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马立诚、凌志军)》

四、经济改革从农村突破了

作者:政治类

           小岗之夜惊天动地

1978年12月的一夭夜里,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20名农民代表全队20户农民(两户单身),聚在村里一间屋里。

神态极为严峻地写下了一纸契约,全文如下:

1978年12月地点严立华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下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于(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严宏昌关廷珠关友德严立符严立华严国昌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韩国云关友江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申每个姓名之上,均覆有一片血红,其中有17个指印.三方图章。

这个惊天动地的契约,现作为中国当代史的珍贵文物,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品号为gb54563。

为什么说“分田到户”惊天动地呢?因为它背叛了人民公社体制,造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反。

毛泽东为人民公社概括的8个字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生产队是最基层的权力执行者,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农民毫无自主权和积极性。农民在生产队指令下统一劳动,成果全都归队里所有。队里把一部分交给国家,一部分按人口和劳动量大致平均分给社员,维持生计。

这是毛泽东的铁律,绝对不允许突破它搞分田到户。

在一部分人看来,把土地分给农民,就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对劳动的控制和对产品的控制。生产队权力旁落,公社也将成为空中楼阁,整个权力恐怕将因此解体。

1955年农村搞合作化时,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因为主张合作化不要一哄而上,要实事求是地发展,可以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结果遭到毛泽东痛斥。毛泽东在全国省市区书记会上公开说邓子恢“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毛泽东并且在全体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宣布他和邓子恢之间发生的是“一场很大的辩论”.邓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方针。从此邓子恢成了众矢之的,经历了无数折磨之后默默死去。

1957年7月31日,浙江温州的(浙南大众报)就针对永嘉县尝试包产到户发表文章说:“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化。文章论述了包产到户的“十大祸害”。支持包产到户的永嘉县委农业书记李云河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开除党籍,撤消职务,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

1961年困难时期,天文人祸导致农村饿死大量人口。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补救措施又在农村流行开来,并且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田家英等人的支持。邓小平著名的“猫论”就是在这个时候说的。

但是毛泽东大怒。他在1962年8月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刘少奇等人愤怒他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

“这股风从何而来?毛泽东自问自答:来自党内。

毛泽东说:“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搞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

毛泽东说:“包产到户是方向的问题”.并由此演绎出他那著名的论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田家英被逼至死,邓小平被打倒,与此事有根大关系。刘少奇最广为人知的一个罪名就是:“提倡‘三自一包’。”

在60年代初敢于给中央写信写文章支持包产到户的人,在毛泽东于1962年表态之后,立即受到了严厉的追查打击。

由于大胆撰文支持包产到户而被称为“浙江三杰”的杨木水被逮捕判刑,冯志来由警察押解回乡实施劳动改造,被毛泽东点名指为“单干理论家”的陈新字被7次抄家、120次批斗。“

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主张“两个凡是“,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方针。

在1976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主管全国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讲话说要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这是反对包产到户的强硬语言。

1978年秋,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在京向中央主席华国锋痛陈农民的贫困绝望,并提出非把土地划给农民建立责任田不可,否则无法扭转危局。但华国锋不同意,他认为只有把人民公社精神更深灌人农民心中,抓紧阶级斗争,才能振兴农村。

了解了这些情况,你就会对小岗之夜“惊夭动地”的意义有了进一步体会了。当然,在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下,1978年毕竟不是1962年了。

华国锋、万里二人争论时,叶剑英、邓小平在场。万里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在插话中再次重申了他的“猫论”。叶剑英缓和地站在邓小平一边。这等于合二人之力,支持万里向人民公社制度挑战。

其实,万里已经在安徽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包产到户的措施。

在万里支持下,安徽省农委起草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安徽六条),并以省委文件名义于1977年11月15日在安徽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通过。这个文件指出: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其收获除完成国家任务之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这些有利于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内容,为安徽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壮了胆。在安徽制定六条不久,中共四川省委也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简称四川十二条。文件指出: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并特别肯定了四川不少地方已经实行的“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办法。

《人民日报》于1978年2月3日和6月13日对安徽和四川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情况作了突出的报道,给予支持。

人民公社制度之所以被冲破,是因为它完全解决不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即以小岗生产队(村)所在的风阳县为例。1967年1月初至2月22日,该县就有9900人外出要饭,沦为乞丐,到了3月18日,更达到18000人之多。1969年3月,凤阳37%的农户由于部率领到外地要饭。1976年12月至1977年4月,凤阳仅861人外出乞讨所得就有22000元现金和8800公斤粮食,其收入大大超过他们过去一年在公社体制下出工不出力的“战天斗地学大寨”所得。

这些”叫花子”在全国城市漫游已成为上至中央下至县委最头疼的问题。

1g78年夏秋之交,安徽又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这对于本来就十分贫穷的安徽农村无异于雪上加霜。大批农民背井离乡夕卜出乞讨。

在省委紧急会上,万里激动他说:“我们不能眼看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体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经过激烈斗争,安徽省委作出了“借地种麦”的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鼓励多开荒,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

这个大胆的决策,有如及时雨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扭转了被动局面,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

同时,也鼓励了小岗生产队“包产到户”彼土而出。

1979年,小岗生产队大丰收,全年粮食产量由原来的3万多斤猛增到12万多斤。

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斤粮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队”,1979年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这是小岗人作梦都不敢想的事。

”小岗一年大变,四川的农业改革试验也获得同样的效果。

安徽和四川的变化,特别是小岗的突破,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万里:我走独本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放宽了农业政策,但仍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这虽然是历史惯性所致;但包产到户仍然是禁区。到了1979年10月这个文件的定本,“不许包产到户”六个字被删去,而代之以:“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虽有松动,仍没有开口。

小岗的分田到户即包产到户1978年底就出现了。怎么看待这一突破性的实践呢?这令各省乃至中央官员伤了脑筋。

1979年1月23日,中共陕西省委会议决定:“必须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这是肯定人民公社,反对包产到户。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在1979年1月说:“大寨是在毛主席指引下成长起来的,山西是坚持学大赛的。”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在1979年春说:“要继续坚持学习大寨的基本经验。”

也许是在包产到户问题上,过去的教训太深了,至今心有余悸,省委书记们谁也没有公开附和安徽。最大胆的也是避实就虚,说“各种办法都可以试”,就是不回答可不可以包产到户。

然而农民们却受不了饿肚子,行动起来了,1979年春,各地不少农民把人民公社的土地重新划分,三家五户结为小组,共同拥有那一份共同的土地。到春耕时,全国已有2oo万个村的3亿社员采取了这种行动。这也叫包产到组。。

正在这时,发生了“张浩事件”。

张浩是甘肃档案局的干部,他回河南洛阳老家探亲,看到那里正在搞包产到组,分地分牲口。他以激烈的措词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搞了二十几年,群众已经习惯。

现在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是倒退,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会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给生产造成危害。

报社收到这样一封来信并不奇怪。

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的是王任重。

从《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的送审样上看到华国锋的批示,批评农村中抢牲畜闹分队的现象。王任重立即于3月14日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写了一封信,指出要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决不能倒退回去,并且要《人民日报》站出来说话。

来自上级如此急迫而且具体的亲笔指示,使编辑部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于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在一大堆来稿中选出了张浩来信,井依据王任重的指示写了编者按。

3月15日,张浩的信和编者按一同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要位置,张文题国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

《人民日报》为此文加的编者按要大家认真读一读张浩的信,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已经出现包产到组和分田到组的地方,必须坚决纠正。

所有有头脑的人当然都认为这是党的农村政策的最新体现,而决不是一封普通来信。

立刻,有的县把已经分田到组的人都合并起来。有的县大批农民当即停止春耕,说:“报上又批评啦,算啦,不干啦!”

凤阳县更是人声鼎沸。县委书记陈庭元顶住了,仍然坚持大包干。

万里叫秘书打电话给凤阳,对那些不知所措的人说:“《人民日报》能给你饭吃?”

3月12日至24日.由玉任重兼任主任的国家农委请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三县负责人在京开会,会后形成纪要,经中央同意批转全国。虽然会上有争论,但文件的精神是“不许包产到户”。

文件要求:已经搞了包产到户的地方,要积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

同时,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批评万里“好行小惠”,“变相单干”.指责万里不肯学大寨。

刚正不阿的万里回敬说,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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