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市场(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

2、权威和国家

作者:政治类

市场制度建筑在交换关系之上,这一点十分明显,但另一个事实却不那么显见,即:

政府以权威关系为基础。由于这个缘故,权威关系到底为何物的问题并未彻底弄清楚。在先前的那本书中,达尔和我认为,权威可以等同于用得到约定的处罚所支持的指挥和控制地位;但是,比如说,在人们分享汽车使用权的某段时间中,人们授予他们中间某个人以权威,让他确定轮流用车的顺序,可他既不能规定某种惩罚(假使人们后来拒绝服从他),又不能强制他人(如果他试图这么做的话)。

权威究竟是什么,政府如何依赖它,这两个问题都需要仔细考察。

权威关系

1970年,当尼日利亚政府军与比亚夫拉(biafra)分离主义分子之间的战争临近尾声时,埃菲奥上校(colonel eeeiong)来到拉各斯(lagos)表示投降,“我们接受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的权威”,他说道。实际上,他给了一种导致秩序的许可;他誓约了一个服从的角色。这是一个关键的联系,对此——鉴于有充足的先例——我们赋于权威的称谓。只要人们(不管是一个人、几个人还是许多人)明确地或缄默地允许他人为自己作出某种行为规范的决定,权威就出现了。一旦我同意另一个人为我作出决定,那么,他为了控制我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说出他的要求。

人们是有可能给予这种许可的,因为他们笃信,某个人最了解该怎样做——比如说,某人最了解何时根据季节播种。

或者,因为他们想把做出某个棘手决定的责任转嫁到某个人身上——比如说,决定是否断开透析器并让病人死亡。或者,因为他们需要把责任集中在某个人身上,由他协调众人,就像一群分享用车时间的人把确定先后次序的权威授给他们中的某个成员一样。权某还有苛刻的一面。埃菲奥上校授出权威,是因为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否则会面临暴力和死亡的威胁。

处在自愿的权威和强迫的权威这两个极端中间,人们也授出权威——雇员们授予雇主或监工以权威——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得到报酬。

我们此时称作权威的东西,是一个古老的控制机制:它在伊甸乐园(the garden of eden)中建立起来,遭到了拒绝,然后再度出现。至少在5000年以前,统治者们已经知道如何在大范围内使用它。在古代苏美尔(sumer),权威分配土地,指挥修筑运河和排水道的劳动组合,协调农业中的分工。这是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方法,它可能是有效的,因为与说服和交换不同,权威是这样一种控制方法,它常常以极简单的方式运作。有的时候甚至一个字也不需要;在权威关系中,一个驯服的人懂得,需要他干什么,不需要他干什么。

不同的文化群在授出权威的意愿上存在差异。因此,比方说,德国人常常被认为是比法国人更愿意服从权威。某些研究证实了这一差异:佛兰芒人(elemish)比瓦龙人(walc loons)更愿意授出权威;或者,比较肯尼亚和苏丹的两个部族,古斯族人(gusii)比纽俄族人(nuer)更愿意授出权威。一个人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控制办法,比如,通过灌输、合法剥夺和非法剥夺的威胁、提供好处,以及说服(包括欺骗)的办法来控制另一个人;既可以用直接的、又可以用间接的途径,引诱他人把权威授给操纵者,即赞同顺从的规则。

每个特殊控制的使用,既可当作直接控制的方法,也可当作建立服从(权威)规则的方法;一旦建立起来,只要没有撤销,它就尽可充分行使控制。现行的权威能够委派新的权威。

自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以来,许多社会科学家一直认为,权威关系一般都要求合法性。只有当一个人深信他必须服从并且实际去做时才会是这样。但是人们也会被迫遵守服从的规则,哪怕他们认为命令和发号施令的人是不合法的,如纳粹德国的一些人那样。他们授出权威,因为道德法规引导他们如此,但这仅是一个常见的而非所需的权威基础。

多半的情形是,人们之所以授出权威,并非直接由于行使权威者的努力,而是鉴于其他理由:某个父亲进行了干预,是为了维护神智不清的母亲在孩子面前的权威;工厂的工人会顺从他的领班,因为付钱的老板让他这样。比方说,一个税务官的权威,是由立法当局授予他的,而立法当局这样做的权威则是由公民们愿意不愿意都要授出的。税务官在税收部门的上司也以他们的权威支持他。假如有必要,法庭会运用其权威支持他;司法当局的权威有赖于执法官和警察的权威的支持。

政治权威亦经常得到对持异议者的普遍声讨的支持。在多数场合,无论在小集团、协会和政府里,任何个人都实践着服从规则,条件是其他人也这么做。就任何成员个人而言,把权威授给协会主席,只有当大家都这么做时,才是有意义的。

通过交换的控制常常要求一个人放弃某种价值,这个价值就是劝诱别人去做自己愿意让别人做的事情;通过说服的控制则花费时间和精力。对比之下,通过权威的控制经常是成本较低,因为有些人发现靠权威协调相当便利,也有人享受着协调他们的乐趣。然而,没有人会否认,权威的建立和保持常常是成本很高的,尤其是在政府中,在那里,它需要武器、警察、军队以及诸如法院等其他特殊的维护权威的组织。可是,当它建立起来后,权威的任何个别行使总是无成本的或几近如此。因而控制的边际成本为零或近似于零。确实,重复地使用控制常常有助于保持它。

权威的行使在特殊的场合是没有成本的,因为权威的授予可以先于它的使用,可以是稳定的和持久的,可以容纳大量的行为范畴。尔后,当需要一种反应时,则常常无须任何报偿、任何惩罚、任何操纵,甚至无须任何说服。需要做的一切,都是指示什么样的反应是合乎(权威)愿望的。某些社会科学家在错误地寻求——在各种场合下,当一个人权威式地控制另一个人时——特别适合某种场合的一种控制设计,如一个说服的交住,或者可能是某个威胁或支付。他们无法发现它,因为在权威关系中,不存在这类东西。

这解释了为何权威成为社会控制的一个主要方法的原因;当花费时间来操作这个方法时,它是低成本的。但选择的昂贵成本,常常会令人沮丧。虽然美国的家庭生活中曾经有过父母的良好权威,当代的不少父母,却要么在树立权威上失败,要么根本不想树立权威;现在只好靠哄骗、央求和收买,做某些须花费时间和金钱的事情。所以,控制他们孩子的边际成本上升了许多,有的时候高得迫使他们放弃控制的企图。

有时降低控制成本相当重要——或者说被认为很重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欧洲,为了降低控制美国士兵的边际成本(他们越来越多地测试着军队对开小差的容忍限度),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将军批准执行了“波艾瓦特—斯洛维克”(private slovik)计划。作为一个“恢复权威”的方法,它遭到了失败。依照一般的讲法,“权威”一词已超出社会控制特定形式的主要含义。我们称伯纳德·拜伦森(bernard berenson)是艺术的一个权威,称沃森(watson)和科瑞克(crick)是脱氧核糖核酸分子方面的权威。我们有时也说一个人“说话具有权威”,这并非意味着我们服从他,仅仅是指他仿佛十分自信。这些用法可以放到一旁,它们对我们的目的并不需要。然而,我们需要另一些用法,如,“财务主管拥有付帐的权威”或“我授权你发言并以我的名义投票”。在这些场合,权威似乎首先并不是指对任何人的控制。财务主管的出现,不是要控制谁,而是拥有做某件事的许可,这一许可是他人不具有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分享属于某个集团的基金。但当某个人得到许可去做别人不允许做的事情时,这个许可仅仅由于其他人遵循作出特定反应的程序才得以奏效。为了给予某个人使用团体基金的权威,比如说,要求其他人必须接受这个人对团体账目的检查,虽然他们不会接受别的人对这个账目的检查,而且也许会由于任何人试图瞒过大家而将他送进监狱。

因此,人们应从两方面理解权威——恰似两种许可——一个是程序上的控制许可,一个是做别人不能做的事情的程序上的许可(所做的这个行为仅仅是为了取得对他人的控制)。

正式组织和政府中的权威关系

在哲学、神话、科幻小说、连环漫画里,人们想象出比他们自己更生气勃勃和更强有力的创造物。他们也以正式组织的形态创造着自身,这种组织能够从事人们单枪匹马无法做到的事情。它是一个可以建筑金字塔,管理印加帝国,指挥宗教法庭和把人类送上月球的实体。

如何装配这个巨物并使它活动呢?权威关系不仅造就了它,还给它注入了生机。权威使普通人服从于组织的官员,使不同职能的官员相互服从。许多权威关系——它们每一个都至少使组织的一个成员与他人联系起来——把成员个人纳入了一个合作的整体。事实上,人们可以把一个组织定义为一个有目标的权威关系结构。像单独的个人一样,正式的组织亦有自己追求的目标,虽然一如单独的个人,但正式的组织常常会被内部的矛盾所分裂。某些组织追求利润,某些组织主张发展教育,某些组织游说公共官员,某些组织劫持飞机,某些组织安排协作日照料儿童。不论是什么目标,创造权威网络就是为了实现目标。

作为一个权威网络的政府

人们会以为,承认政府作为一个组织的简便办法,是说政府行使对其他组织的权威。但是,某些非政府的组织有时候拒绝服从政府的规则;古巴的游击队员授出权威的对象,不是巴蒂斯塔(batista)政府,而是卡斯特罗。

为了描述政府与其他组织的区别,我们不得不涉及下述公式:对于任何既定的人民,一个政府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是存在的,即作为对他们行使权威的集团之一,它拥有对其他一切人或权利要求的权威,不会遇到来自于一个与之平起平坐的权利要求者的挑战,它在维护自身秩序方面具备居于其他一切组织之上的普遍的权威。在冲突的情况下它也许无法使其声称的优先权生效;在某些场合它甚至可能无法谋求实行优先权。但是它对优先权具有的要求的普遍性和唯一性,使它与众不同。

权威的效能——尤其是权威控制的任何单个行为的低边际成本——解释了它在政府中的核心作用。靠奖惩的特殊安排实行的政府控制——例如对待重复举行并波及每个公民生活的讨价还价的每次罢工——昂贵得让人无法指望,而且由于政府任务繁重,这种方式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即便政府可以利用一套特殊的执行方法,也仅仅是因为有很大数量的一批人愿意贯彻这些方法。可是,如果不是借助于权威,何以指望这么多人的合作?当列宁(lenin)估计到——鉴于权威现象——军队和警察控制俄国民众的那支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时,他便着手俄国的革命事业。他意识到,一个小小的革命家集团或许也能做到这点。

权威是使政府成为可能的核心现象,它说明了一个国会如何可以比一支军队更有力量,一个斯大林(stalin)如何可以践踏党的领导层中他的同事们一致同意的观点,以及一个政治领袖何以成其为领导者的原因。无论是政治的显著特征,还是政治的困惑难题,除非参照权威关系,参照支撑任何特殊的权威关系的复杂关系网络,否则都是得不到解说的。政治领袖和组织的重大成就均决定于权威现象。扰乱政治秩序的危机也是如此。权威能够使人惊讶地突然消失,其速度之快就像人们可以变化他们对待自己曾经愿意服从的规则的心情一样,这已为前统治者的一串长长的名单——包括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和伊萨贝尔·庇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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