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市场(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

1、比较制度

作者:政治类

渐增的迹象无情地显示,这个星球的人类生活正在被引向一场灾难。的确,好几种祸患是可能的,即便我们躲过了其中之一,也会被另外的灾祸攥住,按目前的人口增长率,下个世纪地球上将有400亿人,太多的人口需要喂养。假如工业生产在下个世纪照现在的速度增长,对资源的需求将扩大1000倍。一些科学家们说,能量的散发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使地球的温度上升到人类居住所无法忍受的水平之上。所有这一切都假定,一场核灾难并不会使我们逃脱退化衰败的长期的极度痛苦。然而,最令人担忧的一个灾难也许是,人类易犯错误和迟钝愚笨的智识,要么结束人的生命,要么使之坠入一个难以忍受的悲惨境地。人类条件的下降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务必决定,是否继续以灾难性的速度从事再生产,劫掠星球的资源,或者通过热量污染或少数瞬间爆炸从地球表面上烧毁自己。世界是人的产物,并非是与人无关的既成事实。

设想,人们期望留给未来某种思想,那么,他们可以利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机制,来保持——实实在在地扩展——地球上人类的生活质量?这便是本书的课题。一些人怀疑政治和经济机制的功用。他们会说,人类的未来决定于道德的复兴,或者是科学和工艺技术,或者是内心的反省,或者是家庭的一种新形式或其他小集团的组合,或者是有机的食品——其清单已经开列出来。本书是为那些相信政治学和经济学可以解释事物的人们而作。

政治——经济制度

适用于现在和未来的政治—经济机制,在一个很低的抽象水平上,已经多得难以计数。它们包括各种各样的设计发明,如立法机构、监狱、研究单位、军队、双重账目簿记、国民收入统计、商业企业、司局处署、契约合同、间谍机构、秘密警察、联合国和经互会一类的国际组织、选举、民意测验、市政环保厅等。它们在永无止息地调整改组之中,世界所有国家都在创造新的形式。

在一个更高的抽象水平上,这些多变的机制可以聚合成少量不大变化的范畴。虽然几年前古巴那种用道德激励代替传统的市场刺激以创造新时代的尝试曾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虽然出现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豪情壮志,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基本的政治—经济抉择只有一张很短的清单。一是通过政府权威的社会组织。另一是通过交换和市场的社会组织。还有一个,如我将建议的,乃通过说服的社会组织;必须承认,它的可行性尚未得到充分界定。此外还有少量社会组织。在这为数不多的社会组织下,人们可以用形式多样的方法组合并给出特殊的形态。

基本抉择的可能性,大多是在世界的工业化国家以及中国、古巴和南斯拉夫得到充分发展。在世界其他地区,不发达国家主要是移植照搬工业化制度。我们因而将在自己的分析里尽量排除数量最多的不发达制度;我们认识到,无论如何,它们的特殊问题及表征值得分卷专述。

谬见

基本的政治—经济机制依然没有获得很好的理解。比如,有一种神话在传播,说市场已经死亡或接近死亡。这一点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计划的作用在显著增加。计划作用确实有增加,但争论的逻辑等于是说,假如一个人为了锻练而慢步,就必须放弃游泳,仿佛两者不可兼得。计划的重要内容,采取了指导或引导市场而不是取而代之的形式;在一个公司内部,计划是一种使公司更有效地参与市场的方法。大规模经营的出现,亦不成其为市场衰败的证据。有两位或许指望见到市场衰败证据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写道:“主要是通过市场,大企业互相联系,也联系着消费者,联系着劳动,联系着更小的经营。”我们之所以格外需要更好地理解市场制度,还因为南斯拉夫——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匈牙利——从50年代以来已建立起一种社会主义市场制度。

有一种不算神话、而属于误解的普遍观点,其内容涉及自由民主的政府如何运作的问题。除了一些关于利益集团的分析外,民主理论没有给商业企业留下任何余地。在美国的法律中,公司是一个“人”;在所有民主的市场取向的制度下,公司和其他商业企业已进入政治生活。它们的需求和偏好传递到立法者那儿,其迫力和强度不亚于公民们的需求和偏好。

但这些非真实的人比我们这些人更高大更富有,且具有我们不具有的权利。它们的政治作用有别于一般公民的政治作用,并使后者相形见绌。显然,需要扩展民主理论,吸收有关我们所说的实业界的特权地位的分析。

事实上,我们对自由民主的理解是如此贫乏,以致我们不知道——不论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都未得出比探讨问题的思辩性随笔更多的东西——为什么自由民主仅仅出现在市场取向的国家,但不是所有市场取向的国家,只是其中一部分国家。市场与民主之间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如果我们不能解释它,就既无法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民主。

我们同样没有很好地了解共产主义制度。以某些重要方式而论,它们比多数市场取向的制度更人道,显示了对于收入平等、职业保障、最低限度的保健以及其他必需品的一种更大的关切。由于惊骇共产主义社会中公民自由的缺乏,由于担心它们对思想无情地加以操纵,自由民主的拥护者常常忘记,历史上人类许多最严重的过火行为是某种伟大的利他主义努力的另一面。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恐怖同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结伴而行;在美国进行越南战争时,对村庄和生活本身的野蛮摧残,伴有许多美国人正确或错误认为的保卫一个民族自由的崇高激励。

有一方面的失败是世界范围的问题,那就是以新的结合方式理解基本的政治—经济机制以及它们的潜力。印度在经济发展上的困难,应部分归咎于它的领导人不能理解增长需要增长机制:若不是市场(印度人的政策已使其瘫痪),就应是政府权威(印度从未选择过动员方式)。这就像美国人、英国人和苏联人在政策上曾经有过的重大失误一样。60年代时,苏联曾以为,依靠更多投放劳力和资本资源以使农业朝工业过渡的粗放而巨大的生产形式,而不是依靠知识和计划的科学质量,便可以实现迅速的增长;在基本的政治—经济机制的理解上,这就是一个根本性错误。

人的工具

我们怎样尝试提高自己对这些制度的理解水平呢?途径之一是设想在所有制度中,多数人花费他们的大部分时间照料他们自己,这意味着,他们要么忽视他人、要么利用他人。

有此一假设,我们就可以对社会组织作出大量解释。它解释了专制,即社会中的一些人享有可用于剥削其同胞的巨大权威。它解释了生存机会分配方面的严重不平等,即财产权垒起了隔离墙。它还解释了次一级的病症,如公司对消费者的剥削,劳工诈骗,医疗行业的玩忽职守,开支上的铺张浪费——人对自己同类的侵犯滥用不胜枚举。

另一个途径是把每个制度看成一个机制,通机它,人们要么互相接近,要么防备着现在预见的但并不可能出现的未来(这方面所有人都干得很糟,或许在具体含义上做得稍好一点)。本书所取的位置是,我们所迫切需要了解的有关制度的内容,在于这些制度的特征,这类特征关系到如何使制度更加有效用和更少摧毁性。

这样一个分析并不是放弃价值(判断)。追求它意味着我们从传统的价值观(自由、平等、民主及决策中的大众化参与)里选择我们的一般方位。某些类似的承诺,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些价值观,都有必要给出分析的逻辑连贯性。否则,人们就只是随意地和漫无目标地观察研究对象。

不过,我们的目的是描述而非评价政治—经济制度。然而,这两个过程是不能断然分开的。询问美国人实际上是否控制着他们的政府,或市场制度是否实现了资源的系统配置,既可以是经验性的问题,又能够是价值性的问题,它们取决于提出问题和给出答案后的意旨如何。无论如何,我们的一般方法是,分析政治—经济制度的特征,这些特征看来对于一些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如大众化控制、效率(含有各种类别)、自由(有待于界定)、平等(亦有各种类别)——是要紧的,同时不强加价值判断式的、规范化的或哲学意义上的分析。

随后,我们的任务是对基本的政治—经济机制和制度加以分类。它与猜测未来、衡量动向或考察这个那个国家的特殊政策或者发展战略不是一回事。它是对基本的政治—经济手段的审视;通过这些手段,世界各国能够发展它们的未来。

它们是这样一些手段,人们可以用来同他们熟悉的问题(犯罪、贫困、战争、失业)和新暴露的问题(人口、能源、环境)作斗争。无论是在世界的较不发达地区,还是在工业化社会,或是在走向“后工业化国家”的更富裕的民族那里,它们都是人们不得不打交道的。不管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如何称呼资本主义,也不论在一个共产主义逐步扩张的世界资本主义如何处在衰退之中,它们是人的工具。对于资本主义者和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基本的抉择是相同的,尽管他们也许选择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它们。

斯密和马克思

本书的两个中心人物,是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我们已不再生活在一个原子竞争的斯密主义的世界;但是市场依然是能够组织起千百万人合作的少数机构建制之一。这要归功于斯密在200年前写下的《国富论》,我们对市场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认识大多源于此书。我们也把我们至今仍不完善的一个理解归功于斯密,那就是:人们的许多目标的实现,乃是他们追求其他目标的行为的附带现象和副产品。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它们的完成是小小的自我服务式的由个人买卖决定的副产品。社会学家们从此在有关社会机构建制的潜在功能的概念中结识了随机后果的观念。

不过,由斯密发轫的对附带现象的探索仍有待深入。

至于天才的马克思,我们要归功于他的,比我们能列出的内容更多,尽管他所从事的雄心勃勃的分析存在不少错误。

即便在社会科学历史的晚近阶段上,我们仍必须回到马克思,以理解譬如说关于民主制政府在财产权和它的严重不平等分配上的有害后果的问题。正如我们说政府是一种权威制度一样,财产是政府建立的权威制度。出于对政府权威问题上的偏见,自由民主思想对于体现在财产权上的权威问题仍然感觉迟钝。

政治和经济

鉴于多种理由,在分析基本的社会机制和制度时,必须把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政府的主要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性的,如税收、国防、教育、能源保护和行政管理、交通运输和讯息传递、社会保障、经济稳定,以及推动增长。

我们要感谢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的某种混淆。从《利维坦》出版以后,对政治的研究主要是对冲突及其解决方案的研究。但是政府不仅仅是甚或主要是冲突的解决者。当它关心冲突时,如霍布斯见到的那样,冲突并非有关土地、妻子、牲口的冲突,而是有关政府控制本身,有关政府内人们的合作以及有关合作的目的等方面的冲突。政府承担着繁重的经济任务——支持军队,修建道路,鼓励商业企业从事经营,征集税赋以资养自身的经济行为。这就是为何冲突如此繁杂多样和后果如此利害重大的原因。

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那么两者间有何区别?就普遍意义而言,“经济”是一种特殊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由个人、企业还是政府进行。更确切地讲,“经济”是指这么一种行为,它有可能也是政治的行为,只是寻求以特殊的方式实行。所以当我说一支军队如何从国家的劳力中征募兵源,如何装备自己以及如何支付费用等问题时,我是把军队视作一个经济的机构而言的,尽管事实上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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