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市场(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

21、训导教育和道德激励

作者:政治类

在模式1中,负责启蒙的统治精英可能选择通过“教育”进行统治的方式,它依靠的不是传统的权威,而是我们所说的训导制度。这种与模式1的幻想结合一体的训导幻想,预构了对例如今天实际运行的共产主义实行革命转变的一种重大可能——它是一场重大的革命,不论是恶梦还是乌托邦。模式1里有一个信息上灵通、思想上启蒙的精英的幻想。训导模式里(从第4章得来),有一个包罗万象、丝丝入扣的“教育”的幻想,它旨在引导制度对官僚制和其他权威的依赖,通过激发自愿的首创性和广泛的资源开发,释放权威主义的协调所不能发掘的能量。

中国的训导因素

现在不太清楚但几年以前还相当明显的是,中国可能一直在发展社会组织的一种完全是新的类型,它是通过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运用各种形式的说服和灌输实现的——在训导模式里,我们给它贴了“教育”的标签。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是一次重大的(也许可以公平地说是一次英雄般的)尝试,即通过倾注“教育”的能量,获得比靠传统的协调计划可以取得的一个更大的进步。它的实现,是靠官僚制度对生产单位控制的分散化、农业中公社的发展和强化的意识形态宣传运动。

1965年至1969年的“文化革命”是一次不同的震动。这是一场出于意识形态整顿考虑而发动的大规模宣传运动,它再次证明了毛泽东对说服的信念和他用说服来改造社会的无比决心。它被发动起来,不是为了增加生产,而是为了“教育”那些被毛泽东认为是妨碍了中国社会不断革命的人和组织。因此,它是一场造成深刻分裂的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毛泽东发现自己越来越处在向官僚制化的党组织的进攻态势中,因而也越来越需要某种可供选择的组织支持来源,他在匆忙集合起来的年轻人集团——红卫兵——那里找到了这个来源。他们因而受到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他们有时仅仅是解放军的一个前沿阵地。军队最终不仅压倒了红卫兵,而且一段时期内在很大程度上还以自己的职能取代了党。原则上讲“教育”是“文化革命”的核心。不过,它事实上是靠恫吓、强制、公开的暴力以及类似于内战的军事行为推行的。

共产主义的“新人”是通过训导式“教育”创造的。他应该是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很多访问中国的人声称遇到了这些新人,虽然听起来也许难以置信。中国人对他的创造物的全神贯注远比苏联人的努力更强烈。苏联从未尝试过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教育——像中国一段时间曾经有过的普遍传颂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那种情景。在军队、学校、工厂、商店、演出团体、公社和田头的大人小孩的无数次会议上,人们认真学习领会这本语录和毛泽东思想的口头指示。

毛泽东和列宁对待群众“自发性”(spontaneity)的态度又一次出现明显差别。列宁像毛泽东一样相信,工人农民自发表达的不满常常具有不彻底的革命性。它表现为一个谨小慎微的“工联主义意识”,这种东西一碰到微不足道的好处便容易烟清云散。因此它事实上阻碍着革命变化。对于毛泽东来说,正是这种可能,显示出依靠“教育”重新引导群众不满的需要,而不是列宁那种让不满的集团服从党的权威的做法。

在苏联,阶级斗争是结构性的,就是说,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毛泽东则把阶级斗争视为个人内心的不断冲撞,视为腐朽的人同新人之间的斗争。假使是这样,那么,它更多呼唤的是“教育”,而不是仅仅靠新的权威消灭旧阶级残余。在一个训导制度中,我们前面已经看到,正确的态度是关键性的。技术能力受到贬低。当苏联相对迅速地转向有利于“专”而不是“红”的某种平衡的工业管理时,中国先是在“大跃进”中,随后在“文化革命”中,在红与专上的政策极端强调正确态度而不是技术能力。可是,从1971年起,中国再次退回到专的路线上。

我们又看到,训导制度的一个相应特点,是对专业化的对抗。与苏联企业不同,在中国的企业里,经理、技术人员、其他专家和熟练工人做着各种杂活。而且,至少在一段时期内,经理们常常一周花两天甚至更多时间,下厂子做粗活。

能量、灵活性、开发资源、各种首创性,比起正常运作的权威主义协调受到更高的评价。

在这些创造中,毛泽东既反对亚当·斯密的现已成为传奇故事的专门化的受限制的市场,又抵制苏联的高度专业化的斯达汉诺夫(stakhanov)运动。在这些方面,训导式“教育”已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思想潮流的组成部分,它对动力的重视是以牺牲协调为代价的。这个新的思潮是极其杂乱、参差不齐的。它包括美国的青年运动,西欧的某些追求参与民主的运动,工业管理的某些新形式(它们放弃了装配线,采用不太专业化的劳动安排),和经济理论的新进展。在那些远不同于毛泽东思想的经济理论家那里,对商业企业内部资源开发的一种新的兴趣,可由莱本斯坦(leibenstein)关于“x 效率”(x-eeeicieny)的有新意的论文证明。

训导制度的这个方面——资源开发而非正常协调——指明了与模式2而不是模式1的制度的一种相似之处。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对很多西方人的吸引力之所在。

毛泽东,这位中国共产主义的伟大导师,相信“教育”可以使人们有能力解决人的一切问题,从让自行车的生产“更快、更好、更便宜”,到消灭贫穷或解放人的思想。然而,中国对这种“教育”的重视在他去世以后可能不会继续下去。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已从原先的权威的分散化后退,它预示着可能重视强调高于训导制度的传统权威制度。

中国“教育”里的许多内容无论如何只能算是训导制度那种虚假做作的东西。它们实际上是为一个无所不晓的权威主义政权从事的监视、恫吓、自犯障私、洗脑、和其他令人恐怖或厌恶的事情作出的设计。权威而非说服,仍然是中国的精英控制的一个主要手段。例如,当中国要工业工人下放农村时,工人们是在报复的威胁下“自愿”去的。中国领导人自己也注意到:

许多党的组织和干部在他们作出决定和下达指示以前没有向群众征求意见。不仅如此,在贯彻决定和指示的过程中,他们不是说服和教育群众,而仅仅是靠下达命令来完成任务。

通过其他方式,“教育”变成了有不同特点的影响方式,例如,表现为“学习毛主席语录以后的细小变化,从某个创造学习的行为,到一种新的政治控制形式”,从学习到唱赞歌和集体背诵。

但是,那些会见了难民的访问者、学者和个人常常谈论那种可以造就一个新中国社会的显著特征(不过,证据并不都是有力的):

不论是有文化的或是没文化的难民,都能够清晰表达自己:

而且…他们具有分析一切的习惯。甚至那些肮脏的和用碎布裹身的农民也雄辩地谈论他们的经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有一种分析日常生活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习惯。

古巴的训导因素

60年代中期,面对由于不适当政策造成的明显的经济困难,古巴偏离了模仿苏联的机构建制和方针政策的路线。简单地讲,从1966年到1970年,古巴领导人相反竭力通过“教育”塑造一种新的古巴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切·拉瓦拉(che guevara)宣布,“必须成为一所大学校。”古巴也用中国式的群众运动方式,激发调动资源,依靠巨大的集体努力,完成各种各样的特殊任务,如收获甘蔗或教文盲识字。

像在中国一样,古巴的训导因素常常被传统的压制性权威主义手法掩盖(或者,至少是结合在一起)。“保卫革命委员会”宣布,它们的值得赞颂的目标包括:

它(每个委员会)将自愿与生产过程的所有活动和必要步骤合作。

它将组织集体讨论……以增强成员们的政治能力和公民意识。

……它将保证没有一个文盲留在它的活动范围内。

当革命领袖对人民演讲时,它将组织公众收听。

但是卡斯特罗最早任命的委员会采用了另一个调子,一个不祥的调子:

我们将要建立一个有集体警惕性的制度……每人都要了解他那一组中的别人的情况,他们干些什么,他们用什么残忍方式建立联系,他们信仰什么,他们会见哪些人,他们参加了哪些活动。k 正如我们已注意到的,古巴像中国一样,在一段时期内依靠军队去做“教育”常常无法做到的事情。如某些观察家当时见到的,“军队的形象变成了社会的形象。”

在古巴,大约从1970年以后,一直在发展的强制性权威(而不是训导式“教育”)开始变得多样化起来。在这段时间,卡斯特罗开始转向一个更正统的苏联共产主义模式。一方面,采纳了各种机构建制方面的改革,把军队、政党和国家行政机构分开。尝试建立各种定义明确的机构建制职责的改革。另一方面,它们出现在计划过程一体化这类不同形式上,在军队中重新恢复了军衔制。古巴政府变得较少人格化和较多官僚化。与此同时,农场农民、工人和青年人被置于更严密的权威主义控制之下。教育和文化活动中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得到刑法中新的严厉规定的加强。一个曾经有过的训导式“教育”的热情尝试看来正接近尾声,虽然它不是没有一种学说的遗产,那个东西有可能再次使这个运动在不太严峻的经济状况下复苏——不管是好是坏。

劳动力的组织

除了其在社会的广泛用途之外,在一个训导制度下,说服或“教育”至少从逻辑上讲是组织劳动力的一种特别方式。

至少在毛泽东去世以前,中国追求过作为对传统权威的一个补充的这种过程,它用道德代替了市场刺激。古巴在几年时间中,用开发道德激励的一种极端的宣传运动的方式,企图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的作用。它们的经历对一个几乎当然希望进一步试验道德激励的世界来说,是一个开创性的实验。它们还对“教育”在经济组织的实践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提供了比较详细的证据。

在一段时期内,作为中国社会最突出的革命特征而引起西方人注意的东西,是中国的公社。它是训导式“教育”一个极其大胆冒险的行动,相当于用一个新型的社会组织来对农业和工业的劳动者的整个激励结构加以改变的一个尝试(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也采用了公社)。公社算不上中国应用道德激励的一个成功经验,但它在农业中的作用和传统共产主义对它的选择,成了道德激励故事的一部分。

农业的组织

在苏联共产主义早譬如火如荼的年代里,曾经在一个小小范围尝试过农业的公社组织。1931年以后它被放弃。随即出现了强迫集体化和使生产面向国家的严重强制性转移,后者作为压在农业生产单位身上的负担,直到斯大林死后才有所缓解。中国的公社经验要深刻得多。在50年代末的“大跃进”中,中国建立了公社(每个公社由数千家庭构成),用它作为新的合作生产和消费的方法,设想用它取代市场激励和开发道德激励。资本、设备、任务和产量都要共同分担。公社食堂免费就餐。公社社员被保证供应(或将要如此)免费的日常用品,包括衣服、医疗、住房、燃料、以及从丧事到理发的各种服务。在有些公社,一段时期内,免费的供应可能占了农民收入的一半左右。

中国的冒险之所以失败,既在管理上的困难,也有激励方面的问题,还有传统的家庭和氏族的聚合力的原因。公社迅速丧失了它们的大部分经济职能,生产又按照较小的集体——通常是10至25户人家组成的生产队——加以组织。免供的费应,以及公社食堂,都被放弃。公社目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单位,担负着传统的职能,计划当地的工农业生产,管理某些地方工业。

也许公社从未被看成仅仅是一种临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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