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马立诚、凌志军)》

十、一波才平一波又起

作者:政治类

摸着石头过河,越摸越深

从1997年9月向前数,大约三年之内,江泽民在中国国内考察41次;李鹏40次;朱容基37次。

领导人离开京城,频繁地到各地去巡视,乃是在贯彻一个初衷,了解真实的情况,以确定改革方针是否正确以及是否应当调整,有如邓小平在80年代初说过的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国家的改革在过去近20年里所遵循的路线,其实就如同领导人巡视各地,走一步,看一步,然后再走一步。

但是,“摸着石头过河”,越摸越深。在本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改革已经摸到了“深水区”。

平心而论,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的几年中,中国的改革的确有些变幻难测。政治方面,碰上一场大风波;经济方面,赶上一个大紧缩,更何况还有世界上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的风云漫天。

这样的背景之下,要想把局势稳住,而又不让改革停顿,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天回看那几年,人们仍然可以感到前所未有的大落大起和大悲大喜。由落开始,由起终结;由悲开始,由喜终结。

问题层出不尽。尽管邓小平说过“不争论“的话,各种说法仍然纷纷扬扬,相待数年,未肯平息,直到1992年,大致有了了结。

具体他说,有过“九大争论”:

一、如何评价80年代?对于80年代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一段时间里面持着强烈的批评。其中最主要的说法是,经济方面造成了严重的“过热”、严重的”通货膨胀”、严重的“结构失衡”,以及严重的“权力分散”。而且认定,这是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于经济建设和改革的指导方针的失误”所致,这些年,对于80年代的基本评价又发生了变化,叫作“财富有了巨额增加”、”经济上下一个新的台阶”。

这种转变的意味不仅大,而且是微妙和深远的,因为对于过去的形势和方针的评价,即关系着过去的人和事,也牵涉着中国今天和未来的方针。

二、基本路线的要点在哪里?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条基本路线,大家曾经只是在”两个基本点”上兜圈子,忽左忽右,此起彼伏,如同坐在翘翘板之两端。

现在大家都知道,原来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要点在“一个中心”,也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让其它任何事情来干扰。

三、拿什么标准来衡量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之成败的标准在哪里?原来是以姓“社”姓“资”来衡量,现在则是以“三个有利于”来衡量。也就是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事情就要理直气壮地去做。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事情就要理直气壮地去改。

四、市场经济是魔鬼还是天使?。

中国曾经以计划经济立国。十几年的改革,市场一会儿香,一会儿臭;一会儿魔鬼,一会儿天使。大约在1990年的前后,时兴的理论是认定市场经济具有资本主义的属性,搞得不好就是一个“和平演变”的大温床,1992年,中国终于在这里有了一个转变,市场经济不仅被接受,而且作为新的改革目标,写进党的文件,成为党的决议,来取代旧目标。这个转变的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

五、私营经济是否动招了社会主义?1988年,私营经济在宪法的修改中被写了进去,这意味着它已经成为合法。后来,它再次成为众矢之的,甚至被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领域里的基础”,这局面曾令不少大户关门卷款而走。1992年以后,姓“社”姓“资”的说法告一段落,私营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也创下新的纪录。于是有了新的担忧:私营经济不是作为“补充”的么?怎么竟敢喧宾夺主,来威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六、“抓大放小”是不是私有化的步骤?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之方计。股份制、合作制、租赁、承包、拍卖……,有人说这是产权明晰,是保存乃至增值公有资产的办法。有人不能同意,说这是私有化,至少也在造成公有资产的流失。

七、厂长负责制是否削弱了党的领导?这问题现在说出来已经令入党得可笑。不过,就在几年前,它还是让所有厂长伤脑筋的活题。那时候搞出来一个“厂长中心”。

一个“书记核心”。有二“心”无一意。你争我夺,此起彼伏,连《企业法》也成了一纸空文。1992年以后,改革之风再起,厂长们方敢理直气壮地负起责来,但问题并没有解决。

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呈不是“单干风”?这本是改革初期的一个大争论,并且早已经有了结论。那时候,反对者认定这是在刮“单干风”,是颠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罪魁。这几年,随着对于改革的重新审视,还有旧话重提的。

九、引进外资是不是扼杀了民族工业?这个问题,是从“保护国产名牌”的讨论中提出来的。有人对“国产名牌”在竞争时纷纷败北痛心疾首,说这是外资大举进入的结果。有人则拿出不断涌现的新的“国产名牌”来证明,开放和外资的进入,乃是推动了民族工业的繁荣而下是削弱了民族工业。

以往的、已经有了结论的争论,在90年代中期开始的新的一轮争论中,几乎全部再现。我们又一次发现,思想的解放并不能够毕其功于一役。改革者仍在感受着思想方面的挚时,也即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行不果”。

越到深处越艰难,因为这是最核心的领域。

中国改革的新乐章对于“最核心的领域”,国家体改委新闻发言人冯并有过另外一种表述: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思维突破已全面接近临界点。”

此人曾经是经济日报社的评论员,其经济评论专栏在读者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成名之后,转赴国家体改委任职,时为1993年,正是第二次思想解放浪潮刚过,我们国家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目标之时。

最低限度从文件上讲,1993年起,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计划经济的国家。

这一年的11月14日,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在中国,党中央的文件,一般来说,具有与法律相当的权威。

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这个“决定”的推行看作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二部曲”。

第一部曲是什么?是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为1984年10月20日。

也就是说,这10年当中,中国诞生了前后两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我们手上有了1993年的新“决定”,当然可以豪迈他说,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不过,喜新是不必厌;日的。读“第二部曲”.须与10年以前的“第一部曲”对照起来,才有意思。理由有其一,10年以前的“第一部曲“.邓小平虽然”没有写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但他曾经多次赞扬那是一个好文件。这一次的“第二部曲”,贯彻其中的主要线索,也即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本就是邓小平的想法,甚至其中部分文字,也是直接地来自他的讲话。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前后两个文件都是包含了邓小平的改革思想。

其二,中国改革的“第一部曲”.是由第二代领导来指挥;现在的“第二部曲”,是由第三代领导来指挥,其问相隔整整10年。这就使得两个文件的对照,可以让我们从远距离和大范围来观察思想解放的新的起点。

当1984年共产党宣布了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一般人已经觉得惊心动魄。因为它反对将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念,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并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以及价值规律是否发生作用。

由这样的起点出发,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便出现了新的局面。

1984年的“决定”,总计10个部分,其中经济方面的主要之点,计11项:

一、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需要更为迫切,且条件已经具备;二、社会主义的经济,应当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既非僵化的计划经济。也非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三、中国的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须下最大决心,以最大毅力,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四、以往之计划经济的体制有诸多弊端,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不能适应:

五、经济体制之改革须以城市企业为重点,其要旨在于解决好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六、改革之突破口,首先是将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地分开;七、同时实施计划体制、价格体制、国家机构和劳动工资制度的配套改革;八、政府原则上下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少数具有直接经营管理企业责任的经济部门.也须简政放权;九、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十、按劳分配,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便全社会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十一、对外开放为基本国策,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1993年的“决定”,也是10个部分。其属于经济的部分,也有11项:

一、经过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二、新的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须将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改革得失的标准四、转变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注意改革的循序渐进,又能不失时机地在重要环节取得突破;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新体制之基础,亦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六、改革之关键,在于企业制度的创新,形成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七、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推进财税、金融、投资、计划囚大体制的改革;八、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九、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的价格机制;,十、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十一、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使国内国际互接互补,依照我国国情和国际经济一般准则,规范经济活动。

以上是相距10年的两个“决定”之要点,搞明白其中的相同和不相同的地方,也就能够了解到,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多么长的:

段路。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明了。这就是,白纸黑字上的东西,并不一定能够反映中国社会认识的最高水平,而大致上只是一种平均的水平。人的队识总是不会一律,有的走得远些,有的走得近些,乃是常情。但是,用作正规的文书,往往就要高不成,低不就。

来一个平均。比如,1993年的这个“决定”里面,关键的地方有一句关键的活,即企业拥有“全部法人财产权”。从理论的概念来说。

这活就是“法人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支配权”这两种认识的“平均”

的结果。·今天我们回看这两个“决定”,很难不生出无限感慨。记得当日“第一部曲”唱出来的时候,陈云曾经希望,用5年时间做好这件事。邓小平也说三年五载即会见效。可是,第一个“决定”迄今已经过去大约15年,第二个“决定”也已经过去大约5年,回头一看,还有不少事情井没有做好。

改革的事情,能够说到已经很不容易,做到就更加不易。

现在,把话说回来,冯并所说的“临界点”是什么,从1997年的形势看,是”财产权”.也即“所有制”。

5年前,当我们唱响经济改革的“第二部曲”时,已经听到了这个“临界点”的声音,但我们那时装作没有听见,也许是认为它本来就应当默不作声。

到了1997年,它还是顽强地唱起来,并且已经成为主旋律。

“左”倾思潮没有纲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趋向,是所有制的多元化。

但是,改革者在这里始终是“犹抱琵琶半途面”。

迄今为止的改革,大致采取了“遇到难题绕着走”的策略:既然“公有制”不能碰,大家就在“公有”的王国外面,建起一个新王国。

用理论界的一个习惯说法,叫作“体制内”和“体制外”。

非公有经济就这样成长起来了。国有经济虽然总量没有少。

还增加了,但是它所占有的比重却每况愈下。到90年代中期,在工业中占有大约50%,在商业中只占40%左右。说到就业者,国有经济里面不仅不能增加,反而还有2000多万人下岗,纷纷调转头走进了“非公有”的王国。

表面上是公有制遇到了麻烦,可是,按照我们始终确信不疑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的麻烦,也就是社会主义的麻烦。不改革,难以为继;改革,会不会把“命根子”改掉了?1992年已经结束了的姓“社”姓“资”的争论,就这样变成了姓“公”姓“私”的问题,卷土重来。

在这场争论当中,人们不免要重新划线站队,分成“左”和“右”。

中国人向有重义轻利之风。诸如“君子喻于义”、“舍生取义”

之类,都是千年不变的做人信条。到今天,人们仍然可以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分成截然对立的两个阵营,这也是我们国家的古人格外顽强地遗风干今日的一个证明。

但是今人更有今人的风尚。论今人的风尚,意识形态的背后,真正要来“取义”的,不多。更多的,是权力和利益。大人物关心这件事,因为它牵涉着旧权力是否能够巩固,以及新权力是否能够建立。小人物并不关心权力谁属的问题,但是,他们已经从这么多年的生活里得到教训:领导者的不同倾向施展开来,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我们的国家毕竟还未完全进入”法治”之轨道。一个人的头脑,常常可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行动。“左”来掌权?右来掌权?还是不“左”不右来掌权?对于国家今后前途至关重要。其干系的重大,可以有1978年为证。也可以有1992年为证。

明白了这一个道理,就会很容易的理解,何以反“左”与反右的问题,在1997年的大局中会重新成为焦点。。

反“左”的成果,是逐渐建立了一套理论。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中心”。“二个基本点”“三个有利于”、“中国特色”“初级阶段”“市场经济”。

反右。则是搞运动多,搞理论少,虽有不少“理论家”乐此不疲,但也只是从马克思的本本中找语录,没有形成自己的东西。

现在面临着第六次交锋:焦点是,能不能改革传统的所有制结构?这一回,反右的人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他们要形成自己的纲领然而。拿“左”的纲领来反右,比没有纲领还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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