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市场(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

22、商业企业的政治

作者:政治类

所有共产主义制度都使用市场分配计划生产。多数消费品和劳务是销售的,而不单是靠不用价格的定量分配。所有共产主义制度都使用劳动力市场,用它吸引劳力进入领导人计划停当的生产线(虽然如我们所见,在中国,劳动力的行政分配几乎完全取代了市场分配)。市场制度还在农业中扮演着好几个角色。

共产主义制度所以被认定为非市场的制度,是因为,除农业外市场制度没有被大量用来决定生产什么以及投入如何分配和使用的问题。这些决定由最高领导层和计划者以权威主义方式确定。

所以,撇开中国和古巴的逐渐展示的平等主义可能性不论,共产主义的主要创新是行政方面的:一种新的商业企业,加上一种确定它的安排的新的方法,靠它协调各企业之间的关系,并把资源掌握在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迄今为止的共产主义,与其说是一场社会革命,不如讲更像是一场技术支配的革命或组织革命。在市场取向的企业中,“内部的”事务主要由内部的等级官僚制加以组织。“外部的”事务——与其他企业、投入供应商和顾客的关系——通过市场制度把握。共产主义把权威主义的、等级制的和官僚制的控制(它们在所有工业化制度的大企业中发挥作用)用于企业之间的关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企业无论是“内部”事务还是“外部”事务都受到公开追求模式1抱负的等级制和官僚制的管理。

核心因素

粗略勾划一下,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对非农业生产的控制采用了以下方式:

1.最高权威和他们的计划人员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分配资源的问题。之后,他们向生产单位下达投入配额和产出目标。对那些区域性的或地方的生产单位,他们则把配额和目标下达给下级职能机构或区域组织,由它们在其职权范围内计划并下达指标和定额给生产单位。

2.为了使较低层的决策命令有某种程度的分散化,生产机构被组织起来作为商业企业而非一般的政府部门那样运行;这种商业企业以货币单位为它们的产出取得信贷,为它们的投入负担货币成本,并被要求通过它们的所得弥补它们的货币开支。企业经理常常得到与产出、成本和其他成绩指标连在一起的奖励或奖金。

3.尽管逻辑上讲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府能够有力操纵价格来引导产出或投入的改变,除了农业企业的某些例外,它们却不这么做。证据是,在很多年内,价格始终不变。配额和目标在引导企业方面远比价格重要。然而,即使不是由于出自控制目的的精心操纵,价格总是迫使企业避免高价的投入和低价的产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企业不得不弥补它们的成本,是因为奖金与用货币概念衡量的成绩连在一块。

4.与市场制度下的企业比较,这里的企业面临的长久问题不是销售而是供应。销售通常已有保证。投入的分配总是稀缺的。

5.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计划不能够预见一切可能发生的偶然事件(尽管渴望实现模式1),计划者处在模式2类型与企业的持读相互作用之间,他们在这里不断对目标和配额作出修改。与此类似,企业总在不停地讨价还价,以求得更多的投入和避免高产出的目标。

6.出于同样的理由,企业再次如模式2的类型一样,涂涂卷入了相互的帮助之中——它们互相交换投入和产出,寻求和授出好处,以弥补由计划者分配的供应的不充足。虽然多数这类相互调整的行为是非法的,它们在事实上得到计划者和最高权威的容忍。在某些这类行为中,企业是在一个简陋的黑市(black-market)或灰市(grey-mardet)制度下活动。

7.由于没有足够的价格信息实现一个有效的计划(eeeic cient plan),从而只要求完成一个一致的计划(consist-ent plan),最高权威和计划者试图确保对任何既定投入的分派不超出手头掌握的范围、不让任何资源白白流掉(这就是说,他们试图确保供需相等)。为此,计划者使用了对可用供应和投入使用之实物单位的一种统计方法。这就是所谓“实物平衡”的计划方法。

在所有这些方面,共产主义制度之间多少有些差异。东欧的制度主要追随苏联模式,南斯拉夫和匈牙利除外。在早先偏离苏联模式的经历之后,古巴现在基本上是模仿苏联模式,虽然对一个如此小规模和简单的经济来说,计划性很难同苏联经济行政管理的错综复杂程度类比。从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更多的训导成分的预见中发现的全部迹象看,中国不同于苏联模式:也许企业多少有更大的自主性,可能中国的企业之间存在较多非计划的购买和销售;对于企业管理,大大减少了财政刺激的使用,相应地,更多地依赖道德呼吁。

特殊的困难

卡斯特罗说,“低效率和低生产率是侵吞国家资源的无底洞。”我们看见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也表达了类似的关注。

关于共产主义经济组织缺陷的争论曾经十分热烈,有些至今为止。但共产主义者和非共产主义者逐渐形成一个共同见解,即像市场制度有它的典型的缺陷清单一样,共产主义制度也受到一份有特点的缺陷清单的烦扰。

缺陷就是第5章勾划过的等级制和官僚制的不完善性。

它们构成了权威制度下定量配给抉择的一般困难和经济选择的特殊困难。从而它们包括了过分集中的问题和在分散化的等级制度协调失败的问题。它们包括了投入分配的不充分标准的问题和(更普遍地讲)成本的不充分衡量的问题。它们还包括找出为企业所需的令人满意的衡量标尺或成绩指标的困难(一些人可能说成“不可能”)。须牢记,所有这一切都属于有效价格和市场应付解决的问题。或者,用另一种方式循环论证,它们是缺少有效价格和市场制度时会出现的问题。

不过,这些缺陷不成其为拒绝共产主义的一种结论式的根据,恰如市场的典型缺陷给拒绝市场制度的态度提供的结论式根据一样多。

增长的纪录

尽管存在权威主义对工业指导上的特殊困难,相对而言,共产主义的增长率是很高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苏联的单位资本增长率可与其他制度“100年”的增长率媲美(见表格22.1)。

1917年革命之后,苏联的增长率当然高得多。它的数字可与瑞典和日本相比,比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高得多。但苏联在1928至1958年期间从未有过很高的增长率。

有一种对工业增长率的计算,拿1960年至1968年期间共产主义的东欧与13个市场取向的制度及美国作了比较;它显示,平均的年工业产值增长率在前者那里是6.7%,在后者那里是5.7%。

不论是按共产主义制度的标准,还是按市场取向的制度的标准,中国的增长都给人以深刻印象。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在1960年至1973年的13年内,单位资本的年增长率为3.8%,与此相比,苏联是3.8%,美国是3.1%。另一个与此相似的对中国的估计表明,1957年至1974年期间的年平均总的gmp增长率为5.2%。

增长率为5.6%,与此相比,苏联是5.3%,美国是4.3%。

表格22.3展示了最近一个13年(比十进位制意义的估算更粗略一些)增长率的排列情况。它表明,共产主义制度比不上日本和巴西一类的跑在前头的国家。但这个比较1960至1968年工业增长率的比较,不那么有利于共产主义制度,它反映出欧洲共产主义增长率的局部下降,这在60年代十分明显。从1958年以后,苏联在增长率上的成就同其他国家类似的单位资本收入相比不太突出。

对古巴的增长率是一个大概的估算。在紧接着革命后的两年中,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也许增长了10%。往后几年不太清楚,但从1965年到1970年间gnp也许下降了30%,这正是强调道德激励的年代。从那以后,卡斯特罗声称年平均增长从5%到13%不等。

欧洲共产主义内技术工艺落后的特殊问题

“共产主义”,列宁说,“等于苏维埃政权加整个国家的电气化”。在苏联,培养了大批的工程师,工程师有时还上升到政治局的顶峰位置。那么,也许可以期望,共产主义将证明发现或发明创造精尖技术工艺的一种不同寻常的能力。的确,在某些环境中,共产主义制度正是这样。苏联的宇宙航天和军事技术和中国的原子弹爆炸在这方面是有说服力的。

但是,欧洲共产主义的一个缺陷是技术工艺上的落后,中国共产主义下的训导因素或许能够避免它。共产主义者对此发出悲叹。撇开特殊的环境不论,苏联用于发展的一般公式不是强调高水平的技术工艺的熟练应用。相反,发展的实现是通过迅速把劳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通过(1928年到1937年)强制储蓄大力集中资金,创造出新的工业。依靠这些办法,苏联在30年内取得了美国、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花五六十年时间取得的进步。

苏联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些办法的潜力已经耗尽。已不可能有进一步的人力转移和资本动员。领导层对此也很关注,因为资本和劳力的生产率在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制度里一直在下降。技术工艺的进步并未抵消投资成效的减少,像其他的工业化制度的情况一样。人均小时工作量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苏联曾高于多数工业化市场取向的制度,从1958年起直到现在又落到了后面,柯西金(kosygin)在1966年党代表大会上对此发出了痛惜之声。欧洲共产主义制度具有同样的问题。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奥塔·锡克(ora sik)写道:“在1962—1963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际上停止了。”

欧洲的共产主义制度始终面对缓慢的增长率,发现它们有赖于市场取向的制度一样的创新来源:发明采用国外的创造、迅速将发明创造分散转化到实际的生产过程中。这一切都是需要的,而不光要有计划的改进,后者多年来已取得了进展。

说中国如何如何成功尚为时为早,随着它越来越工业化,中国也要回到实际的技术工艺的发明创造上;无论如何,苏联或毗邻的欧洲共产主义制度已发出了承认工艺技术落后的警报。对苏联领导人来说,不得不承认以往增长的主要源泉已变为靠把强制储蓄作为可能的工业劳动和投资资金的新的来源,是令人尴尬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消灭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和使社会转变为模式1类型的生产资料的“科学”组织,可以为苏联制度先前的成功赋予良好的信用。在官方的宣传中,问题有时“表述为通常是重大的国家范围的紧急情况而造成的。”苏联经济研究所所长写道:

客观上,……科学和技术进步的计划必须是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体系的领导环节。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一环节也许实际上是整个复杂的机制中最薄弱的一环……。

困难的一个主要根源在于,苏联式的政治—经济组织是为一种比现在的苏联东欧的经济和社会简单得多的经济和社会设计的。当5年计划在1928年首创时,产品的数量——有人说苏联有2000万种产品——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数目。1928年,工业有300万工人,现在这个数字翻了10倍。工业生产的技术日益复杂。

问题是由共产主义在外贸上的困难而硬性造成的。由于技术工艺的粗笨,除了军火之外,苏联只能把少数几种它的工业产品销售到共产主义圈子以外的国家(某些特殊的安排是例外,比如对外援助,它迫使受援国购买苏联产品)。它的工业产品不适合国际质量标准。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东欧制度中技术工艺最发达的国家,刚刚开始为世界工业市场有效地安排生产。一份对捷克的研究报告注意到:

捷克所洛伐克的机器可以支配西欧市场,其价钱通常按公斤计算不到资本主义竞争对手的2/3,尽管捷克斯洛伐克的材料投入经常是更多——这个事实归咎于一个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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