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市场(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

5、权威制度

作者:政治类

只有粗大的拇指 而无其他手指

一个通过权威而不是市场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组织,在某些方面是臃肿笨拙的。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价值判断,因为权威在其他许多方面可以有效地完成市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但是,需要认识那些可以称得上臃肿笨拙的权威的特征。理解它们的人则排除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大幅度摇摆及情感上的渲泄。作为考察它们的副产品,我们还将对共产主义制度进行初步的观测。那些特征——在需要其他手指的地方却出现拇指——在共产主义制度极为显著。至于市场制度可比较的不同的缺陷,将在下一章分析。这两章构成了关于我们熟悉的权威和市场制度的缺陷的基础知识;通过对它们的了解,两种制度在大体框架上会变得更加清晰。我们从政治—经济组织的两个基本问题开始讨论,它们具有简单的但又是普遍的和抽象的特征。具体说,在所有社会中,人们都会同时面对理性选择这个普遍的问题和经济选择这个特殊的问题。让我们给这一陈述以专门内容。

理性选择的普遍问题

人类的条件是,小的头脑,大的问题。所以人们需要帮助——设计、过程和机构——来简化问题的解决:这里面包括报纸和铅笔,写作的语言,科学,双重薄记之类的专门设计,以及像官僚制、立法机关和市场一样的机构。

在一个水平上,社会问题似乎是简单的。把食物喂给饥饿的孩子吃,不是什么难以解决的大问题。但是人们使问题的解决变得复杂起来。有些人不想给饥饿者进食。那些这么做的人常常想施以最低限度的强迫(和为所做的事征税)。或者,他们干脆不想行动,如果这样做的结果会加强政府的权力或导致任何其他可能的烦扰。因此每一种政治——经济制度中都有不计其数的异议,反对在某一问题上任何可能的解决办法。用幻想家的话说,所有解决办法都不得不满足尺度的多元性。这就是无限止的困难之所在。

我们看到,为了对付复杂性,等级制和官僚制把问题分开,运用特别的技能处理次要问题,使运用标准化的解决办法应付各类问题的决定常规化。数学和计算机对理性决策的新的和迅速发展的援助,极大拓展了等级制官僚制解决问题的能力。

等级制和官僚制仍然没有达到目标。人脑仍然太小。甚至依靠技能的专门化,专门的决策者也不能创造出或寻找出他们需要的全部信息。他们仍然缺少为设计适当的政策所需的能力。他们仍然会在估价各种抉择的复杂性面前受挫。例如,美国州际商务委员会把自己的任务限定在制订州际运输的比率及劳务的规章上,它却不能为美国预测有选择的可能的比例结构的后果。它最终无法掌握经济的内在规律,以致无法向国会呈交一个比较合理的运输体系的方案。它只是不完整地应付了为管理运输政策所需的价值排列及其相互联系的令人惊愕的问题。

而且,等级制和官僚制本身亦给合理的决策设置了障碍,这些障碍抵消了它们的某些长处。把问题分开,需要赋予某个人以权威,由他协调各个次要问题的相互关联的解决办法。

这种协调是如此之难,以致于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政治—经济制度能够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实行比较宽泛的集中协调有更多的作为,除了在经济的个别关键部门的重大努力之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只有三类商品是必须靠资源的集中配置加以组织的,它们是:铝、铜和钢。在苏联,我们将会见到,经济的集中计划总是有选择的。

在中央权威协调常见的失败中,信息传递的失败就是其中之一。例如,等级制的下级成员向他们的上级输送关于自己能力的错误信息,因为他们担心正确的信息可能导致上级对他们提出太多的要求。这正是有关共产主义经济计划过程的一个长期争论的焦点。

一位苏联作者指出;

计划和管理中的基本缺陷是,每一细节都设想由中央决定,而且,由于不可能了解每个企业的环境,中央只好从现实中并不存在于任何一个企业的平均条件出发。

另一个人们熟悉的失败,是信息负荷量过重。能源研究和发展委员会准备了一份长达5000页、共有10卷的关于增殖反应堆对环境的影响的最新报告。对任何一个决策者来说,纸张的总量常常多于他所能消化的数量。另一个共同问题是内部控制的失败。追求自身利益的下属机构逃避它们上级的权威,或者同其他下属机构发生冲突,这个问题对苏联人和中国人是如此地司空见惯,以致它们各自为它起了一个名称:

“vedomstvennot”(机构本位作风)和“pen-wie chu-yi”(本位主义)。

我们已经看见,除开单向度的金字塔控制的正式模型的重负之外,非正式的控制在公开的等级制的所有方向均已出现。参与者们互相交换好处,用现在的好处交换未来的义务,“兑现”从前的义务。通过这些交易,相互的调整具备了市场的许多特征。但是,我们已经看见,市场只有靠货币才能良好运行,它用价格指示交换可以进行的概念,建立起保护方式以反对一个交换者用垄断来剥削另一个交换者。作为理性选择的一个工具,官僚制因而常常是一种臃肿笨拙的市场,对那些用正式组织的理性主义寻求躲避市场“混乱”的人来说,它是一个难以预料的后果。

在这些方面,市场的特征阐明了——比较而言——等级制和官僚制的不灵活性。在一个组织良好的市场制度内,有一些特殊的办法对付——使用其他手指而不是拇指——不论是复杂问题造成的关键困难,还是等级制官僚制的缺陷。市场制度把复杂的决策问题彻底变为简单的决策问题。在缺乏市场制度的条件下,一个人不得不面对各种复杂的问题,如:

应当生产哪些产品和劳务,国民生产总值中有多少应用于消费而不是投资,国家的哪些经济部门应当从事哪些经济活动,社会应当鼓励农民还是从国外进口农产品。在一个市场制度中,与个人消费者的需求相适应,任何个人都不会碰到这类决策问题。为了“解决”这类问题,许许多多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一个大大简化的问题:买还是卖才符合自己的优势。

至于集中协调的问题,在市场制度下完全不需要任何集中协调的人,因为,协调——甚至全球性的协调——是通过交换取得的。市场制度还允许在一个决定中必须加以考虑的那些因素通过一个公分母(价格),得到高质量的表现,以互相比较。所有这一切——它们有助于合理的选择——在一个权威制度中是缺乏的。

经济选择的问题

从成本考虑,权威制度下理性选择的问题便具有了一个特殊的表征,即:由于资源稀缺的缘故,这时做出任何一个选择都需要牺牲另一个选择的好处。更多的枪枝,更少的黄油。

优先权的不合逻辑

人们也许以为,权威可以安排——用时下流行的令人生厌的说法,是“优先安排”——国家资源的各种可供选择的可能用途,其依据是事先确定的产出或最终产品的优先权。但是,这种安排在诸如住房建设与医疗服务的比较上,或在增产谷物与装配镜片比较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由于人们对它们都需要,所以,问题在于比例,而不是等次。

而且,是否一般说来医生比律师更重要,或自行车比鸡蛋更重要,这与任何实际的决定不相干。有关系的问题是,给定这各式各样劳务和商品的各自现有流量,是否一种劳务或商品的流量的扩张比另一种劳务或商品的流量的扩张更加重要。假如说优先权有意义,它们必须是优先权中这样一种过渡的优先次序或边际变化,即它们是作为需要和供给变化的后果而变化的。边际的优先权与一个产品或劳务的本质这类观念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德国一份战时计划的文件上写道:

根据产品的性质来确定重要产品的一个优先次序,必然导致严重的失误和方向偏差……。或许把某种螺丝钉供应给急需的农机制造业,比把同类螺丝钉供应一个坦克工厂重要得多,后者虽有一个大得多的优先权,但它仅仅是几个月后才要用螺丝钉。

用最简单的概念衡量,需要生产什么取决于有什么其他东西被生产出来。生产计划是这样一种工作,它对生产流量的综合或组成做出决定,而不是评价每条生产线的优先次序,尽管商品和劳务的特点可以说明其先后顺序的比率。即使是如此基本的一点,也可能失去,假如权威确定了目标或投资计划。毛泽东以一种令人惊奇的语气,承认在计算煤和铁的生产所需运输能力上的一个失败:“煤和铁不会自己走路……。我没有预料到这一点。”

在另一场合,周恩来(chouen -lai)写道:“我们未能在基本建设和物资供应能力之间实现一个适当的平衡……。其结果之一是……建筑材料上出现了严重短缺,例如钢材、水泥、木料。”

如果理性的权威要决定是否扩大任何一条生产线,他们也会特别地询问其成本——在其他生产线上作出什么样的削减,才会有足够的资源完成所要进行的扩展工作。但他们无法知道这一点,除非已经就什么资源安排给其他产品和劳务的问题作了决定。然而,有关其他各种产品和劳务所需资源的决定是无法合理地做出,假如决策者不了解它们成本的话。

可是——论点在这里一再重复,变成了循环论证——它们的成本是不可能了解到了,除非资源已经安排给其它生产线,包括仔细考虑过的第一条生产线。简而言之,为了建立生产目标,决策者需要知道成本。但为了知道成本有多少,他们需要知道生产目标是什么。任何一个决定在一个相互决定的过程中依赖于所有其他决定。

找到一个办法了吗?找出交易比率。找出处于边际上的比率,在它的基础上,任何一个产品或劳务可以根据最有价值的可供选择的生产可能性加以替换。虽然有效价格表现的正是这种比率,权威制度却不具备它。

投入分配的困难

当优先次序在产出一边时,考虑一下决策问题:在既定的资源量下,许多已计划好的用途应列入进去。假设,不论卡车公司还是飞机制造公司都需要更多的工程师。权威应当把现有可用的工程师分配给谁?也许一边得到一些,但究竟怎么分——一边应当比另一边分得更多吗?

他应当把所有工程师分配给拥有最主要生产目标的部门吗?不行,即便是次要的目标也需要一些工程师。他应当根据目标的规模相应地指派工程师吗?不行,因为飞机制造厂也许比卡车制造商更依赖于工程师,不论计划好的产出有什么差别。或者,一个部门也许已经比其他部门享有对工程师的更自由的分配。

他寻找另一个标准。他发现某一部门的产出比其他部门落后于目标。这是把工程师指派给落后部门的一个好的理由吗?肯定不是,既然落后可能是那些不能积极响应增加产出的要素的后果。按照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权威方式指导经济的经验:

wpb(战时生产署)的许多人认为,生产署处在确定劳动力需求和优先次序的最佳位置上,wmc(战时人力委员会)的作用应当限制在根据wpb规定的数量和指定的位置征募和供应劳动力的范围内……。另一方面,wmc的官员却坚持认为,某个工厂正在生产某种重要产品或者它甚至超出了计划的这种事实,并不必然指示出它(是否)需要劳力。

假设,现在权威决定,短缺对飞机制造厂的障碍比对卡车制造商的障碍更严重,因此飞机制造厂的生产将要求多得多的工程师。现在他可以把工程师分给飞机制造厂吗?同样不能。他必须首先了解可供选择的补救办法——比如,是否可以通过给每个工程师一些助手或一些新的节省劳力的设备等办法,弥补工程师的短缺。

假设,他发现,飞机制造厂的生产虽然落后于卡车制造商的生产,但它有可能相当快地对替代方案产生响应,而卡车制造商却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会全力指派工程师给卡车制造商,与此同时要求飞机制造厂通过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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