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代序

作者:政治类

1957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盲点。那一年发生了什么,那一年之后出生的中国人已经很模糊。最近出版的《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运动》是迄今为止对这段历史的最全面、最直接的呈现。文丛分三卷:《六月雪》、《荆棘路》、《原上草》。这三个意味深长的意象让人浮想联翩,让人想起白居易的诗、想起含冤的窦娥、想起逐日的夸父、想起鲁迅笔下的过客。文丛汇集了大大小小的右派们的文字,而不加任何评点和阐释——呈现本身即有其价值,对事实客观的呈现体现了人类成熟的历史理性精神,呈现事实能够使后人深思:悲剧是如何诞生的?

右派们的悲剧就在于对“说,还是不说”的判断。他们终究还是选择了“说”,结果为“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或者是数十年的牢狱之灾,或者是妻离子散,许多人甚至被剥夺了生命。例如,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民主人士参加座谈会,著名学者张奚若在5月15日的会议上指出执政党存在的四点偏差: 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二,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本来,这是正常的提意见,没有料到却招致毛泽东强烈而尖锐的驳斥:“我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无产阶级之急,近劳动人民之利。难道你要我好小喜过,急错近弊?”这就不是讨论问题的态度了。这种说话的方式明明就是不让对方说话。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是忍不住要说话、在思考问题的人。他们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他们的。思路不一定周全,他们的批评可能有偏差,他们的言辞可能过于激烈,但他们绝对没有颠覆政权的意思。然而,对他们的惩罚却是按照对待颠覆者的标准来实施的。

“说”的自由,即言论的自由,是现代人权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言论自由的程度与一个国家民主化的程度成正比。公民都拥有了七嘴八舌发表意见的自由,那么民主就有了第一层保障。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今天重读当年右派们尘封已久的文字,让人感到历史的奇诡——对自由的争取,却使自己丧失了起码的自由。

《思忆文丛》编辑出版的过程,我一直在密切关注着。钱理群教授是其中的灵魂人物,他不仅提供了充足的原始资料,而且几乎参与到编辑出版的每个环节之中。好几次别的学术活动,他都匆匆来去,说是要赶回家与邓九平先生面谈这套书的编辑事宜。钱理群先生十分珍视这笔“不可抹煞的思想遗产”,而对于更加年轻的一代中国人来说,珍惜这笔思想遗产,也就意味着珍惜自身的自由与权利。

                        转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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