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马立诚、凌志军)》

十三、所有制:改革能冲过这个险滩吗

作者:政治类

江泽民说,改革正处在关键时刻1996年,中国改革的形势怎样?

其一,改革已经取得极大的进展:

其二,改革正面临很大的困难,似乎是一个越改难题越多的局面:“

其三,改革在各个领域里摆出加快推进之势,但却慾快而不能。

三者合而为一,构成我们国家改革的大形势。

然而还有更加重要的问题。

首先是,既然取得了进展,为什么还会“越改越难”?其次是,既然“越改越难”,为什么还要“迎难而上”?改革的实际进程在全力推进着,问题却依然连肩接遗:调整工业结构,压缩纺织行业乃是必行之举,可是下岗工人全在那里发牢騒;企业改进管理,降低了成本,可就是赶不上原材料的涨价:农村劳动力要转移要流动要进城,这就挤占了城里人的就业机会;在企业内部建立新的机制,就牵涉到经营权和所有权的问题:要转向效益的轨道就要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就会增加下岗的职工,安置下岗职工牵涉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又牵涉政府的职能,这是企业改革的"链条”;住房的商品化牵涉着公房的房租制度,房租的多寡牵涉到职工的收入,提高收入便牵涉企业的成本,成本牵涉效益。效益问题又牵涉企业改制,这是住房改革的“链条”。

“牵涉”二字,在人们的嘴里频频出现,这意味着这样的“链条”

有很多很多。

改革发展至今,已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局面。解决一个老问题的同时,又常常会引发一打新问题。这也就是人们为什么感到“越改越难“的原因。

改革当然很难,但是不改革就一定更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看中国的问题,是不能关起门来看的。许多事情,你不做,别人要做。许多机会,你不抓,别人要去抓。1996年初夏,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贸易战”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再早些时候,台湾海峡的上空弥漫着一层紧张的气氛。而国际市场上大量的资金正绕过我们东南沿海,流向其它的地方。亚洲“四小龙”已经不用再说,新的投资热点包括泰国。曼谷年收入:万美元的家庭,在1986年还只有16万户,而现在已经超过100万户。越南正连续保持着接近大约10%的年增长率,并且已经成为商家竞争之地。

甚至它的宿敌美国人也在争相来投资。在印度,居民购买能力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0%,这个数字在总体上不次于中国。一向内乱不止的菲律宾,现在则雄心勃勃池想要成为亚洲的一头经济“猛虎”。

我们的情况又如何,自说自话,也许不能作数。也是在1996年初夏,美国国际集团做了一项调查,调查题目为《上海作为一个杰出金融服务中心:对当前上海金融服务状况的评估》。2000多位中外知名人士对上海目前以及今后5年的投资环境给予的平均分数,前者是67分:后者是79分。

大家知道,上海在90年代一反其长期的萎靡之势,经济发展的动力陡然高涨,很有独占全国之鳌头的样子。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得到的分数,目前是及格,今后也只是接近良,都不算高。

投资当然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但是投资的流向却可以看出经济活跃的程度。在这样的局面中,中国如果还是没有实质性的改革、能行么?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形势,江泽民总书记说:

“改革当前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他是在1996年春夏之交说这番话的。5月3日和4日,江泽民连续两天召见了四川、河北、辽宁、山东、上海企业界的人士,和江苏、浙江、山东、上海4省市的领导人,宣讲改革的问题。一下子面对7个省市,不能算少,但他的讲话显然还不仅仅是对着这7个地方。而是针对着全国。

我们国家第三代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自从80年代未以来,几乎天天有,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如此激昂的改革的呼声。

表面听来,这话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和实质性的倾向,但是,联想到多年以来中国政坛上的种种情形,就可以认为,这是江泽民就任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来所发出的最为强烈的改革之声。

江泽民的这句话是在上海说出来的。在今天,这座城市是被国内的人们当作改革前沿来看待的,就如同若干年前的广东一样。

平心来论,广东和上海,或者更广泛一些说,整个中国,确实正面临着一个关键时刻。

江泽民的这次讲话,有一句意味最长:

“等是等不来的/这话的意味长在何处?也是在江泽民讲话的这一天。京城里面几个朋友聚集一堂,把酒对青天,笑谈天下风起云涌,自然也说到我们国家许多人现在的心态。大家说、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等。

等什么呢?也许是等新一轮改革gāo cháo?也许是等经济方面的放开一马?也许是等新政策出台?也许是等大局的变化?也许是等人事的更迭?等党的十五大的召开和全国人大的换届?现在,江泽民说:“只有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改革才有正确的方向,才能不断深化。”然后又说:“要鼓励探索,允许试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去试,大胆去闯。”接着就是那句意味深长的话,”等是等不来的。回避问题,退缩不前,只能无所作为。

消息是新华社在5月5日统一播发的首都和各地的报纸都一律在第二天“照本宣科”,但是,明眼人著能细细品味,使会发现,不同报纸上面的标题有着微妙的差别。

北京的《人民日报》.标题是。“坚定信心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步伐”。

上海的《解放日报》,标题是,“国企改革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命运,坚定信心加快步伐大胆试大胆闯”。

“大胆试,大胆闯”.让人几分欢喜几分忧:改革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大胆的人大约不会没完没了地等;可是,中国的改革已经17年了,怎么还是摆脱不了“胆大”还是“胆小”的问题呢?这一个春夏之交,出来呼吁改革的中国领导人真是不少,除了江泽民,至少还有李瑞环。

5月中旬,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川鄂两省沿长江作了一番考察之后,发表了一个并不太长的讲话,其中连续五次提到“特殊性”.看来他对这个概念有着一种特殊的关切。

李瑞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各个阶段以及各个方面都具有特殊性。我们要承认这些特殊性,重视这些特殊性,下大功夫研究这些特殊性,根据这些特殊性决定我们的工作方法。”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李瑞环说话,仅仅这一个事实,就可以使我们格外关注他的声音。

中国人一向喜欢对别人说“特殊性”。比如我们对美国以及对整个世界,总是说中国的特殊性以及亚洲的特殊性,对于别家想要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我们的企图、也总是抱着极大的警惕。

不过,李瑞环现在所论,显然是国内的改革大势。

如此高层的领导人如此来讲“特殊性”的,这些年中并不多见。

我们已经承认每个地方的特殊性,所以有“因地制宜”和”把中央的方针和本地实际相结合”之类的做法广为应用。现在,按照李瑞环的意见,“特殊性”所能涵盖的范围就更加广泛。看来我们有必要承认经济的每个领域、每个产业、每个行业的特殊性;承认改革的每个时期、每个阶段的特殊性。

按照李瑞环的解释,中国必须从三个方面来看待“特殊性”。

第一,它承认多样性,而下是“大一统”;第二,它鼓励创造性,允许你去做一些别人没有做、或者不敢做的事,而下是去做人家都在说都在做的事;第三,它是我们国家的逐渐务实的过程,改革初期是农业的务实,接着是工业的务实,然后是金融以至整个经济的务实,最后,是建立起一种彻底务实的社会意识。

“特殊性”是我们整个改革当中的一个特征。了解它的最佳途径,不仅是懂得物的差别以及时间和空间的差别.还有更加重要的,这就是从事改革的人。由于人的不同而使改革的内涵和节奏发生变换,这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并不罕见。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中国以外的地方讲“特殊性”多;对中国国内的事情讲“特殊性”少。正是在这个背景中,李瑞环的声音极堪注意。

但是,我们紧接着便听到了不同的声音——第二份“万言书”。

第三份“万言书”:“抓大放小”是私有化的主张第三份“万言书”的题目是(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这是这一系列“万言书”当中作者唯一注明写作日期的一个文本:1996年9月拟定大纲,1996年10月至12月20日写出初稿,1996年12月21日至1997年1月20日修改定稿。

尽管作者说这是“内部征求意见槁”,但是,其中主要观点已经在1996年第4期(当代思潮)杂志公开发表,该文以“本刊特约评论员”署名,文题:《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标志及怎样才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万言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当今中国,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对立,焦点就在于坚持还是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其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近年来。在我们的不少书报刊物上频繁地出现私有制优于公有制这样的宣传。对这些宣传决不可轻视,因为它从思想深处动摇着人们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中国近二十年来的高速发展并不是起源于私有制。从粉碎“四人帮”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1977年和1978年,史称“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在这两年里,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年递增率分别为14.3%和13.5%,与1979一1992年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3上%的速度相比还略高一些,而这个时期根本没有提出私有经济的问题。

到1988年就提前两年超额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第一步战略目标,而1988年私营企业法刚刚公布,各种非公有工业的产值总和起来只占工业总产值的7%。

这说明翻一番主要是公有经济的产值翻了一番。而这期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居世界之首,而且远远高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一些私营企业是靠非法手段获得发展的,而绝非其本身比公有经济优越。如果国家对其非法活动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建立其正常的经济秩序,私营经济就绝不可能有现在那样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

多年来,国有企业以廉价能源、材料和交通运输,并从税负和各种社会负担等多方面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实质上是国有企业的利润被分割和转移。正是这种利润的分割和转移造成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指标之间的矛盾。十多年来,国有企业的价值指标全都是成倍地下降的。

而它们的实物指标却又是成倍、成儿倍地增长的,这表明,国有企业并不是低效率的。

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坚持公有经济的资产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和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就是坚持了公有制主体地位。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它的确抓住了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外部标志,抓住了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必备条件。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看来,他还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现在让我们静心凝神,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吧。

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谈论改革问题,有那么一些人把所有制说成是“无关紧要”“只是手段”。实际上所有制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这种手段不是无关紧要,而是非常重要。……

回头上说所有制无关紧要,实际上是把所有制看得最关紧要。

所谓无关紧要,其真实意图就是要人们放弃公有制。

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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