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市场(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

3、交换和市场

作者:政治类

正如毛泽东在我们时代的作用一样,亚当·斯密在他那个时代表达了对等级制和官僚制的一种日益强烈的对抗意识。他仿佛是一边摇头,一边评论路易十四(louis ?ⅴ)的伟大部长戈伯特(colcbert)说:“他竭力照着公共部的某个处署的样子管理一个伟大国家的工业和商业。”

《国富论》坚持一个古典的命题,即:这种做法是一个巨大的失误,它将使国家永远贫穷。

历史上看,能代替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政府统治的选择,始终是市场。如同等级制、官僚制和政府体系源于权威关系一样,市场制度源于简单的交换关系。

简单的和复杂的交换

市场赖以建立的交换关系,是一种审慎的控制。它是两个人(有时也许是更多人)之间的关系,每人提供一个好处,以诱导一个反应。因此好处的提议取决于所获得的反应。

一个好处可以是任何东西,只要获得者感到它是合乎愿望的(不论这个感受是否正确)。

在最简单的交换中,两人偶尔学到了一个知识,那就是:他们各自拥有对方所需要的某样东西或者可以做的某件事情。或者,一个人发现另一个人的某样东西或可以做的某件事情是自己所需要的,于是他找到一个自己能够提供给别人的好处,来引导别人做出自己希望的事情。交换不仅是变换占有物的一个方法,它也是控制行为方式和组织人们协作的一个方法。18和19世纪,在美国的新边疆,劳务的交换把人们组织在一起开垦土地和修造谷仓。交换还吸收着能量。它挖掘了苏伊士运河(the suez canal),把人送上月球,在地球上根除了霍乱,平整了耕地并不断获得丰产。

撇开少数沉湎于空想的可能性不谈,人们离开了规则就将缺少提供(或不出让)好处的能力。规则办到了这一点。规则靠关于个人自由和财产的法律形态,详细说明了,人们拥有控制他们自己劳动的权威,可以对他们自己的财产握有主权并且决定是否出让给他人。交换只有在一个用道德法规和权威维护着安宁的社会才有可能。

货币和价格

然而,假如交换仅仅是个别的和偶然的,它就很难成为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方法。一周一次以货易货的集会或公共告示的招贴,只是有限地增加了交换的频率。唯有用货币和价格,交换才能成为主要的而非偶然及小型的社会组织的工具。价格是一种以规范的形式宣布交换赖以提出或完善的界限的设计。对一个人来说,有了价格,就不再需要在交换时向每个潜在的参与者通告每个商品和劳务(连同其数量)的具体情况,拿它们按他的提议与人交换。他只要宣布它们的价格即足矣。

当缺少货币和价格时,交换受到一种对双重巧合的需要的阻塞:a不得不找到一个b,b拥有或能制造a需要的事物,而b需要的也正是a所能提供的。我们通常称为货币的东西,是我们容易看管、使用和交换的。由于几乎所有人都把价格带入交换和用它交换,对巧合的那种需要消失了,交换机会的增长超过了人们的预计。

虽然我愿意在我的邻居外出期间帮他照看房间,以报答他在某天曾为我做过的同样事情,我仍不情愿把我的服务以一个看门人的价钱卖给任何人。人们也不能买卖孩子。然而,用于交换货币的好处范围几乎是无限的。这种无形的东西作为商品的“信用”被带入市场和出售给人。忠诚,奉承,公众的承认,选票,法院判决,政党提名——这一切在一定时候都可以出售,不管合法还是非法。市场交换遍布生活的各个角落,展现着它的后果。

专门的商人

在货币的帮助下,交换的另一精致产物——专门的商人之参与——使交换关系的长链条成为可能。商人通过职业性的交换,而不是偶尔的便利,寻求着谋生——也许是好运的可能性。美国人需要来自于哥伦比亚咖啡种植主的咖啡,后者想要各种制造业产品。甚至用货币也可能进行一个直接的交换,哥伦比亚咖啡种植主把咖啡卖给商人,商人所以愿意购买是因为他知道某个美国加工商会从他手上买去咖啡。加工商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知道某个批发商将从他那里买去加工过的咖啡——最终咖啡到了消费者手上。

职业的或专门的商人(他以向有需求的人提供交换的“合伙人”为营生),被冠上现代的名称以示特征,如零售商、发货人、股票经纪人、批发商,甚至还有汽车商和废品商的用法。但有些商人是伟大的组织家。公元前2000年时,巴比伦的商人们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为一个形成中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n)都市社会奠立了基础。市场环的链条从那时起一直左右着重大的社会变化。14至16世纪,正是这样一种长长的环链——主要由欧洲一些城市商人、尤其是北意大利商人锻造的——头一次使西欧连为一个整体化的经济,实现了甚至连政府都望尘莫及的一个大陆的协调。

商业企业

有一种特殊的商人进一步改变了交换制度——无条件地和彻底地。他并不是简单地促进更广泛地交换、安排已有的商品和工作任务。同卖掉自己买入的东西的商人不同,这种商人购买或租用投入,组织生产过程,然后再售出成品和劳务。他和人及其他资源打交道,寻找各种任务,组织人们完成它们。他因而成了领导者、监工或人们的指挥者(确实,有时他像一个暴君)。如果他的企业很大,他——企业家——实际上成了一个公共官员,尽管他不是政府或政治官员。

一个企业家在一个市场制度中行使权威。在一个有限的场合,他可以组织一个劳动力而不必问他的工人是否接受他的权威,因为,像18世纪英国的生产体系的组织者那样,他能够直接为工人的劳动产品支付报酬。或者,他也可以使他的权威缩小到最低限度,即把工人们赶进他的作坊里和按件计酬,每个工人的劳动速度和方式由他确定。但是,占压倒多数的是另一种情形:一个企业家发现,付给工人报酬的有效办法,不是根据他们的产量,也不是事先决定的特殊任务,而是按照他们在工作期间接受他的权威的程度。

企业家是市场制度下的特殊人物,他们比一般的商人更有力地把正式的组织引入了市场;有的时候,这些组织极为庞大。从17世纪开始,经过18世纪,欧洲的企业家们设法使两种资源前所未有地得到利用:首先是各种各样的机器(科学和工程学的迅速发展使之有了可能),其次是煤炭(它是驱动机械的能源)。正如矿区的组织需要有组织的商业企业一样,人与机器的协作对于发挥新机器的生产潜力的优势也是必要的。

不仅如此,在寻找原材料和产品的顾客的过程中,这些企业锻造了连接每一块可居住的陆地的市场环链。18至19世纪,世界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完成了一元化的整体——不是指语言、政府或文化方面,而是在劳动的协调和世界资源的利用上。在每一块可居住的大陆上,数以百万计的人为每块其他大陆的大批人提供了服务,又从后者那里获得了好处。与此相适应,在大约1900年,历史上第一次,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居民——西欧人和北美人——抛掉了文盲、瘟疫和饥荒。

无论人们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新的秩序之外依然遭受持续痛苦的千千万万人说些什么,这个头一回的全球一体化代表着社会组织的新水平和综合性。

三种市场的制度

企业家和企业组织的崛起,使一种曾经是同质的交换形式一分为三。人们不再直接用他们的劳动和其他资产,交换他们日常生活及享乐所需。相反,他们进入一种市场——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市场——用他们的能量和资产换取货币。

他们接着进入第二种市场——消费者市场——用换来的货币交换想要的产品和劳务。由于在两种市场内它们都面临了商业企业,因此,企业涵盖了整个市场制度;它是社会组织中的一个伟大发展,其意义至今仍未充分揭示。

在第三种市场上,商业企业互相买与卖。在这些起媒介作用的市场,个人消费者和个人供应者已被排除在外,交换的数量通常比其他两种市场的总合还大。零售商与批发商交换,后者再与制造商交换。制造商从其他企业订购零配件、原材料、电力及商业服务(包括计账、设备维修和广告)。顺便说一句,仅仅是这一种(第三种)市场,而不是另两种市场,已被“计划”制度(例如苏联的制度)废弃。

如同政府官员有别于普通公民一样,企业经理也有别于普通消费者和雇员。在市场制度下,当正式的组织而不是企业成为参与者时,领导人或“官员”更是不同于普通的参与者。工会领袖们在许多市场制度中承担了谈判工资和劳动条件的主要任务。代表军队、公共工程局和其他政府机构的政府官员们,成为市场制度里的主要购买者。

有关的控制形式

虽然市场交换是本章的主要兴趣所在,交换在市场之外也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存在。我们已经见到,它在政治中是普15遍的。一个议员,比方说,将提供对他的同事的议案的支持,如果后者也投桃报李的话。常与交换混淆的,是另一种类似交换的形式:给予一个无条件的好处(旨在导致某种反应)。

但没有得到有条件的交换的补偿。例如,一个减税举动对实业界是一个无条件的好处,实业界从中获利并可能产生一定的反应。但这个举动并不只是提供给那些指望某种反应的人。

依照无条件的好处的复杂作用,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会发现一种控制的方法,它在某些制度下有可能同交换、权威和说服在政治—经济组织中的核心地位媲美。

前景

加尔布雷思(galbraith)在《新工业国》一书中所做的分析的某些含糊之处也许在于,他的一些论述读起来似乎是在说,交换在美国已被作为经济生活的主要协调者的公司的权威所取代。这要么是阅读理解上的错误,要么就是写作上的错误。大公司显然没有被政府的一项计划或其他任何占压倒优势的政府指导所普遍协调,它们是靠市场交换取得这一点的。它们通过销售处置它们的大部分产品。如果企业的生产计划需要综合的投入——包括各种劳力、电力、原材料、零配件——它们之被导向企业(和从另一些企业抽调出来)并非通过任何协调的权威,不论是私人权威还是公共权威,而是通过在一系列配套的市场上的购买。例如,假如说美国的实业界对劳动力的总需求大体同总供给一致,那么,这种一致性的取得,是靠劳动力的买和卖,而不是靠某种人力计划。

(如果这种一致性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完美——如果,简单说,存在失业的话——那是由于市场交换远不及理想的交换那么有效。)大公司的确在“内部”事务上使用权威——它们中的每一个从自身讲都是一个权威制度;但它们是靠市场上的买和卖指导它们的“对外关系”。

忽略市场制度的协调功能是容易的,其程度之甚到了我们把它看成理所当然的地步。经常性的职业的重新分派便是一例。7年时间内美国的空中小姐的数目翻了一番,速记员、打字员和社会工人增加了50%。与此同时,机动消防队员减少了一半,制电版工和细木工减少了1l3,有几百个其他职业的升降幅度达到20%。英国在10年中,煤矿和棉田的劳动者减少了1l4还多,而在其他一些行业,其中有体育和娱乐,就业者增加了一倍;在某些领域,数字翻了三番。消费者与职业偏好在劳动力的一个从未止息过的重新组合中结合到一块。

当描述成千上万的买者和卖者——每人仅仅努力寻找自己交换的时机——如何创造出一个协调有序的庞大体系时,亚当·斯密在他那最著名的段落中写道,人们“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推动实现并非自身期待的目标。”甚至从那以后,人们就普遍地把市场力量当作自动的、有时是无意识的力量来谈论。奥秘的暗示是不幸的;而在斯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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