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市场(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

4、说服和训导制度

作者:政治类

作为一种控制制度的说服

权威的象征并非枪杆,而是词语。最常见的政府行为,是交谈、写作、倾听和阅读。处在权威地位的人,发现他们被说服的信息所包围——事实、分析、恳求、告诫以及谎言——他们的答复同样是信息沟通。他们也渴想得到信息。比如,一个不得不负责货币政策的官员,必须依靠那些能够向他解释货币和信贷运动的复杂性的人们。在永不停息的交谈中,说服也完成了权威相互调整的很大一部分工作。甚至当并非有意追求影响的时候,事实、分析、观念和错误信息也取得了效果,这只是因为,我们大家永远会对我们自己有关周围世界的感受作出反应。人是一个知性动物,拥有智识积淀的文化,所以,说服所能作用的,不止是权威制度,而且能深入人的肺腑。某些学者把政治制度描述成一个信息和反馈的控制论系统,另一些人则试图把所有人相互作用的特征规定为讯息交往或广义上的说服。然而,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方法,说服看来在任何复杂的制度中没有充当决定性的角色——像交换在市场制度或权威在政府的角色那样。

后面,我们将考察它在民主政府中的作用。民主的某些阐释者——其中有洛德·布赖斯(lord bryce)——走得是如此之远,以致把民主定义为“依靠讨论的政府”,它或许可以视为依靠说服的政府的同义语。我们也将在以后考虑说服在市场制度中以商业广告形式表现的巨大作用。

但是,作为两套综合性的说服方案中的一个,广告作用直到20世纪以前尚未出现——不论是它所使用资源的连续性,还是目标的广泛性以及在所用资源的数量上,均可得出这个结论。另一种是大规模的、集中管理的、渗透了政治灌输的说服方案。这种说服是极权主义的一个主要手段,或者——为了避开围绕概念产生的争论——是这样一种制度的一个主要手段,它的特征是,社会精英阶层为建立权威做了巨大势力,权威是如此广泛、深刻、不受束缚,以致其他一切权威(教会、工会、互助会、学校、甚至家庭的权威)都必须削弱。在这种外观下,说服更接近成为一个整体制度的定义要素。

差不多150年以前,托克维尔(tocqueville)预见的正是这种制度,他不是靠胡思乱想,而是凭借对当时的民主社会的社会机制的辩认。我们从他那里所得到的启迪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远非那种不大会重复的“偶然事件”,而是一个可测定的模式的变种(共产主义是它的另一变种)。

像共产主义国家一样,法西斯主义制度是想要扩张到全球的铁板一块的权威制度的可能的前兆。“一个巨大的、监护人的势力”将“把它的手臂伸向整个社会”。它“压榨、削弱、灭绝和麻痹全体人民”。

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使用了一切强制的权威形式,包括恐怖,以对付少数民族和政治少数派。不过,在托克维尔的词汇中,它对大众的那种控制得到了比较好听的描述,如“精细的、经常的、节制的、温和的”。它利用灌输来俘获人们的内心,以致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去做苛刻的控制让他们做的一切,而毋需强迫。纳粹主义企图阻止一切可供选择的说服来源,然后通过传播炫耀,塑造它的臣民的心灵。借助于发射台和政治广播频道的数量,德国比起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国家来,取得了——就电台对人民的覆盖面而言——更多的东西。在希特勒执政的头一年中,他就作了多达50次的广播讲话。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它可能是一个已经显露的新时期的端倪。

法西斯主义是适合于民主时代的一种权威主义的控制形式。在公民们受教育、被讲授和热切追求民主的地方,如德国和意大利,对权威主义的统治者来说,有必要说服公民们,他们不再需要民主。简单拒绝政治要求的老式办法不再会成功。法西斯主义并非简单地作为反对民主的一个选择,相反,它是以民主之子的身分露面的。民主的要求和能力若从未被唤醒过,法西斯主义也绝不会诞生。与民主相对立的法西斯主义灌输的中心思想其实很简单:顺从单向度的权威,尤其是顺从一个自由意志——领袖的自由意志。借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一句箴言,“一切为着国家,永不反对国家,谁也不许超越国家”。

像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共产主义国家的灌输方案也是通过对心灵的控制阻挠大众的抱负,维持单向度的权威,否则这些心灵便会反抗。不过,共产主义的说服又不同于法西斯主义的说服。它并不明确地吹捧权威。相反它许诺民主的未来。它并不鼓吹精英统治。相反它积极地实践在某些方面减少不平等和在另一些方面承诺这种减少。而且,我们将会见到,它呼吁人的某种理性,这方面远远胜过了法西斯主义的说服。它不使用希特勒式的术语——“用你的热血思考!”——来激励人们。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不是希特勒,早期的斯大林也不是。他们都谈论平等主义的——有时是民主主义的——抱负,希特勒则没有这样做;而且,我们几乎没有多少根据来断言他们的言语比丘吉尔(churchill)、戴高乐(de gaulle)或罗斯福(roosevelt)的言语更加虚伪。

所以,需要考虑一种可能性,即:特定的共产主义的说服或灌输模式确实是不同于法西斯主义这方面的模式,它指示了有关人的一个根本不同的观点。由于说服已被毛泽东主义者挑出来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形式在中国实践,我们有必要仔细考察它,并且——为了在以后参照它——给它一个称谓。因为缺乏现成的叫法,我们不妨称之为训导制度(prece -ptoral system);这个称呼来自于“训导者”(preceptor)

一词,意思是教师。

训导制度

在理想化的形态上,一个训导制度是——概括地讲——

大规模的、纯粹单向度的说服方式;在这里,少数智睿的政府精英指导着大众,所采用的方式很像卢梭建议教师教育孩子时采用的方式,他想象它是一个转变每个人的“更高级的智识”。世界上尚未建立任何高度发达的训导制度。只有共产主义制度的不完善的现实因素。它比较像一种抱负,而非已接近实现的东西;它更多的是用来作为实施强制的(甚至是恐怖)的伪装,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控制制度。然而,它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的最有特色的成分和意识形态的中心因素,它激励了许多把欧洲的共产主义斥为官僚制和压迫性制度的人。但在共产主义者构造的这样一种新社会秩序的模式中,训导制度与传统的权威制度常常混在一起。在中国,两种模式处于冲突之中。如果说“文化革命”是毛泽东以第二种模式为代价肯定第一种模式的尝试,那么看来从“文化革命”以后,中国正在回到传统的权威之中。

为了说明建立在一个纯粹单向度说服之上的组织方法的可能性,我们需要为此创造一个简化的图式或模型。它应当尽可能的节省,提出尽可能少的问题。我们将假设,在下述意义上社会精英是智睿的,即:在消息灵通方面它不亚于一个民主制度中的领导层,它也同样尊重事实及合理的论点。我们还假设,它不会有意地和广泛地剥削大众,尽管它可能使剥削合理化和有时候盲目出错。我们不会假定,它完全有能力了解什么对它是最好的;我们也不假定,精英们与大众之间不存在任何冲突。

这样一来,训导模式比开头的设想可能多少更复杂一些。

单靠把传统的权威从等级制的权威制度中抽出去,然后把说服放入这种办法,人们是无法了解训导模式的。随着人们开始作出这种替换,另外的改变会接踵而至。

在勾勒它们时,我们将不成比例地从中国提取事例,在那里训导因素最为显著。不过,我们不打算在这一章描述中国的或其他的任何政治—经济制度。我们只想给一个训导制度的概念定形。像权威制度和市场制度一样,它仅仅是一个抽象:模式从现实世界的混合制度中选择了一组密切相关的因素。

教育、“新人”、唯意志论

训导制度是一个通过纯粹单向度的政府说服实施的制度,它说服的对象,不是一个精英阶层,也不是一个官僚制,而是整个人民。它还是一个旨在实现中央的理想抱负的制度,而不是一个广泛参与建立社会目标的制度。

“说服”(persuasion),虽然从技术上讲它是一个合适的词汇,却很难用它公平地裁判训导制度里使用的各种各样的说服性交流。说服、信息、灌输、指导、宣传、劝告和思想控制,构成了用来引导理想反应的一套办法。“教育”(edu-catlon)一词比任何其他单个的词汇都更接近于公开宣布的的共产主义意图,可我们不得不给它打上引号,以记住它不过是一把掩护伞。

说服或“教育”首先瞄准的,是——但也许仅仅是过渡性地——人的个性的转变和“新人”(newman)的创造(如共产主义的演说中常常提到的那样)。毛泽东讲过“改造人的灵魂”的必要。“要斗私批修”。卡斯特罗宣布,“基本的任务”是“奠定新人的基础,这种新人对他在社会的作用、职守和社会责任有着深刻的认识……”。

无论在苏联、古巴或是中国,构造的新人榜样来源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年》和维多利亚(victoria)时代的英国。无私、合作、平等主义和服务社会等等作为主旋律,同责任感、艰苦工作、自我约束、爱国主义以及在穿着、艺术欣赏和性行为方面的道德保守主义等混为一体。新的个性的两个特点是不可分割的。“教育”试图创造出一种“自觉”服务于集体利益的人,就是说,他会主动去做那些在其他社会必须在命令或诱导下才会做的事情。还必须创造出会自愿响应国家和党的召唤的人,一旦国家和党要求他有某个行动的话。

解释所有任务并证明它们有理,争取大家赞成之——这一切需要太多的时间;说服的努力必须留给引导个性转变和激励完成重要任务,必须说服公民们接受他们的领导人在大部分任务分派上的权威。那么,在这方面如何使训导制度区分于传统的权威制度呢?区别在于,新人通常不需要任何外来的指导。在新人那里,权威是一个多余的工具,它的使用仅限于那种由于费时费力太多而不宜使用说服的场合。此外,所需的这种权威还有赖于说服在过去帮助它确立的基础。如果说这些要求看来难以满足的话,那么,它们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训导制度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抱负而不是事实。在今天的共产主义制度中,对特殊任务所进行的说服——例如劝导中国的城镇居民自愿到指定的农村去劳动的一场运动——经常含有受国家和政党的强制支持的重要指令。

对官僚制的敌意

一个训导制度不可避免地需要一个等级官僚制,以组织训导者们,即组织从事“教导”公民劳动的“教师、向导和领导者”这类干部,如列宁要求的那样。人们也许设想,在这方面,传统的权威制度和训导制度的区别仅仅是,在前一个制度中,官僚制是权威主义地指挥人民,在后一个制度下,同一个官僚制是“教育”人民。不过,区别是很大的。在训导制度中,政府和党的官僚机构的成员本身也是“受教育的”,而不是接受最高权威的命令。由于力图用对干部的全面“教育”来减少官僚制的影响,一个训导制度显示出对官僚制的意识形态上的敌意,例如,这种敌意在毛泽东的思想里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

动员和革命

靠控制信息来诱导人们作消极的顺从,这是政治学的一个老故事。训导制度的“教育”远远超过了它。“教育”从每个人那里诱发积极的反应,例如在本职岗位上努力工作,把农产品交付给城市,参加水利建设,街道清扫,邻里监视,小组内的相互批评,教会文盲阅读。

其提倡者认为,“教育”对那些受资本

..(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 阅读4、说服和训导制度第[2]节

还没有读完?>>点这里设置下次自动从这里继续阅读《政治与市场(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 或者>>点这里把本页面地址加入到您的本地收藏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