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马立诚、凌志军)》

十二、“反演变”:要不要多一个“中心”

作者:政治类

以俄为鉴:一份奇特的苏联解体考察记

1991年12月25日黄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从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中出来,穿过大厅,进入一个房间。房间为淡绿色的墙围环绕着,一个电视摄制小组正在这里等他。

晚上7时,随着克里姆林宫大钟的钟声,戈尔已乔夫坐在摄像机前,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的身份向全国发表最后一次电视讲话。

“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

戈尔巴乔夫对全体苏联人说。“差不多同时,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俄罗斯的蓝、红、白三色旗也即将升起。自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成为历史。

一个美国人,小杰克·马侍洛克,这样描述了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他是前美国驻苏联大使,在苏联居住11年,一个著名的“苏联通”。不过,当他看到苏联在这个傍晚发生的事情时,还是感到“粹不及防”。

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名称的更换和领导人的下台。在4个月以前,苏联的三个波罗地海沿岸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分离出去,成为独立国家,并且几乎立即获得全世界的承认。其它12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纷纷宣布独立。

马特洛克为了他所说的“淬不及防”的变化写了一本书,《苏联解体亲历记》。其英文版于1995年出版,畅销于西方。大约:年之后,即199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便出版了它的中文版,到1997年,其中文版已经三次印刷。这样,这本分为上下两部、定价48元的书,已经印出34000本。

这个美国人描述了苏联解体过程中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提到“苏联经济制度”不合理、提到“苏联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对人们信念的控制”、提到“苏联领导人对自己人民的压制”,等等,但是他却不能用一些简单明了的结论来解释一个强大的国家为什么如此轻易地自取灭亡。在他的书里面,也许只有一句话不会引起争论:“即使在拥有较为充分信息的情况下,未来历史学家也很难对这一变化的意义达成一致。”

中国人,或者至少是一个中国人,便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1995年9月,就在美国人马特洛克描述“苏联解体”的书行销西方的时候,一个中国人来到了莫斯科。

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一个经济学家。他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访问,是应俄罗斯科学院之邀。前后大约一个月,固为是学术交流,所以会见了不少俄罗斯经济学家。据他开列出的与他“进行长时间交流”的经济学家,计有13人。其中有沙塔林,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院士、前总统会议成员;有阿巴尔金,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院士、前政府副总理;有亚列明科。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院士、前总统顾问;有波加索夫,他是独联体经济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前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还有克洛茨沃格、普切林采夫、别洛鸟索夫和切堪斯基等人,他们都有研究员或者教授的头衔。

这位人民大学教授访俄的主要目的,是想具体地了解社会主义苏联是怎样演变成今天的俄罗斯的。他同他所接触的每一个俄罗斯学者讨论这个问题。看来,问题捅到了这些俄罗斯学者的痛处,但是他们还是决心“使这一沉痛历史教训成为世界进步力量的有益的历史教科书”。有如克洛茨沃格所说,“中国过去在十月革命后‘以俄为师’,现在,我建议中国同志继续‘以俄为师’.只是我们这次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者。俄罗斯的改革彻底失败了。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

有鉴于此,俄罗斯学者向“中国同志”毫无保留地陈述了昔日社会主义苏联变成今日之资本主义俄罗斯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在报刊上攻击社会主义,说西方国家什么都好。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不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而是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打开了突破口。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对社会主义、对人民是有罪责的。

第二阶段,另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出来表演了.他们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等等。他们发表的各种言论可归结为两点,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即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但是当时他们却不亮这个底牌,直到今天才说,他们当时提出的市场化和民主化就是要全面实现资本主义化。

第三阶段,轮到政治家登台表演了。这些政治家差不多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他们利用共产党和政府的权力。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也可以粗略地归结为两点.经济制度市场化和政治制度民主化。改革的结果是:在经济上摧毁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行私有化,造成两极分化,培育和扶植了一个新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摧毁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推翻了苏维埃政权,推翻了共产党,建立起一个代表新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同人民利益和要求相对立的政权。

教授将他的访俄结果写成10份报告,总题目为《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由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编印出来,一并上呈下发。时为1995年10月21日。由于俄罗斯学者全都是在谈论一场大夫败的教训,且又针对中国,有感而发,所以,报告本身便有了一种触目惊心的效果。

关于”私有化及其后果”:

普切林采夫说,以前对私有化的作用估计过高,以为所有制改革是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关键,因而认为私有化越快越好。但是,最近三年的现实使这种看法破产了。私有化使改革失败了。

涅捷别洛夫介绍了俄罗斯私有化的做法。他说,私有化是指将国有企业变为4仁国有企业的过程。私有化有两种:小企业私有化的方式是出售;大企业私有化的方式是经过证券买卖。。

亚列明科说,私有化出现了一批暴发户,形成了一个新资产阶级,私有化并没有带来效率。

关于“两极分化和新资产阶级形成”:

沙塔林、阿尔巴金、亚列明科都说,俄罗斯社会已经两极分化,新资产阶级已经形成。《真理报》报道,10月革命前贫富差距为50倍,现在已经比革命前高了很多。

关于“改革已经失败”:

克洛茨沃格说,如果改革的结果是形成了资产阶级,造成了两极分化,毁掉了社会主义经济,共产党下台,那么改革就失败了。

有一位学者私下说,这不是一场改革,而是一场政变。

关于“俄罗斯的新经济思潮”。

俄罗斯现在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新经济思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两大思潮,一是再国有化,二是建立合理的计划经济或新型的计划经济。

沃尔康斯基说,残酷的现实使我们认识到计划经济的必要性。

当然,并不是简单恢复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传统的计划经济确有缺点,应加以改革,而下应抛弃,关键是制订计划要科学化和民主化。

关于“各种政治力量在进行激烈的较量”:

9月13日,俄罗斯战略分析和预测中心公布主要政党组织和运动在各竞选联盟的得分,俄共得分名列榜首,原因是公民情绪“变红”“向左转”。

有的学者说,总统及其周围的人在选举中保自己是为了保命。

他们知道人民恨死他们了。他们瓦解了苏联,推翻了共产党,把人民变穷了。他们一旦失去手中的权力,政权一旦重新属于人民,人民就会绞死他们。不但是用绞索套着脖子吊死他们,而且用绞索套着脚脖子倒着吊死他们。

关于”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

克洛茨沃格说,在许多教训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要识破骗子。这些骗子在改革过程中从来不把最终目标告诉俄罗斯人民。他们知道,如果一开始就说出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全面资本主义化,人民就不会跟他们走。所以,每走一步,他们只告诉你这一步要于什么,而下说下一步要于什么,更不说最终要干什么。

第二,绝不能搞私有化。私有化分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小私有化是把小企业卖给工人、劳动集体和私人;大私有化是把大企业股份化(在俄罗斯,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化后便算作私有化企业)。

据说,中国不少经济学家、不少部门和地方官员主张将小企业卖掉,将大企业变成股份公司,如果真这样做,那就是私有化。

沙塔林持赞成私有化的观点,他说,俄罗斯改革的教训是私有化的步子太快了,希望中国接受这一教训。他说,你访问俄罗斯过程就会知道,俄罗斯的私有化就是小企业卖掉,大企业股份化。

教授的报告这样结尾:

亚列明科说,我不久前访问过中国,知道你们的国有国营企业占的比重越来越小。你们说俄罗斯变成资本主义了,依我看,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越来越大了,用不了多久就会超过社会主义成分。你们有什么有效办法保证中国不变成资本主义呢?没有说明这些俄罗斯学者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俄罗斯学者不仅持有系统的理性分析,而且还满怀着对昔日的留恋。如果我们抛开这些感情上的因素,遵照他们的“理性的”劝告,继续“以俄为鉴”,则我们唯有终止中国目前的改革进程,悬崖勒马。否则,中国便一定要重蹈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之覆辙。

这是这份苏联解体考察记留给我们的最奇特的印象。

再发动一轮“九评”吗80年代,中国震撼了世界。因为中国的成功的改革。

90年代,世界震撼了中国,因为发生了苏联和东欧的不成功的改革。

照理,这问题应当认真讨论。因为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失败对于中国以及对于世界的含义,是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

对本世纪的世界来说,这可能是第二次大战以来的最重大的事件;对中国来说,这是共产党取得政权40多年来所遇到的最惊人的变故。“

不过,直到1995年夏秋之前,中国国内,公开的舆论里,对于这个变故没有大多的评论。

实际上,中国人的内心,并不像表面的那样超然。全中国从上到下,都在议论着这件事,表面上的“无所谓”.只是做给外国人看的。对于这样一种状况,在中国有一种很正式的说法,叫做“内外有别”,“内紧外松”。

表面上的平静乃是源于一种既定的方针。

苏联的解体过程,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又大悲,其间充满着戏剧性的效果。中国之“内”却是紧绷着一根弦。

中国怎么办?这问题很自然地成为北京议论的中心。

有人对于苏联局势的估计是,这是西方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长期的“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也是苏共内部出了叛徒的缘故。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坚决地反对“和平演变”,以及坚决地纯洁内部,成为一种当然的思想倾向。

也有例外的声音:只有把经济搞好,才能够更好地防止“和平演变”。这种说法的动机是要把人们的视线拉回到经济上来。据说,这说法是出自郑必坚的一份报告。这时,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

郑必坚的呼声很快占了上风。因为背后有着一个强大的力量在支持。这力量来自邓小平。

邓小平主张不要对别人的事情指手划脚,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自己的事”,在邓看来,最重要的方面,就是经济。所以他为中国人提出一个“韬光养晦、静观事变”的方什,来对付苏联的变故。

但是,潮流仍在继续涌动着。一些人恨不能仿照30年前的办法,再来一轮“九评”。事实上,《真理的追求》杂志真登出了重新评价“九评

..(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 阅读十二、“反演变”:要不要多一个“中心”第[2]节

还没有读完?>>点这里设置下次自动从这里继续阅读《交锋(马立诚、凌志军)》 或者>>点这里把本页面地址加入到您的本地收藏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