治、经济和福利》一书(harpor &brother,new york,1953年)中讨论的问题。不过,它并未重述先前那本书的规范性内容,毋宁说,它是更为经验性的。它还修正了先前那本书的民主理论,更加明确地显示了经济和政治现象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对在政治中的有限公司作了细致的剖析。基本过程的分类(即先前那本书中的等级制度,价格体系,讨价还价和多头政治)也得到了再认识,更加深入地揭示出等级制度同其他三个方面的根本区别。所有这些内容都表现着相互调整的形式,而非近似于单向度的控制。

先前那本书主要涉及自由民主制度自身,本书则做了广泛比较。它跨越了两个业已确立的研究领域,即比较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我试想使它们结合起来,依此丰富各自的内容。

第19章和第23章的部分内容,多据我早先在“计划的社会学”一文中的分析,见莫里斯·伯恩斯坦(morris bornstein)编的《经济计划:东方和西方》一书(1975年版,ballinger出版公司)。

多数研究都试图回答“从何处来?”、“往哪里去?”这类宽泛的问题。总的讲,我在本研究里不太谈论制度分析的源头和走向的问题。我的尝试主要是解剖和分析制度的基本层面,它们相伴我们至少已几个世纪,且显示出其无限的持续性的全部迹象。如果我们想对自己的未来有任何掌握的话,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讲,认真理解我们的机构建制(目的是重新构造它们),比在我们完全无能为力构造它的假设之上预测未来更有必要。

故,本书将揭示的是这样一类问题:为什么政府权威有时会令人惊奇地顷刻瓦解?许多非民主的政府何以似乎是强烈渴望像民主政府那样保障公民们的福利?为什么“自由的”市场有时如同政府权威一般强制?实业家们何以在政治中扮演一种不同于他们利益集团且更具影响力的角色?为什么“工业民主”在一个非民主国家中,以工人参与管理的形式,比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能够更容易地发展?共产主义中国的毛泽东主义传统,是象征着对一般共产主义根本性的偏离,还是次要的偏离?

这是一本有多个而非一个命题的著述。其中,某些命题在叙述中得到很大发展:例如,一方面,有诸如实业界在市场取向的制度中的“特权地位”,西方民主制中政府和市场的大众化控制的循环趋势,共产主义者在活动方式的设想和激励手段上的某些趋同等命题,另一方面,还有公司和政府在科学计划和管理上的西方式创新的命题。把握这些命题的同时,整个著作是对古典的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思想之有效性的一个重新认识。它们被察觉出大量缺陷,不过它们的某些核心要素似乎仍然是牢固的。

我感到应该抱歉的,是无法对在我从事这项研究的日子里给予科学援助的许多人以恰当的感谢。我要对大学研究院的许多同事和学生表示谢意,尽管我未一一记下他们的名字。1973年我曾准备过一个较早的、与本书有很大出入的讲义,供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使用,我从班级组织的对这份稿子的讨论中获益不浅。我应当特别感谢fredrick c.barghoorn,robert e.emmer,martinkessler,everettc.ladd,roberte.lane,nicholarr.lardy,robertz.lawrence,stevenw.lindblom,harris n.miller,j.michael montias,richaralr.nelson,raymond p.powell,arvidroach,williamroth,haroldstanley,burtona.weis-brod和edwardj.woodhouse,他们在不同阶段仔细阅读和评价了我的部分或全部手稿。

对研究方面的支持,我希望感谢arvidroach,harrisn.miller,robert z.law-rence,jamesswiss和richard w.smithey。

至于版本方面的帮助,我的谢忱要给于anncollins,richardw,smithey,eric n.lindblom,特别是janetadami,后者两年来在从打字到逐步使手稿变成读本方5面提供了出色的服务。

我还要感谢福特基金会(theeord eoun-dation)的帮助,以及来自耶鲁大学社会和政策研究所的援助。

但耶鲁大学是我渴望从所有致谢中单独挑出来加以说明的。在表达我对这所大学的谢意时,我不是指某栋建筑或某处地点,而是指一大批人,对我来讲,他们在保护和激发探索上比任何其他机构具有更强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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