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马立诚、凌志军)》

二、思想解放带来人的解放

作者:政治类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

元代戏剧家关汉卿创作杂剧(窦娥冤》.写窦娥含冤临刑之前有三桩誓愿:一是“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休半点儿沾在地上,都飞在白练上”,二是正值三伏天,“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

三是“从今以后,着这楚州亢旱三年”。

这三桩誓愿果真实现了。当然这是剧作家笔下的事。可是古今看这出戏的人都宁愿其有。这反映出冤案的悲惨,以及昭雪之难。

若不是窦娥的父亲后来竟官拜参知政事,亲来楚州查访断案。

恐怕窦娥的冤案就永不见天日了。

“文化大革命”中冤案遍于全国。“六月飞雪”的案子真可以说几万几十万都不止。

在全国干部中,被立案审查的占干部总数的17.5%。

中共中央、国务院副部长以上、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

被立案审查的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75%……

就更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屈死在死的了。

胡耀邦于1977年12月担任中组部部长之后,曾为平反冤假错案大声疾呼,仆仆奔走,并取得成绩。

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彻底平反冤假错案还有很大阻力,特别是一些历史上的大案,积案,“铁案”(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潘汉年内姦案”等等),解决不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有可能真正大规模平反冤假借案。

震动最大量有代表性的当然是“共和国第一要犯”刘少奇的平反。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即在中南海遭到批斗、殴打,右腿被打伤。

两夭之后,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我已失去自由。”

但是信如泥牛人海。

奉命前来给刘少奇看病的医生竟用听诊器乱打他,用注射针头乱扎他,还要大喊:”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被关押的刘少奇,在70岁生日这天看到了《关于叛徒、内好、工贼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顿时昏厥过去,生命垂危,被遣送开封之后随即身死。

这样一件举国哀痛的大冤案,在平反时却遇到空前阻力。

汪东兴、纪登奎等人以此案是毛泽东亲自定的大案为由,持消极反对的态度,还有一些人抓住一些关于刘少奇历史上被捕经历的不实之词做文章,坚决不同意乎反。

能不能为刘少奇平反,实质上牵涉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

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黄克诚、胡乔木、宋任穷等人在这个问题上开展大量工作,进行反复斗争,终于战胜了错误意见。

赢得了为刘少奇平反的胜利。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指出:强加在刘少奇身上的“叛徒、内好、工贼”三项罪名完全是蓄意捏造,应该完全推倒。

5月17日.北京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华国锋主持,邓小平致悼词。共和国最大的一起冤案昭雪。因这一冤案株连受到迫害甚至被判刑的近3万人也获平反。

这一最大冤案的平反,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带动了其他难案积案的平反。

从1978年12月起,中央、北京市及各地方先后为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案平反,为彭真、刘仁、陶铸、贺龙、萧劲光、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陆定一、习仲勋、谭震林、罗瑞卿。肖华、黄克诚、李德生、杨尚昆、谭政、邓拓、吴呛、廖沫沙等人平反。

这次平叵冤假借案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大特点是彻底。

不但近期遭受迫害诬陷的人翻身了抬了头,许多长期无人间津不敢问津的历史陈案积案也重见天日.得以昭雪。

自1980年起,先后为彭德怀平反、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为翟秋白平反,为李维汉、邓子恢、潘汉年平反。

这些陈案的平反,震动极大,人们长舒一口心中积存已久的怨飞。

除此之外,还为所谓的“中宣部阎王殿”“旧文化部”、“总政阎王殿“等一些部门平了反。为武汉“七·二①”事件、北京“三家村”

冤案、“李冬民反革命集团”冤案、内蒙古“新内人党”冤案等一些影响很大、牵连众多的著名事件、案件平反。

1978年11月14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因此而被捕的338人没有一个是反革命,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除了为这些重大事件和案件平反之外,还为在“文化大革命”

中被错判的各种案件进行改判或平反。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辽宁张志新错判案和北京遇罗克错判案。

张志新是辽宁省的一名宣传工作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因为在会上和私下议论中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表示了不满,于1969年9月24日被捕。

在狱中,她被带背铐这一年半之久。她被指定扎鞋口,定额是每天1200双……

1975年春,毛远新看到张志新的材料,说:“杀了算了!”

1975年4月4日上午,张志新被带到一个房间里,几个彪形大汉扑上去,将她按倒在地,用手术刀割断了她的喉管,鲜血涌出来,简单包扎之后,她被推上囚车,执行死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怕她在刑场上呼喊口号。

遇罗克是北京人民机器厂的青年工人。因为在“文化大革命”

初期撰写(出身论),反对血统论,反对林彪、陈伯达“四人帮”的封建主义倒行逆施而遭逮捕。

在审问中,遇罗克坚持自己的观点,继续批评陈伯达等人的“左”倾思想。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处死刑。死时年仅27岁。

1979年3月31r,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平反。

同年11月21日,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为遇罗克平反,宣布“遇罗克无罪”。其后,《人民日》《y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等许多报刊先后发表大量纪念张志新和遇罗克的文章,在全国引起轰动。

大量冤假借案的平反昭雪,是拨乱反正最有说服力的例证。

          推翻“两个估计”

“文化大革命”中,1971年8月13日,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44号文件批转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这个《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

《纪要》否定了解放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17年教育工作取得的成绩,提出了著名的“两个估计”,又称“两个基本估计”。

郎:

“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7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在教育战线工作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纪要》下发到全国教育战线,进行了‘深入的学习”。由于有毛泽东圈阅,这“两个估计”就如同紧箍咒一样把教育战线广大知识分子禁铜起来。大中小学的教师们逢到学习就检讨,批判自己,完全抬不起头来。

“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疯狂地摧残教育战线,1974年又以中央名义转发《关于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的情况简报)。这个《简报》把“马振扶事件”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的典型通报全国,再次严重打击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

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巨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毛泽东同志划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

半年之后,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说: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园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中央撤消两个文件的报告》,决定撤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和关于马振扶事件的《简报》。

这就除掉了禁铜教育界知识分子的紧箍咒,解放了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

右派分子重见天日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全国有50多万人被划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其中大部分人是国家建设十分需要的知识分子。

从1959年到1964年,先后五批摘掉30多万右派分子的帽于。

这些人虽然摘了帽子,但实际上他们的工作安排,他们的子女上学、参军、就业等仍然受到歧视;类同于有些国家历史上的”贱人”和二等公民。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摘帽右派的右派分子问题又被重新提起,再次批判斗争。更不要说那些没有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了。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统战部、公安部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

中央批示明确指出:在“右派分子”摘帽以后,不要再叫他们“右派分子”或“摘帽分子”,不得歧视他们。还指出:对“右板分子”

的家属子女,在入团、入党、参军、升学、招工等问题上都不应受到影响。

同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社论说:“在这次摘帽工作中,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对于确属于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尽管事隔多年,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

社论再次重申要搞好右派分子的工作安置和生活出路,要做到人尽其才,发挥所长。

社论说:“今后在提职、提级、调整工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都要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不要歧视他们。”

这一次才是真的摘掉了帽子。如果连同家属、亲属关系在内,这一次解放的要接近上千万人。

随后,一大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返回或走上了重要的工作岗位,有不少人还担任了党和国家高级领导职务。

共和国历史上这令人心悸、令人心酸的一页,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熙耀下,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翻过去了。“右派分子”中的大批人才,也终于在新时期心情舒畅地为国家的现代化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子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地主、富农分子经过20多年以至30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中央决定: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人民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生。

参军、人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随后,公安部部长赵苍壁就此问题答记者问时指出:”有些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的四类分子(除地主、富农之外.还包括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作者注).就不能因为他们不参加劳动而影响摘帽。”

就文件中的“极少数”如何掌握的问题,赵苍壁说:“这个极少数,是从四类分子的整体来说的,就一个具体地方、具体单位来说,这样的人可能有,也可能一个都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要顾虑重重,怕这怕那。”

赵苍壁还强调说:对于摘帽的人员不应当有任何歧视或变相歧视。即使他们今后又犯了罪,也要依照法律处理,该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而下应该再给戴上原来的帽子。

放开其它政策。

一、1979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统战部等6个部门的(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凡因历史问题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的,一律摘掉;冤假借案一律平反,对他们都要恢复公民权。对他们的家属不得歧视。

年老体弱的应给予社会救济。”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的财物,应归还本人。随后,还释放了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及特工人员。

二、10月14日,中央批转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子问题的请示》。中央决定:凡是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及以后几年内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不论按敌我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都应根据中央的精神,全部摘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帽子。

三、1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去台人员在大陆亲属政策的通知》。《通知)说:对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在政治、经济。

社会生活方面,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不得歧视。大陆和台湾亲友间正常的通信、通电,任何人不得干涉。

四、1979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统战部等6部门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1956年公私合营的时候,把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统称为资方人员。现决定把这一部分劳动者从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分离出来,明确他们本来的劳动者身份。

在区别工作中,区别出劳动者70万人,占原定为资方人员总数的81%。

剩下的16万人为原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占原资方人员总数的19%。各地在区别工作中,根据中央下发的(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也摘掉了这16万人的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的帽子。

平反冤假错案和调整各方面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放下了历史的包袱,能够轻装前进。全国到处都是一派解放思想。

人心向上、欣欣向荣、团结奋进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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