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市场(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

7、可供选择的市场制度

作者:政治类

几个世纪以来,市场与私有企业携手共进。其结果之一是,无论亚当·斯密或者卡尔·马克思都未能设法分清它们的关系。尽管他们取得了不朽的智识成就。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市场制度,我们现在知道,并不总是私有企业制度。南斯拉夫是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市场制度;尚未出现的其他类型也可以想象出来。我们还知道,任何一个存在于当今世界的私有企业制度都是好几种类型的市场制度的一个混合体。

斯密和马克思也没有见到另一种可能性:作为中央计划的一个工具的市场。我们现在知道,理论上讲——实践中亦正是这样出现——中央计划分为两种各具特色的方法:行政管理的计划或权威主义的计划,及市场的计划。有可能世界正处在实现计划性的一种巨大的新潜力的边缘上,虽然或许这种可能性并不比原子的自我毁灭的可能性更大。

私有企业

私有企业制度给予我们一个熟悉的论点,相对它而言,其他的可能性可以放入一个总的看法之中。在今天的世界上,每一个工业化的市场取向的制度都把市场制度的两种普遍形式结合在一起。一种是个人或家庭企业的市场制度。在美国,个人或家庭的所有者掌握着400多万小企业;日本是另一个例子,单是小型制造业中便有差不多300万小企业。另一种是官僚制的公司企业的市场制度。在工业化体系中,大部分市场生产掌握在它们手里。在美国,几乎60%的生产来自于公司;至少80%的就业是在20个人或20个人以上的企业中。位于拥有100多万文职雇员的国防部之后,美国最大的组织不是其他政府部门,而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它们各拥有近100万雇员,比许多国家的工业劳动力还多。福特汽车公司的雇员虽然仅及上述公司数量的一半,它却比除国际部和邮电部之外的任何一个政府部门都大。从岁入上衡量,所有这些公司,还有埃克森(exxon)石油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比加利福利亚州、纽约州和纽约市的政府还大,而这些州府市府都是各州和各市政府中的庞然大物。如果拿工业公司同州和市政府在产出上比较,20家最大组织中的16个是大公司。单是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销售额,就比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多。

在其他国家,公司要略小一些,但根据它们经济的规模,这些公司不论是绝对地讲还是相对地讲仍然是很大的。从大工业公司的数量上看,继美国之后,排名次序为联合王国,日本,法国和加拿大。而且,多国公司一直在迅速扩展。最大的100家美国公司的62家,是在六个或六个以上国家进行生产,它们雇员的几乎三分之一是在海外工作。

个人和家庭企业在多数生产领域已被公司企业取代,这造成了一场革命——“官僚制的革命”那一部分已提到这一点。从未有多少鼓动,甚至从未有多少反抗,一场没有旗帜的革命出现了,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在那些年代,人们并未留意所发生的事情,相反美国人和欧洲人却在争论如社会主义、民粹主义、摆脱银本位、教权主义、宪章运动和殖民主义。人们设计的一切同他们实际建造的世界之间的差异,现在像一座纪念碑耸立在那里。

在世界的工业化的私有企业制度中,大部分生产掌握在拿薪水的官员——严格地讲是公司的官僚们——的手上,他们自己拥有的不过是公司股份的一小部分。必须设计出权威机制,指导他们的行动,使他们看上去既是所有者又是经理人员。实现了这一点之后——作为有组织的收入变化,通过奖金和收入的调整,改变经理的收入——经理仍然像一般个人的交换那样受到有力的激励。但在公司企业里,他的收入不必与企业的收入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相反,他也许在权威的指导下行动,把企业的盈亏仿佛看作是自己的盈亏,按照规则参加游戏。在上述两种场合,他通常会把公司的目标视为自己的目标。尽管一个私有企业不能无视利润,因为没有它们,企业便无法在经营中立足,但是,在达到一定的盈利水平之后,企业官员可以选择增长、更大的销售额、发明创造、多种经营,或者一种宁静的稳定,而不是较多的利润。

对他们敞开的选择自由,使他们看上去再次像公共官员。

市场社会主义

作为一个相对私有企业的抉择,至少从原则上讲,市场社会主义是容易建立的。只须把所有现有公司的最高管理层撤掉,换上政府官员即可。或者让原来的经理回到他们的位置上,但使他们成为政府官员。指示他们像从前一样克尽职守:生产和销售顾客想要购买的东西,为投入所需的一切支付费用,避免损失和弥补成本。一个适宜的新规划也许是:赚钱可以,但不要搞垄断。既然公司经理是拿薪水的官僚,他们应当发现不难在新规则下工作,当然,也是不尽完善地,如在任何制度中一样。

世界上所有市场取向的制度都在某些部门实行市场社会主义:最常见的铁路和航空运输、发电站、有时还包括矿业。

它们这样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极是社会主义的原理,另一极是对濒临灭亡的私有企业的解救。在这些制度中,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市场社会主义完全不是什么革命;对它的鼓吹者来说,它常常成为一种令人失望的东西。的确,社会主义的这些点缀造成的差别是如此之小,以致于顾客和雇员有时并不知道,他们购物的或为之工作的公司究竟是私有的还是归政府所有。甚至在那些社会主义化的企业已成为政府发展政策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工具的地方,例如60年代后期以来的西欧,这些企业也只是构成了很多方式中的一个新方式,而不是被作为一种重大的制度转变。

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巴罗恩(barone)和帕累托已把市场社会主义想象为对于整个制度的至少是一种假设的可能安排;这两位非社会主义者的兴趣仅仅在于对市场制度概念作理论上的说明。从本世纪20年代起,经济学家们对这个可能性展开了论战,他们中的不少人最终相信,出于对行政管理实践和政治上的可行性的考虑,没有哪个国家会愿意首先推行一种看来越来越让人觉得只是假设的模式。后来,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他们认为这个概念主要是吸引自由、个人主义和民主传统中的社会主义者——市场社会主义却在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建立起来,从那里似乎又开始移向匈牙利。我们将在后面的一章中看看它的原因和内容。

市场社会主义当然不是一个普遍的共产主义模式。可以肯定,所有共产主义制度都在大量使用市场和社会主义来分配消费品和劳务以及配置劳动力。消费者上街购买食品、衣物和其他消费品;工人们用他们的劳动换回工资。但是共产主义制度没有大量使用市场来决定生产什么和把资源配置到各种选定的生产线上。在除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以外的所有共产主义制度中,商业企业的经理们所生产的并不是他们能够卖出去的东西,像市场社会主义中那样,而是更高的权威指挥他们生产的东西。而且,资源和其他投入是行政当局指派给他们的;他们不是根据企业的处置权限、在任何对他们肯定有吸引力的价格上买下它们。尽管这些制度中也使用价格,生产却是由权威而不是交换直接控制的。

直到有关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开始以前,经济学家们似乎已经相信,如果生产中的私有财产被剥夺掉,整个制度围绕政府所有的企业建立起来,那么土地、资本和其他资源的私人交易的缺少,将使市场制度成为不可能。然而,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一个政府可以为它们创造市场,哪怕它是唯一的所有者。对于石油、木材和其他自然资源,政府权威需要逐年逐月地确定它们如何使用。在作出决定之后,政府可以把它们卖给任何愿意买下它们的企业,而且允许它们的价格按照澄清市场供求关系的需要上下浮动。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分配土地和资本:不是靠行政的处理,而是按照市场的已经清楚的比例和利率,卖给任何希望购买它们的企业,从而使它们各尽所长。

由于不论在私有企业还是在市地社会主义里,生产都受到市场需求的控制,人们情不自禁想赶快得出结论:两者都是所谓的“消费者主权”的制度。这个概念需要当作经济学的一种技术概念而不是精确的描述概念加以使用,因为它有可能对下述含义产生异议,即:消费者在这个制度中实际上是充当主权者(soverein)——像我们下几章将会见到的那样。不过,在不给“主权”(sovereighty)一词增添过多含义的前提下,我们确实可以说,在现有的市场制度以及迄今为止讨论过的所有市场制度中,生产主要是由成千上万消费者的市场需求所控制的。它们显然是消费者主权的制度。但是,不论是私有企业的市场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的市场制度,都不必与消费者主权联系在一起。

计划者主权的市场制度

如果不是同消费者主权联系在一起,市场就可以变成中央计划的一个工具——这是市场的一个革命性转变,它的可能性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依然未被深刻认识。我们后面会见到,苏联的计划者们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它;中国的计划者们几乎没有给予它什么思想内容。

某些商业企业出售给政府以及——或者说相反——出售给个人消费者。政府购买导弹以及士兵的服役,公路,公园和其他娱乐消遣设施,医疗保健,还有许多其他的消费品,包括公共产品——这种产品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会或不能根据消费者需求直接地或者排他式地生产出来。因此很清楚,政府的购买就像消费者的购买那样肯定可以指导生产。一个计划者主权的市场制度,就是一个计划者们也像这样行事的制度。政府通过对最终产品的购买而不是靠命令指导生产。这样一个制度对于整个经济的中央计划来说,仍然是一个尚未实现的可能性。

在计划者主权的最充分的形态上,所有生产,包括消费品在内,都受到政府购买的指导,后者已取代消费者成为“主权者”。所有企业都把产品卖给政府官员,他们确定消费者应当拥有什么;或者企业把中间产品卖给其他企业,其他企业再把产品卖给政府官员而不是个人消费者。政府官员通过购买或不购买、或者数量不等地购买最终产品的方式,指导资源的配置和生产的过程;它不会采用对于目标和配额上的权威主义指令方式。

政府计划将限制在最终产品的理想的品种范围内。通过交换,所有其他生产将服从于那些最终产出。例如,政府通过增加对鞋类的购买,将会对鞋类生产发出信号;但是鞋子如何生产出来,要有哪些中间产品,使用什么样的机器或建筑物,雇用什么样的雇员——这一切都将通过市场留给企业决定和安排。

任何人,当他对计划者主权制度的观念缺乏了解时,会对下述问题表示困惑:在这样一个制度中,如何使消费品的生产能够满足那些不再以他们的购买指导制度运行的消费者的需要呢?政府可以用行政手段分配消费品,像战时配给制那样;或者,政府可以把消费品卖给公民们。

如果是后一种情形,为什么不简单地让鞋类生产者直接向消费者出售、完全不加任何政府干预呢?这是因为,官员们需要的产出有别于消费者购买的东西,假使听其他们处置话。所以,计划者购买的鞋和其他消费品的数量在他们看来,应当是对这个制度有意义的。比方说,相对于消费者自己选购的数量品种而言,他们也许购买较少的汽车和较多的高质量的营养食品。这样一种制度同时操作着两个彼此分离的市场制度——一个是对生产的控制,另一个是对消费品的分配,它们既不多于、也不少于计划者要求的数量。价格在这两个制度中是完全分开的。

所有市场取向的制度也都部分地是计划者主权的制度,因为政府也是许多最终产出的一个买者。比方说,政府购买道路、医疗服务和教育,然后免费或以补贴价格分配它们。实现一定程度的计划者主权的另一个共同的办法,是通过给企业补贴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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