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市场(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

24、共同管理和南斯拉夫人的创新

作者:政治类

近几十年来工业组织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是商业企业中形成的小的合作劳动集体。这是一个人们互相能见得着面的集体,它逐渐担负起了安排任务的责任,有时还承担了集体工资收入分配的重任。在英国工业里,劳动场所的各种委员会平稳和逐步地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几乎一半的英国工会主义者是某个委员会的成员。集体的权威是非正式的,但它们在决定工资和劳动条件时成为重要的参与者,有的时候以传统的工会权威作为牺牲品,虽然这种集体仍是工会的一个部分。在其他西欧制度和美国,类似的劳动集体一直在发展,有时还获得法律的推助。

它们把模式2的多种相互作用过程结合起来。

从整体上看,这个运动和它的主张者对于有关劳动场所的较大的政治问题依然感觉迟钝。它们从未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

为什么权威有赖于或应当有赖于财产而不是雇员?彻底废除传统的权威会对福利和生产积极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有一些新的声音提出了这些较大的问题。新型雇员对公司管理的参与,暗示着公司统治最终急剧变化的可能(虽然还很遥远),这在欧洲比在美国更甚。

这个新的浪潮,在好几个西欧制度下正轻轻拍打着公司统治的岸边,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它已在南斯拉夫发展到高峰,在那里,抛弃了传统的共产主义的中央计划,变成一个市场取向的制度。

工业民主

工业管理方式绝不像它的批评者经常断言的那么具有剥削性。倘若如此,工资就不会上升。事实上,从最早的工业发展以来,远在工联主义之前,所有工业化国家中的工资都呈上升趋势。工作条件也不会稳步地改善,像它们在历史上表现得那样。在多头政治中,改进的机制,确切地说是限制雇主的机制,是市场制度,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在那里,雇主必须以更好的工资和劳动条件对劳动力投标。(在繁荣时期,投标方式可以具有高度竞争性。)如果争夺雇员的竞争是激烈的,劳动力市场实际上认可了对雇主的某种程度的工人控制。

然而,劳动力市场是工人控制的一个极不完善的工具,尽管长期以来在推动工资和提高劳动条件方面它成绩显著。它的有效性在失业时期经常骤然跌落。甚至在比较顺利的时期,一个雇主可以轻易地解雇任何现有的雇员。劳动场所的民主化对工人来说,要求有比竞争更多的东西。

许多力量加强了在劳动场所实现更多的民主的当代要求。1968年5月,法国经济瘫痪了。几乎所有主要的企业都被一场没作准备的工人反抗斗争停业了好几天,这个反抗没有同工资争论或任何其他特殊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它是一次极端事件,它若没有预示工业化社会将有一个越来越多的麻烦的未来,那将是令人奇怪的。一个逻辑上的设定是,这个插曲是一场异化的危机。

虽然学者们为马克思使用“异化’(alienation)时的含义争论不休,马克思的概念至少用符咒幻化出多方面处于悲惨境地的工人的图景。工人从他的工作中得到的不是快乐,不是动力,也不是自我完善。他从他生产出的产品里也未得到这一切。由于劳动场所的权威结构和他与同伴之间的竞争,他还被人从一个与他的同伴之间相互报答的密切协同关系中分离出来。论述异化的文献如汗牛充栋。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于有怀疑态度的人,更不必说对于其他人,从理性上讲都是确凿无疑的。另一方面的证据同样使人笃信不惑,即劳动场所中存在的即使是有节制的民主形式也常会带来宽慰。它们提供了讨论和理解目标的机会,提供了组织任务(它实现明显的目标)的机会,提供了享受成就的机会,提供了用互相尊重的方式把劳动伙伴们团结起来的机会。

那些详细阐述了各种慢性症状、把它们作为异化而非工作道德下降的人提出了十分相似的观点。至少对于重复性的工业劳动的许多形式,社会的某些部分正回到比较古老的看法上——如古希腊的和其他时代及文明阶段的看法——,那就是,多数劳动的品质在下降。工作并不必然成为或通常应成为扩展人的能力的挑战,也不是培养个性和长处的经历。从极端形式看,某些工业劳动扼杀的,不止是一些丧失能力的人,它们还使数百万的职业变得毫无价值。虽然亚当·斯密大大称赞了分工,把它视为生产效率的一个主要来源,他还是承认,“那些一辈子都在履行少数简单操作程序的人们…已变得像人类生物可能出现的最严重的愚昧无知。”

出于对异化和工作道德下降的关注,有了一个特殊的说法,即工业民主将使工人们成为更愉快、更优秀的人,而且还将通过改善积极性刺激生产。传统的工作纪律是处在炮火下的:不论是市场诱因(报酬、推销、解雇),还是权威主义的指导。在这方面,许多现代的实业家发现了同毛泽东思想关于动因的令人惊奇的相通之处,人们坚持认为,在各种因素里,参与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传统的动因。

对工业民主和参与动因的某些新的兴趣,源于对一个根深蒂固偏见的更深刻的挑战,这个偏见就是社会科学家和经理都把协调作为效率的关键。能力、开发资源和创造性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效率的巨大的尚未充分利用的源泉。通过提高个人生产率减少个人和组织的怠懈,现在常常被断言为比过分注重加强协调有效得多的事情。我们已经见到,毛泽东的思想意在用协调充分挖掘资源,但西方经营管理的创新者也如出一辙。

工人控制的试验既出现在自由民主世界、又出现在共产主义世界这一事实表明,私有财产和私有企业并非像社会主义者一贯相信的那样,是劳动场所的民主化的主要对象。相反,主要对象是企业内的权威等级制和权威主义结构,不管企业是否依赖私有财产。

参与式民主

在有些国家,工人控制运动是一个旨在使集体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参与式民主的更广阔运动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民主改革运动,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这样一类信念,如密尔所说的民主对公民“在知识、长处、实际活动和效率上的进步”起到的作用,他也怀疑代议制政府是否充分。卢梭认为民主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大的制度不可能形成参与的共同体。密尔担忧的是“国王们和贵族们的不吉祥的残暴的利益”,他推测出各种参与形式以约束这种利益。旧式的关切现在为一种新的对官僚制的抵制所取代。

今天处处可见的是,大量的学者、实业家、管理人员、学生和雇员要么怀疑它要么捍卫它。有些人深信,在非人格化的组织中窒息了个性,靠权威主义方式指派和细琐地分配任务。

他们认为,通过集体决定,任务是可以自我安排的,通过这种安排,任务又可以发生变化和成为一个整体。

有些人声言,参与方式是一种行为,它鉴于自身的缘故而具有价值。有时人们还打算用参与方式削弱契约关系,加强亲缘关系、邻里关系、感情关系、效忠关系或者目标的认同。1887年,菲狄兰·托尼斯在《团体和社会》一书中比较了正式的组织与更“自然的”形式。这种比较在政治哲学里有长久的历史。埃米尼·涂尔干,洛德·阿克顿(lord acc ton),列奥·杜吉特(lèonduguit)和其他一些人曾考察过它的某些方面。参与式民主的倡导者实际上是建议恢复较古老的共同体的价值观。人们甚至认为,一个受挫的共同体的渴望在极端形式上会驱使整个民族进入所谓“极权主义”(toc talitarianism)的共同体的骇人听闻的扭曲模仿之中。

质疑

怀疑参与式民主的论据在一些人那里是不乏供应的,他们害怕参与方式会带来过多的混乱,害怕对领导人的约束太严,害怕公众对政治的偏见太深。在古代雅典,“民主越完善,公民们就越可怜。”主张参与的民主主义者的盟友也许有一天会背叛他们:这些人是反官僚制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他们主张的是知识而不是传统权威,社团而不是等级制,分散化的首创性而不是强加的协调,计划化而不是紧急状态式的行政管理。乍一看,他们的论点是一些值得称赞的建议。但是,一个并非不合理的解释是,事实上他们的主张是以一个精英代替另一个精英。他们将把比较自由的束缚(和支配)交给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化的精英,他们是老的、“外行的”官僚制的继任者。

我们现在并不是非要去估量与这些怀疑论点针锋相对的抱负。此际说明一点已足矣,即我们在参与式民主中见到了一个新的潜在的但不是不可挑战的极为重要的运动。市镇会议的衰败表明,参与式民主是现代社会遗漏的一个事业。可是,它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庄(kibbutz)的复活,以及在1964年美国“经济机会法”下新的共同体行为和共同发展集团的抬头,表达了一种不同的论断。在坦桑尼亚,通过旨在成为新型的政治—经济共同体的建议,正在追求一种参与式民主的可能:“乌贾玛”(ujamaa)乡村合作社运动。它的某些基因正在中国的公社中培育成长。

实现更大的参与式民主的最肥沃土壤看来是工业,这或许是由于民主的潜力在这个活动场所十分巨大,在这里,权威主义具有长久而广泛的实践和受到极少的怀疑。面向工业民主和参与式民主的运动,成为工人控制管理的一次新的鼓励的导线。

工人控制

工业的民主化并非很久以前已实现的事情,这个事实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假定提供了凭证,即财产所有者认为政府的民主化远不像工业的民主化那么有威胁。他们对一个要求让步,但他们不会向所有其他的要求屈服。毫不奇怪,他们理应如此。在保护财产的宪法秩序下,政治民主对财产所有制特权的挑战仅仅是边际性的。对比之下,工业的民主化迅即、直接和绝对地打击了这些特权。尽管工人控制作为使工业(和政府)民主化的一个方法提供出来,它的最大胆的表示至今为止仍然来自于一个权威主义的非多头政治的状态之中,在那儿已取消了工业的私有财产。

南斯拉夫自治的规则是,所有雇用5人以上的非农业企业归社会而非个人所有。它们被置于企业雇员(包括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的监督之下。至于较小的企业,所有雇员都是工人委员会的成员。在50人以下的企业,工人们选出代表委员会。在很多大企业,企业内各种可识别的生产单位各自选出委员会。根据其正式的权威,委员会在企业中地位最高。

虽然它们把直接的管理任务委托给管理委员会和经理,管理委员会通常是从委员会成员中抽调的。从1968年起,这个委员会享有招聘、选择和罢免经理的权威。从这一年起,企业不再像苏式组织那样听从面面俱到的政府指令。它们相当程度上是由政府和政党管理,但多少是采用了美国、法国或英国的公司管理的类型。

所有这一切是在一个权威主义的制度下,在一个共产党(南共联盟)和政府(它经常实行严厉的镇压)的监视下建立的。但是比任何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更进一步的是,在这里,媒体享有一些重要的自由,个人在国内外的旅行几乎完全自由,立法机构享有某种真正的权威,公民参加的各种选举比在其他共产主义制度下更真实,共产党作为社会的一个督察不是垄断的或有效的。南斯拉夫的领导人理论上赞成不适用于模式1的两条值得注意的原则:特殊利益的合法化;组织上的某种自主性(赋予公社、立法机关、企业、工会、工人委员会和其他组织)。工人委员会的选举不单是一个摆设,尽管党和工会还控制它们,以及还存在其他严重影响民主抉择的不完善之处。

南斯拉夫的实验表明,一个在某些方面很虚弱、由于多种原因不肯自称是无所不能的模式1精英的权威主义政权,可能发现某些优势使工人控制有某种重要发展。在南斯拉夫,历史的、民族的和文化的分裂是如此巨大,作为一个国家的意识是如此虚弱,以致于领导层无法实现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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