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马立诚、凌志军)》

九、第三次思想解放

作者:政治类

晴空排云上碧霄

一1997年冲破姓“公”姓“私”

引言

理论如果也像理沦家一样,是一个人,有着人类的七情六慾,那么,她一定会哭却又无泪,会笑却又无产,会讲许许多多生动的故事,却又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不过,也许只是在我们的国家里,理论才会有这么多的酸甜苦辣。

1997年,从夏到秋的几个月中,中国境内,气候较往年有些反常,北方酷热严厉,南方温和宜人。

公开的舆论中,人们似乎只能尝出一种味道:报纸上面一律是“展示新成就,迎接十五大”。声势浩大但却平淡无奇。京城内外的党政机关,已经得到一个消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对所有制的“公”与“私”的问题,作出全新的解释。

如果这一消息能够广泛传递,为世人所知,则多半是由于小道上的往来,而无任何官方的证明。事实上,官方对于“十五大”的消息,仍在小心翼翼地封锁着,保密工作似乎卓有成效。“政治报告”

虽然已在数千人当中传阅讨论,但是真正见到报告文本的人少而又少。即使在“传阅讨论”之数千入中,也不能人手一卷。每次讨论会议甫毕,报告文本即由机要人员收回保存,极少有人能将其带出门外。

所以,直到9月11日,也即十二大召开的前一天,人们还不能知道江泽民总书记将说些什么。

9月11日夜晚的北京城,从表面上看去,一切如常,但是,所有报社的编辑部里全都通明一片。灯火流光处,气氛平静但却有些异样,有如军队之等待冲锋的号令。按照既定计划,党的十五大将千次日召开,现在,报社的编辑们都在等待预备会议的消息和照片,以及主席团成员的名单。也是按照既定计划,这些消息、照片连同名单,全部由新华社编发,连夜通电全国,报纸则一律照录于次日头版,不能有任何差错。

唯《中国经济时报》有些别出心裁,这一个夜晚,它的头版编辑正在为一篇文章作最后的校对。文章题目分外显眼:《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

按照作者的描述,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一次又一次地冲破了”左”倾思想的束缚,一次又一次更新了人们的观念:

19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战胜“两个凡是”,为第一次思想解放;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冲破了姓“社”姓“资”的束缚,为第二次思想解放;1997年,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解除了姓“公”姓”私”

的疑惑,中国由此开始第三次思想解放。

第二天,也即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开幕之时,这份报纸连同其它那些报纸一道,送到代表手中。

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中的确散发着强烈的解放思想的气息,比如他说“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不过,仅从公开发表的文本来看,他却没有提到“推动第三次思想解放”。他的讲话的主旨,乃是排除“左”的力量对于改革进程所构成的障碍,但是他却没有公开使用任何有可能令冲突激化的概念。

将1997年中国的政治情势归结为“第三次思想解放”,乃由人们私下的议论肇始,由春到夏,日愈热烈。当江泽民5月29日这一天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讲话之后,国内所有稍有政柏嗅党的人,都认定这个讲话非同小可,其底本大约就是十五大政治报告的重要部分。事先在中共中央党校这个场合来讲,只是为了将形形色色的认识纳于~轨,也许还有进一步征询意见的打算。或者也可以说,这是”十二大之前思想准备的最重要的一环”。至少可以认定。江泽民决不只是要对中央党校毕业班的那些高级干部讲这些话、选择这些人作为听众,不过是因为刚好有这样一次讲话的机会。不然,中共中央宣传部就不会在七八月间不顾盛夏的炎热,连续召开理论研究工作座谈会,要所有理论工作者将自己的思想统一到“五·二九”精神上来。

尽管如此,中宣部也没有公开地将眼前的情势说成是“第三次思想解放”。官方迄今为止一直在小心地避免使用任何可能引起争论的词汇。不过,到了7月下旬,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舆论方面似乎有些按捺不住其“反左”的迫切心情了。

“第三次思想解放”之说法,就是在这时出现在国内。

一个名叫李君如的人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社记者何江涛的专访。按照李的说法,江泽民“五·二九”讲话,克服了姓“公”姓“私”

的问题给我们造成的困惑,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李君如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还兼任上海社科院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和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的两个主任。

按照何江涛的描述,李“以勤奋、治学严谨著称理论界”。他由上海入京任职,又是在中宣部这样的地方,其身份已经令“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说法势震京城。然而还有更重要的,李君如竟然将“第三次思想解放”之锋芒径直指向“所有制”这个最为敏感的领域,更将今日之姓“公”姓“私”的争论,与昔日之姓“社”姓“资”的争论相对照。这一番话8月12日发表在报纸上,标题赫然便是,“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这就使得京城里那些敏感的观察家们平添凡分火上浇油的感慨。

如果1997年的情势真的如李君如所说,是第三次思想解放。

那么,它究竟向前走了多长的一段距离?这个问题中的意味,只有同我们多年来一贯信守的理论联系起来,才有可能理解。倘若在几年前,我们可以相信李君如说不出这样一番话来。他可能还不会具有这样的认识,就算有了也不敢讲出来。如果他在那个时候敢于放出这样的言论,十有八九立即就会遭到严厉的批判,甚至会被夺去乌纱帽。

这有事实力证。

1991年夏季、国家教委提出的一份报告说,高等学校的一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对经济领域中的问题极有看法。报告里面没有列举这些“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姓名,只是用“一些同志指出”的办法将这些看法列出:“

一些地区和单位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正在向着实行私有化的方向迈步。这些现象严重损害了公有制经济。

如果听任这种发端于个别沿海地区的现象蔓延,必将危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现在有人提出所谓“以开放促改革”的战略,其意图在于从某些地区开始推行私有化的一套,形成气候,影响全国,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些原来主张私有化的人,越来越明显地把股份化作为实现这一主张的掩饰和途径……其可以说出来的直接的目的,是通过实行股份制,完全剥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权。

如果把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权完全剥夺,国家只是一个收税者,那么公有制就只剩一个空壳,名存实亡了。

这些“指出”于1991年8月由京城某大报印发出来,在京城的机关中传阅。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一些同志”究竟是谁,其实,是准说的并不重要。因为,通过前面“第二次思想解放“过程的介绍,读者已经知道,诸如此类的认识,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思想理论领域里有着普遍的影响。

经过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这些议论声渐不闻。但是,3年以后,其基本的论点和其谈论问题的方式,被一些人充分地继承和发扬起来,成为新的一轮争论的起点,并且最终导致了当代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则又有些出入意料。

平心来论,我们国家的理论、在这十几年中的进步不能说不大,不过,“意识形态立国”“主义优先”的方针,到今天仍然余韵镣绕。不是姓“社”姓“资”,就是姓“公”姓“私”。”政治”打个喷嚏。

“经济”也要患感冒。有了第一次思想解放和第二次思想解放,我们以为事情了结了,谁能想到,争论卷土重来。

可惜理沦不是人,没有人能够体会它的酸甜苦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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