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马立诚、凌志军)》

六、姓“社”姓“资”搞得人心惶惶

作者:政治类

           姓“祉”姓“资”登台

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左“的东西就抬头了。

民间议论纷纷。

有人说:“听说改革开放要收一收,该抓抓阶级斗争了。”

有人说:“知识分子的尾巴又翘起来了,还是毛主席说得对,得让他们夹起尾巴做人。”

有人建议恢复“五七”干校,有人说知识分子还应当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有人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经营机制是资本主义的。

有人对于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产生了疑问。有人说,出国留学的政策要变动。

海外学子纷纷流传说:“国内发生了‘**风波’,回国探亲要扣下来一个一个地审,一回国就出不来了。”

有人说:“中央要取消个体户了。

这些是老百姓的议论。

或是不了解全面情况听信传言,或是认识糊涂,这些都不难办。各种媒介发表一些有针对性的言论和报道,做做思想工作,再加上形势发展证明不是这么回事,就可以大体解决。事实上,群众当中的这些疑虑正是这样澄清的。

但是,某些“左”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的“左”的声音就不这么简单了。

他们的言论出于自觉有备而来,远比那些街头巷尾的议论“深刻”得多。他们当中一些人的认识,决不是做做思想工作就能解决的。恰正相反,他们是处心积虑地想用“左”的一套来阻碍改革开放,恢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一套。

1990年2月22日,北京某大报发表一篇很有来头颇具权威性的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中提出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

文章引用了一些逃亡海外的人呼唤和赞扬中国中产阶级和私营企业的话,告诉读者:中产阶级、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这篇文章还对改革者提出了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质问: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

这是进入90年代,较早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一篇文章。

作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的是什么呢?文章说:“他们(指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的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文章说:有的主张把国有资产分割成股份卖给个人,化为私有;有的主张国家贷款给私人,让他们购买国营企业;有的主张给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加紧输血,让他们购买国营企业。”

好家伙,“私有化”、“市场化”、股份制、“购买国营企业“、给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贷款等等,就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大帽子,在当时的形势下谁受得了?北京《当代思潮》杂志1990年第1期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一文。

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

文章指出,有些人正是想通过发展私营经济,“妄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开放,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

该杂志同年第4期的一篇文章,把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概括为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历史,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按这样的逻辑发展下去,岂不是又要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吗?1990年6月11日,北京某大报发表《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多元化观点)一文。

文章对支持民营和个体企业发展的人进行了指责,说他们“企望从经济的多元化中,自然会生长出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多元化。”

1990年7月30日.北京某大报发表长文《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要讲话中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邓小平这个讲话是实事求是的,表现了他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巨大勇气。

《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一文的作者明明知道邓小平的讲话,却批判说:“社会主义不清楚论’是一种嘲弄马克思主义,糟蹋共产主义政党,向正在开拓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群众大泼冷水的理论。

在文章中,自以为对社会主义十分清楚的作者给“社会主义,,下的定义,第一条主要内容就是:“用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

我们要问一问这篇文章的作者,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认。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并提出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

十二大这些决定对不对呢?十五大之后我们国家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或者今天我们搞的不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谁说》一文的作者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真正搞清楚,二者必居其一。

假如是自己还没搞清楚,就蛮横地批判别人“不清楚”.那么。

这除了是扣帽子、打棍子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章的矛头显然是对着邓小平来的,对着改革开放来的。

这一点,极左思潮还有更多的表演。

焦虑的邓小平敦促大胆突破说1990年的中国报刊出现“社会主义热”并不过分。

看看主要报刊一篇接一篇粗黑的大字标题: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怎样认识资本主义》《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观念)《用科学态度对待社会主义》《重视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社会主义——历史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中国的光明前途》《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选择》《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保卫社会主义》《批驳“社会主义失败论”》《要用社会主义教育青年》……

这样密集地宣传和灌输社会主义,是几十年以来所少见的。

一个名叫闻迪的人所写的4万字理论长文《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在《人民日报》上从:月15日到19日整整连载5天,打破了几十年来报纸理论文章长度的纪录。

当然,这是总结“八九风波”之后所采取的一种措施。针对“八九风波”中有人公开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对共产党领导的否定,这些文章中,有些是写得不错的,有说服力。

但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有的人就利用这些文章,一阵紧一阵地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

一些文章,所发表的讲话,露出尖利的钉子,威胁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这些文章和讲话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贩卖极左私货,以恐吓读者和阻碍改革开放为能事。

也真凑巧,就在这一年,柏林墙倒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接一个垮掉。

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每一天都传来令人震惊的巨变消息。

从3月11日到10月25日,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俄罗斯、乌兹别克……等11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先后宣布独立,退出苏联。

在11月7日这个神圣的日子里,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前面,俄罗斯三色旗和苏联红旗打作一团,有人当场把苏联国旗付之一炬……

中国紧张地注视着。

在沉默中,有些人暗中说:北京应该挑起领头的重担,重新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国内外局势造成的惶惑不安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改革开放不大有人提了。在有些单位里,谁要是坚持提改革开放,就有“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嫌。整个的气氛沉闷压抑。

不管上级下级,在会上发言都要跟报纸对对口径。

发展速度仍然缓缓地在5%左右徘徊。

邓小平对此感到十分焦虑。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

对于全国都很关注的国际形势,邓小平表示了冷静观察的态度。他说:“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他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

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重点还是国内问题。邓小平说:“现在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

这里的“担心”.表现了邓小平的忧虑。

邓小平特别提醒要抓住机遇,并且提出了要抓上海带全国。

他说:“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物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更好,可以更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谈话中再次告诫,不要在意识形态上头脑发热,他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

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决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

在这个重要讲话中,邓小平针对国内刚刚掀起的问一问姓“社”姓“资”、反对市场经济的势头,发表了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都会留下印记的突破性意见。

他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

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这些话,同一年之后南方谈话的精神相一致。在南方谈话中。

这些意见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

这些年,邓小平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到上海过冬。

1991年初,邓小平来到上海。

深圳、珠海等地的飞跃发展和上海的相对滞后使邓小平感慨万千。

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工业基地,是人才集中、劳动力素质最高的沿海特大都市;上海,是中国开放最早,开放程度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方,被世界认为是“东方的巴黎”,在十年代,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的许多作家、艺术家、大亨、政治家都来上海寻求灵感和发展,就像今天他们去纽约、巴黎一样:

上海,曾经是亚洲自由兑换货币的金融中心,曾经长期支撑了中国的经济与财政……

如今的上海,显得老了,旧了,破败了。一千多万不甘落后、心怀期待与焦急的上海人民,双眼注视着邓小平……

邓小平心里何尝不焦急?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邓小平在上海视察,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视察上海时的谈话)。

邓小平遗憾他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他回忆说:“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

邓小平后悔他说:“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都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他向前展望说:“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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