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市场(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

19、两种模式

作者:政治类

以明眼人看,没有哪个社会能够为自己辩护。在苏联,对人的精神的最严重的侵犯极为普遍:检查制度和思想控制,以荒谬指控为依据的欺诈性罪证,降低任何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的身份的威胁,在一个公开声称是平等的制度里为精英们建造的半秘密的特权领域(这个制度甚至不能给民众提供足够的医疗保健),以及同广泛的流氓行为有关的大量酗酒行为。这个清单能不停地排列下去。

在美国——我不打算毫无偏袒——巨大的财富仍然掌握在使人道德败坏的福利制度的一小部分人手中。它的街道和住宅越来越不安全。它的昂贵的法律制度面向富人敞开,民法对于穷人难以接受,刑法对他们抱有敌意。它的工厂、汽车和冷漠的公民以不计其数的方式造成环境退化。

它的实业界的许多领导人——其中不光有处在边缘的不负责任的人,也有重要大公司的董事——向政府官员行贿。他们还在竞选捐助方面侵犯法律,并用报销单手法提高自己的收入。

他们假报产品,用各种方式欺骗顾客,不论是个人顾客,还是负责阿拉斯加管道工程和宇航探索这类重要工程的公司和政府顾客。这张清单也可以一直开列下去。

然而,我们都知道,无论是这些社会,或是我们有待认识的那些社会,都还有另一面。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下的社会不是完全不平等的和剥削性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也不是简单的旧式暴政或剥削性的寡头政治。不论许多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在夺取权力以后变得多么残暴,在他们早年追求权力的过程中,他们热情而机智地承担了为了大众利益改造社会的重任;所有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即便是已成功的共产主义的革命者,在他们权力的顶峰时,并不必然背叛他们早期的革命理想。在自由民主主义者看来,共产主义制度是杰出人物、专利暴君、进步立场、平等精神和改良主义的各种特征的一个奇特的混合物。

在这一章,我们将用一种特殊的眼光理解共产主义制度。

我们将把这种制度视为不完善地近似于两种十分复杂的人类社会的幻想之一,这两种幻想都涉及社会如何可能加以组织以有益“人民”的问题。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不完善地近似于另一幻想。这两个幻想,或者说模式,从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中抽取了主要特征,舍弃了另一些特征,舍弃了同共产主义思想和自由民主思想不一致的那些成分。所以它们摄取的是这两种社会组织形式各自简化的和夸张的内核。不过,模式与现实社会不应混为一体。

两种幻想之间的关键区别——它并非人们首先会想到或评价的基本内容——是智力在社会组织中的功用。模式,也许可以称为一个智力引导的社会。它来自于对人的知识才能的一个轻松愉快的或乐观主义的看法。模式2以对人的知识才能的一个比较悲观的估价为基础,构造出引导社会的其他形式。社会如何用各种政治—经济组织形式衡量价值观和作出有考虑的选择,这个问题我们已在对等级制内选择问题的分析中和在有关多头政治下如何形成决断的分析中做了探讨。

本书在这方面划出了一道分水岭:一边是人在社会组织中对运用知识的自信见解,另一边是人对自己能力的怀疑看法。

分析在组织社会中的功效

让我们列举有关知识、思想或分析的两套对照的观点,即模式1和模式2;这时,它们正被应用于社会组织的任务。

知识能力

知识指导社会的模式——即模式1——详细说明,社会的一部分人是富有知识和信息灵通的,他们能够改善社会问题,使社会变化取得巨大成功。所以,马克思主义学说“设想人具有真正理解他的现实、并把它作为他主动努力塑造现实的一个出发点的绝对能力。”

一位苏联作者写道,经过“普遍计算”的发展是有“科学依据的”。

但是,根据模式2,“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会犯错误的”,像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论自由》中认为的那样。模式1设想知识才能同社会世界复杂性之间的竞争。模式2认为它们极不相配。

理论

作为一个结果,在模式1中,社会的知识领导人被设想能够缔造有关社会变化的一个综合性理论,用它来引导社会。

被列宁(或毛泽东)和其他人提炼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近似于这样一种理论。毛泽东主义者经常声称,毛泽东思想包含了所有必需的社会理论。模式2里不存在任何这类福音书式的理论。学者们提供的仅仅是零散的、局部的理论——

例如,关于少年犯罪的致因或关于投票模型的理论。哪怕在他们有限的领域内,他们也是犹豫不决的和经验不足的,因此只能作为指导实际事务的一个不完善的来源。

正确无误与广泛意愿

在模式1中,既然一部分人了解如何组织社会,那么对机构建制或方针政策的检验便是说,它是正确无误的。1969年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宣布,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有一篇社论反映了中国的官方见解,它宣称:“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决定着一切。”

既然在模式2中,人们无法了解什么是正确的,他们只好回到自己的决断上;衡量起来,它无论如何算不上完美的理解。像人们经常提到的,“民主的关键特征是政府持续地响应公民们的偏好…”。我们或许因此可以把模式2称为偏好引导的社会或决断引导的社会。自由民主有时被设想为对真理的一种探求,民主价值观确实在某些方面——开放性、自由探讨、批判精神、自我修正——与科学界的价值观平行。但在模式1中,那些在发现社会组织的正确形式的过程中,信息、科学探索、分析和理论已有明确结论的地方,在模式2和多数民主理论中仍然是不充分的。在特定方面,有争议的问题不能科学地确定下来。

在此,衡量社会的机构建制的标准是,它们是否符合了人们的需要。

正确性的标尺

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么是正确的要么是错误的——在这个观念后面隐藏了一个关键的含义。逻辑上讲,不可能说,一个人拥有某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一个正确的政策,或一套正确的社会机构建制,除非他拥有衡量正确性的标尺。只有模式1假定,永远存在这样一个标尺。它表现为机构建制或方针政策对人的真正的体力的、心理的和社会的需要的响应,而这是可以预知的。

原则上讲,两种幻想都最终呼唤了人的需要,把它作为测试机构建制和方针政策的标尺。但是既然在模式2中许多需要不能得到了解,或者被人以充分的自信了解,机构建制和方针政策不能够总是得到衡量。相反,“大众”的决断被当成愿望和要求的最好指望。

不加选择的发现

所以,在模式1里,正确的社会组织不是选中的;它是被发现的。模式1内社会组织的正确方法不是观点或决断方面的事情,也不是协调偏好或利益的事情。它是一个要求判断的事实。存在着的是一个“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在模式2中(这里发现是不可能的),不得不选择社会组织。它取决于很多人的意愿。它是他们决断的一个结果。

社会精英

既然在模式1中由知识而不是决断引导社会,知识的精英同时也是政治的精英。所以,政党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上一章已提到这点)。在苏联,“党的领导垄断了对社会发展的唯一科学理论的解释和应用。”在中国,理解社会——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作出判断——是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的特权。在模式2里,不存在任何这类精英。

和谐性

模式1假定,人们的需求有着根本的和谐一致,领导精英对此是可知的,它有“一个预定的、和谐的和完美的规划”。苏联计委的一份出版物认为:“给定一个正确的经济方针,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也不会存在任何这样一个劳动者集团,它的物质利益将与客观的必要的经济计划管理发生冲突……”。毛泽东写道:“伟大而和谐的王国意味着共产主义社会”。相形之下,在模式2中假设,需求的和谐不光是没有发现的,而且是不存在的。

若给定衡量正确解决方案的标尺的假设,模式1对和谐性的假设就是必然的。像已经注意到的,如果标尺表现为人的需要——即是说,当机构建制或方针政策服务于人的需要时,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那么只有当服务于人的需要的某个机构建制或方针政策不妨碍他人的需要时,或者当存在使表面冲突的需要和谐起来的解决方案时,这一标尺才可加以应用。

两种幻想——一个是和谐的、另一个是冲突的——表现了社会的互相竞争的看法,它们把人们分开了至少两千年:由观点一致紧紧连在一起的理想社会,像在柏拉图、卢梭和黑格尔那里表明的那样;或者由冲突驾驭的社会,像在亚里士多德、霍布斯和康德(kant)那里一样。

民主理论的一个补遗

自由民主思想中一个发端于启蒙运动的伟大传统是,使自由民主(它近似于模式2)同靠理性而非权威建立的政府统一起来,或者说,作为“依靠讨论建立的政府。”现在一个晚近的西方传统则把共产主义同力量、权威、对探索的压制等同起来。我们的两个模式的特征正好颠倒了传统的认同,即把自由民主等同于理性、把共产主义等同于非理性的权威的看法。

无论现实的共产主义社会怎样严厉束缚讨论和探索,共产主义的教义表达了对统治精英知识能力的一个信念,它与那种对易犯错误的忧虑关注成了鲜明对比,后者是自由民主社会的特征(像密尔表述的那样)。历史地看,自由民主对理性的信念给人以深刻印象,它只是针对早先那种在科学、宗教和政治中的传统主义和权威主义而发的。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对理性的信念相比,它又是微不足道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意味着是科学的;这一概念不只当成一个口号。

在先前那种“依靠讨论建立的政府”的幻想里,民主不太像模式2,而比较类似于模式1。在法国,由于平等主义的民主观的出现几乎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巧合在一块,一个民主主义者或平等主义者通常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反对的是传统主义、权威和迷信。他趋向于相信,作为他对理性和科学的新的信念的一个结果,当人处在可以发现和谐一致的宇宙的可能性之中时,人们——从潜力上看——不再会与他的同胞发生冲突,知识能够发现“正确的”解决方案。

这一较早的信念,不论是在人的知识能力方面还是在对和谐一致的信心上,已经受到多种原因的侵蚀,其中包括弗洛伊德(ereud)对人的非理性的发现对知识界的影响。许多富有思想的人也失去了对诸如法国革命恐怖、后来的要求和对巴黎公社的反革命屠杀这类动荡不安的历史事件(它被称为“欧洲政治思想史的一个关键事件”)的深思熟虑的有信心的见解。

从此,一个曾经自信的思想运动(它在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几乎没作什么区分)分裂了。在同一条道路上,自由民主思想与古典经济学说结下了同盟,越来越怀疑人的重构他的世界的能力。它开始朝另一种机构建制的方向变化,这种机构建制让可能犯错误的领导人负起责任,但不会授予他们“正确”缔造一个平等世界的权威。在另一条道路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共产主义运动向另一种机构建制方向发展,这类机构建制不让领导人对受束缚的选民们负责,而是授权他们用“正确”的设计去创造一个平等世界。

模式2社会的相互作用——针对分析的选择

如果分析无法找出正确的解决方案,这时如何设计机构建制和政策呢?有的时候是靠猜测、靠“拇指规则”以及诸如此类的办法。然而,更重要的回答是:依靠社会的过程或者相互作用,用它们替代确定的分析。

设想由三个人组成的一个社会,它想要决定找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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