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市场(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

20、民主、自由和平等

作者:政治类

在确定共产主义制度的特征方面,我们是否已把它视为一种不完全近似于一个人道主义社会的模式1幻想?显然,它们的许多特征是模式1里没有的:恐怖,非法的或不按法律程序的非正规法庭,大量的死刑,无数的威胁形式,精心组织的民众暴力。它们是各种特征的一个综合。阐述共产主义的另一些深刻的特征,有助于揭示它在人性实现方面类似模式1的程度。

民主和多头政治

人道主义性质是由民主决定的吗?有时人们建议说,共产主义实现了一种新型的民主。即使政府不是由人民创造,它也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过,甚至在共产主义思想中,也有很好的先例,说明人们为实现大众化控制的制度而保留了“民主”概念。列宁、斯大林和其他许多共产主义领袖和理论家都承认服从于大众化控制的政府的特征。不论是在他们的学说中(这个学说认为,共产主义制度至少是还没有民主化),还是从他们精心构造的多头政治的外表上看(这个外表给那种自称民主正在实现中的宣言提供了实际内容),他们都是这样表达的。

我们看到,在中国著名的“群众路线”中,毛泽东主义者声称已使两种形式的交流(它们具有大众化控制的成分)结合进了我们所谓的训导制度之中。也许它是民主的一种形式。

毛泽东本人对两种交流的评点证明,它事实上是为了保持最高领导的控制而建立的。

在1933年(原文如此,实际应为1943年——译注)的政治局决议里——据认为它由毛泽东本人执笔写成——写明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

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多元主义和利益集团

某种小的大众化控制措施,通过扮演适合于模式2的角色的利益集团进入了共产主义制度。苏联的政治局服从于党的中央委员会、军队最高权威、官僚制和党的机关的某种监督。

在中国,毛泽东的权威在不同的时期或衰或盛,刘少奇(leu shao-chi)和林彪等其他一些领导人在一段时期内能够组织领导小集团与毛泽东的势力对抗。鉴于它们的合作尤为重要,军队和政府官僚制的领导人最终会被承认为制度的合法利益或决断的代言人。少数民族集团可能会迫使最高领导人对其重视,或者最终实际充当决策过程中的合法角色。这种趋势在苏联特别明显。一定程度上,工会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也起到利益集团的作用。不过,多数情况下,它们是贯彻最高领导控制制度的机构的组成部分。最公开的直言不讳的利益集团是学生、艺术家、作家和科学家的利益集团。但在苏联,他们只是近年来才敢泛泛地批评制度。从1969年以来,知识界的各种集团走得是如此之远,以致他们散发持不同政见者非公开的明确声明,要求朝着自由民主的方向作出重大改革。这些集团在中国和古巴仍然是沉默的,除开1956年中国出现的“百花齐放”的一段短暂插曲之外。

在“文化革命”中,最高层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在违背对共产党的忠诚方面走得很远,乃至用打倒对手的办法去争取大众的支持,最明显的事例是毛泽东从红卫兵(thered guards)那里获得支持,后者从事了洗劫、破坏、阻塞等等活动,并且发动了对毛泽东的对手们的尖锐的意识形态攻击。从未有任何苏联领导人尝试过这种从群众那里获得对抗领导层的力量的举动。

对最高政府官员影响的多样性,以及党和政府中各种集团形式的存在,导致了一些观察家的假设,在苏联和中国出现了近似于模式2的某种程度的多元主义和利益集团的形式。我们不得不极其谨慎小心地接受这个解释。多元主义的原则仍旧是破坏性的。利益集团的概念也是如此,既然教义完全依靠模式1。在官方的正式宣言中,亦没有承认利益集团事实上的存在。也已经假定,这些集团(无论怎么称呼)服从于最上层的等级制控制,而不是像多头政治的社会那样,服从于下面的控制。最高领导把防止它们演变成独立思想和独立行为的形式当成自己的任务。领导人利用集团;他们不代表它们。比较多头政治的利益集团,这种集团更像是个人组成的追随者集团。

一些观察家认真争辩说,多元主义和利益集团正在成为共产主义制度中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但是这类讨论涉及共产主义模式和模式1的外部力量的出现比较多,涉及共产主义包含多头政治因素比较少。某些学者把苏联看成是一个“参与的官僚制”(participatory bureaucracy),或者,参考诸如官僚制,政党和军队这类机构建制,说成是一个“机构建制的多元主义”(institutional pluralism)。

突然形成的多元主义力量是无力的。实现大众化控制的较早的列宁主义抱负早已销声匿迹。不过,在苏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政治参与一直有重要的上升。它不等于多头政治中的参与。它总是受党的领导层的严密控制。它绝不意味着已经走得很远,乃至允许拉切尔·卡尔森(rachel carson)写作《沉默的春天》,或允许拉尔夫.雷德组织社会公民组织。但它的增长也许揭示出朝着多元主义的多头政治方向发展的一个持续的压力。

在东欧,同苏联相比,实现多元主义的一个更大潜力仍在酝酿过程中。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暂时地放松了检查制度,使党民主化,允许各种集团自主活动,在变革进程中约束秘密警察的权力,按照它们的倡导者的建议,推动这个国家向成为第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上发展。在波兰,多年以来,工人们一再进行的示威、罢工和动乱清楚显示,民主的多元主义因素在这里比在苏联更强大。

看来似乎可以说,如果一定要称共产主义制度是人道主义的制度(鉴于它们展示了民主的或多头政治的因素),那么,它们之所以如此,仅仅是就这样一种意义而言的,即它们未能近似模式1,只好转而采纳至少是模式2的微弱成分。

自由

尽管共产主义制度既不是民主的制度又不是多头政治的制度,但它自称在其自由的概念和实践中包容了模式1的人道主义社会的理想。

若想象的是近似于模式2的多头政治中的那种自由,当然是遭压抑的。人人都知道,共产主义制度基本上拒绝给它们的公民以自由:思想、言论、宗教、集会、运动的自由,还有隐私权。在自由社会中,这些都是极受推崇的自由,不光是因为它们本身的原因,而是因为它们适应了多头政治的特殊需要。共产主义制度也没有保证应有的过程。在任何高度权威主义的制度下,例如纳粹德国,一个公民也许实际上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他是一个犹太人,那么他必须死。或者,他是一个中国地主或一个俄国富农,他也必须死。没有审讯。没有辩护。没有权利。在完全没有它们的前提下,他可能得不到“应有过程”规则(“dueprocess”rules)的保护。如果他被指控犯有某个罪行,他可能会在没有正式的审讯、对准确指控的详细说明、以及辩护的机会的条件下受到惩罚。所有这一切是能够发生的,像在共产主义中国那样,没有正式的司法行为,甚至没有适合于指控的某个特别的法典。

曾经有过一个似乎有理的假设,即所有共产主义制度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恐怖,作为取得对国民的思想和行为最广泛的可能的控制的一个主要方法:半夜的搜捕,未加说明的指控、监禁、拷打和处决,其范围常常很大,例如斯大林对富农的镇压,毛泽东动员贫农消灭地主,卡斯特罗处决成百、也许是成千名他认为事实上的或潜在的破坏分子。不过,虽然在所有这些制度中不断有严厉的镇压,极端的恐怖从总数上看见减少了,而且,在古巴从未普遍实行。

共产主义制度随时可能回到恐怖之中。中国已反复了好几次,例如1957年至1958年的意识形态整肃宣传运动。

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在整整10年内,苏联领导人在30年代企图把一个新秩序强加给苏联社会,逐步在这一过程中使恐怖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据估计,有100万人被处决,200多万人死于集中营,350万人在30年代的强制农业集体化中死亡。至于整个斯大林时期,一个普遍的估计是有3000万人死于恐怖行为。

然而共产主义者没有愚蠢到坚持认为他们的社会提供了另一种形式的自由——类似于模式1。他们将观察到,作为比较的一个基准,在多头政治下人们并不是真正自由的;他们仅仅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一个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问道:“人们在苏联摆脱了什么?”“他们摆脱了剥削,摆脱了所有的道德压迫,因此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摆脱了由剥削者的经济、政治和道德统治造成的旧时代枷锁。”这不是一个荒谬的论点。在前面有关多头政治的循环的讨论中,我们发现许多可信的根据,在多头政治中,人们不光是受到灌输——像各种社会难以避免的一样——而且是受到领导人和一个受优待的阶级的大量灌输。

关于对待自由的人道主义关注,一种积极的共产主义的声明是(我用它的最谨慎和最让人接受的形式提出它),既然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受欺骗去相信他们是自由的(而这时他们实际上是灌输的牺牲品),那么,至少存在一种可能,即他们可以在一种新的灌输下变得比较自由,这个新的灌输将允许他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和想法。我以为,没有任何可能的方式可以否认这一命题的真实性,如果它小心翼翼地读出来的话。如果承认它是有效的,那么一种可能性——至少是一种可能性——即共产主义的检查制度、灌输和思想的控制,甚至是以训导制度实践的极端方式,可能迟早会让人们更加自由,倘若最终抛弃它们的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engles)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福利和平等

共产主义制度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生活标准和一定程度的收入及福利的平等——共产主义者声称它近似于模式1的人道主义理想,对此似乎是不可否认的。在这些方面,人们不得不把巨大的成就归功于共产主义制度,从总体上讲,这个成就也许比多头政治在这些方面的成就更大。从20世纪以来它们一直是共产主义的追求,这时对自由的追求和对经济平等的追求(它们是启蒙运动时期的目标)已分道扬镳。民主主义者走向右翼,追求自由。共产主义者走向左边,寻求经济平等。比欧洲共产主义做法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和古巴近年来已更新了遍及全世界的平等主义愿望。

必须提到的是,共产主义没有政治平等的追求,事实上是以轻蔑的态度对待它,以便替统治精英内的政治权威的集中作辩护。它的社会平等方面的记录也没有特色。在苏联,接受较高教育的机会偏向新的较高层阶级的孩子。虽然允许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和某些曾经是男人一统天下的职业,但她们在就业、政党、行政管理和政治生活中的机会仍然有限。旧时代那种对犹太人的迫害还在继续,尽管数量有所减少。在中国,妇女依然与男子同工不同酬。在许多表面上由妇女对其成员们负责的委员会和组织中,她们仍然寡言少语或只给人沏茶。在中国和苏联,农村人在好处、机会和环境的舒适性方面落后于城里人。

不过,在少数民族和农民的社会平等方面,中国可能比苏联做得更好,毛泽东似乎打算实现彻底的平等。中国和古巴的教育平等——如果它不似苏联那样偏向把好处提供给官员的孩子的话——是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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