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遍插茱萸少一人

作者:政治类

冯英子

           ——敬悼徐铸成先生

1991年12月26日,《新民晚报》举行复刊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海新闻界的老朋友都来了,旧雨新知,济济一堂。独独缺少了徐铸成先生,原来徐先生在三天以前,12月23日那一天去世了,我遍看座中,有一种“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感觉,在那快乐的会场中,默然者久之。

1992年1月7日,龙华殡仪馆举行了向徐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我去了。那一天送花圈和挽联的人很多,张承宗先生送的挽联说:“铸老不老,俯首甘为孺子牛;诤言真言,抬头喜见云开日”,上一联倒是徐先生一生的写照,而下一联也可能是徐先生一生的希望。回到家里,不过是二点钟光景。我痴痴地坐在书房中,回忆同徐先生相识、相处的过程,真是悲从中来,泫然、茫然了。

我认识徐先生是在40年代初期,那时徐先生在桂林《大公报》工作,我在佳林《力报》工作,因为同业关系,在一次什么会上相识了。但那时徐先生在新闻界已经很有名气,我则不过是初出茅庐的雏儿,而且当时各报同业,极少往来,因此我们虽然相识,却并无很多往来,只是点点头,客气客气罢了。

1945年,我在湖南晃县办一份《中国晨报》,当时《大公报》的记者高元礼先生,在《大公报》上发一条消息,说这个报是王耀武办的,我写了一封信给王芸生先生,说明此迅不确,徐先生代王先生回了我一封信,说“无心之过,尚乞原宥”。

上海《文汇报》被查封之后不久,原《文汇报》驻南京的记者郑永欣先生突来找我,他说叶元先生手中有一张《国民午报》的牌子,可以同《文汇报》合作出版,想找一位既同《文汇报》观点相似而又同《文汇报》没有牵连的人去搞编辑工作,因此想到了我。我随即来了上海,同徐铸成先生碰头,他约了几个人,请我在八仙桥的锦江饭店吃饭。但后来因为吴开先的干预,《国民午报》胎死腹中,没有出成,而且听说他们已找了娄立斋先生负责编辑部的工作,因此我同徐先生的合作,未能成为事实。

1948年时,我在上海民治新专兼课,经常在上海打溜,来时大都住在张稚琴先生的家中。有一天,张先生从香港回来,打电话把我找去,他说他在香港碰到了徐铸成先生,徐先生那时在香港办《文汇报》,但一则因为经济问题,二则急于要去北平,问张先生能不能投资五万元港币,把《文汇报》交给他办。张先生同我商量此事,问我应不应去接手此事。我说《文汇报》是一张进步报纸,当然应当支持他,问题是你有没有五万元港币。张先生说钱没有问题。因此我建议他接手此事,张先生要求我同他一起左,做他的副手,去负办报的实际责任,我开头不同意,后来考虑到支持一张进步报纸,而且既然是徐先生提出的要求,就同意去了。

不料我到香港的时候,徐先生已经乘轮北上,张先生则一进《文汇报》,就弄得焦头烂额,当时《文汇报》比革命还要革命的朋友不少,而且大家觉得自己是最正统的革命者,别人都靠不住,他们说张先生做过张治中的秘书,他的五万元钱是杨虎的,甚至还有人说张先生是中统特务,采取各种方法,来加以抵制。我一听张先生的讲话, 当然不愿再去《文汇报》 ,以免增加复杂化。直到上海解放以后,《文汇报》的大批人走了,邵荃麟先生来找我,要我去帮帮张先生的忙,我才同张先生一起跳进了这个是非之案。

1950年时,徐先生来到香港,住在思豪酒家,当时也正是《文汇报》内部问题很多的时候,有人到广州去活动,要李章达先生、陈汝棠先生写信给张先生,指定什么人作什么之类,到徐先生那里去告状的人,自然更多了,我同徐先生既没有深切的关系,自然也只能客气客气,找不到什么共同语言了。直到“文革”之后,徐先生同我相处很久以后,他几次公开说,他在香港看错了一个人,这一个人,其实就是我。也几次向我说过,其实也难怪他,众口砾金,三人成虎,一个人在某种环境之中,不一定能把问题看得清楚,重要的倒是他这种坦率的作风,这种诚恳的态度,实际上也是我后来对他敬佩的原因。

我是1953年才回到上海的,迄今我也弄不清楚,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回来,就派了我一个什么事也不干的工作。我离开广州的时候,声明不去《文汇报》,我决不敢对《文汇报》有丝毫轻视之意,但在香港的那段教训,不免也有点杯弓蛇影了,那时徐先生在上海《文汇报》工作,因此我也没有去找他。

1957年,徐先生被划成“右派”,当然更少来往了,直到“文革”时期,他这个“老右派”和我这个“牛鬼蛇神”,都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说也奇怪,这倒给了我们一个互相了解的机会。原来徐先生那时在出版局,我在《新民晚报》,两个单位的连队,在一个“五七干校”,两个连队又靠得很近,因此可以朝夕相见,虽然是一个“比邻若天涯”的时代,但我与徐先生仍有一些短暂的交谈。有一天,我收到陈楚从北京来信说“老二死了”,老二,是我们对范长江的呢称,因为长江说他在家排行第二,大家习惯地叫他老二。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很快告诉了徐先生,长江在我们中间是一个强者,身体也好,只有六十岁,怎么一下子忽然死了呢?徐先生也为之不安者久之。

“五七干校”的生活结束之后,我所在单位《新民晚报》已被彻底砸烂,我被分配到了《辞海》工作,这时,徐先生也分配到了《辞海》。《辞海》这个机构,确实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海,当时各类不易安排的知识分子,向海里一丢,由他自己去浮沉了。徐先生和我,初时都有点半靠边的状态。后来挂了一个编审的名义,徐先生和我又在同一个办公室,接触的时间多了,彼此之间的融洽关系也就增加,谈的东西也就多起来了。我们谈约我办《国民午报》的事情,谈香港《文汇报》的事情,时过境迁,对于旧时的一些问题,倒看得更加清楚了。我记得徐先生同我谈过范长江加入《大公报》的经过,谈过上海《文汇报》创办的经过。

徐先生说,范长江青年时代,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就为天津《大公报》写教育方面的通讯,每月付固定稿费十五元,后来他回四川探亲时,忽然想到沿着红军前进的道路,进行采访,并把这个意思,写信告诉了胡政之,胡大为赞成,不仅写信去表示支持,并马上寄去了稿费,供沿途所用,并委以特约记者名义,范的《中国的西北角》,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范也因此正式入了《大公报》,成为报社的特派员。我后来检查过方蒙先生所写的《范长江传》,说法是与徐先生一致的。

至于上海《文汇报》,它的原始创办人却是严宝礼先生,据徐先生告诉我,严宝礼先生原先在上海铁路局工作,“八一三”战争以后,粮食紧张,铁路局的员工筹了一万元钱,托严先生到吴江去购粮食,不料钱筹到之后,日军却封锁了交通,采购粮食,不可能了。这时战争已经西移,上海沦为孤岛,主张抗战的报纸,停的停了,走的走了,而上海人民抗战之志不懈,为了填补这个真空,就用这一万元办了《文汇报》,而且找了一个英国人出面,以便瞒过日本人。

当时办报的人是严宝礼和储玉坤等,报纸出版之后,他们找到徐先生写社论,那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坚持抗战的文章, 大大鼓舞了上海人民,也大大增加了《文汇报》的销路,为《文汇报》打下了基础。这时胡政之先生尚在上海,他读到《文汇报》的言论,认出是徐先生的笔法,于是找到徐先生,表示愿意投资同《文汇报》合作。后来,胡政之以《大公报》没有用完的纸张,投资了《文汇报》,而徐先生也终于成为《文汇报》的主要负责人。这就是上海《文汇报》创刊的经过。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徐先生一连出了好几本书,我也开始重理旧业,写一点文章,有些文章写了以后,还请徐先生看过。大概我们都是职业新闻记者的缘故吧,平常都很欣赏《正气歌》里“为太史简,为董狐笔”的精神,虽然经历了几十年风霜剑戟的磨练,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常常是不谋而合,比较一致,有一次我写一篇香港《文汇报》的文章,含蓄地讲了当时的情况,也请徐先生过目,徐先生告诉我,当时他请张稚琴先生来搞《文汇报》,实际是救《文汇报》之急,后来这些发展,是出乎他想象之外的。其实那时我也想通了,历史嘛,就是这样扑朔迷离,《大公报》发表文章,大骂《大公报》,《文汇报》的人干方百计去反对《文汇报》的人,说穿了,就是我们的历史写照。冷静一点去理解,是很能明白的。

就在徐先生去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回到上海之后,我去看他,那时他还住在武胜路成都路口,他告诉我说,“这次到香港去,也为你开了一条路。”原因是有人集资一千万港元,想在香港办一家日报,请他去主持,他设想自己去负责言论,要我去负责编辑部。我当然感谢徐先生对我的关心和信任,但觉得兹事体大,非向上面请示请示,听听上面的意见,恐不能随便决定。

又过了一些时候,徐先生对我说,我问过×公,×公说,你和冯某都是《文汇报》的人,倘若你们两人去香港办张报纸,置《文汇报》于何地?听话听音,当然是不赞成的了,也正在此时,我接到了徐迈先生的来信,他信中说,你们想去扮演“小骂大帮忙”的角色,但人家倘说你“真骂假帮忙”,你们将怎样回答呢?这正是又一言惊醒梦中人,使我又明白了一层道理,尽管我们捧着一颗赤子之心,但是人心隔着肚皮,吃吃太平饭有什么不好,何必自己去找什么麻烦呢?因此这件事也只好不了而了,我可惜的是一次失去了和徐先生共事的机会,向他学习更多的东西。

这几年来,徐先生的年事越来越高,平常出门,也要由小辈陪着,然而他老而弥坚, 依然笔耕不辍,在刊物上经常读到他短小而隽永的文章,去年6月,《新民晚报》为我举行了一次“笔耕六十周年座谈会”,徐先生也来了,说了不少鼓励我的话,也讲到了在香港办报的过程。想不到这是徐先生同我一起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

去年12月20日左右,《联合时报》召开一次社务委员会会议,徐先生没有来参加,听说他有点小小的感冒,我也不以为意,因为感冒一类的疾病,我们中国人是一向不大重视的,想不到几天之后,突然接到了徐先生的噩耗,昊天不吊,哲人其萎。真是哀哉哀哉。

徐先生是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他从采访出身,到编报、写言论,前后经历了几十个寒暑,他工作过的两家报纸,都同我有点关系,但我在的时间很短,我为《大公报》 跑战地的时候, 很快上海沦陷,报社内迁,失去了联系,1949年我去香港《文汇报》的时候,徐先生却已经北上了,所以徐先生同我共事,只是在《辞海》的那些年月,我觉得徐先生在新闻界所以拥有如此崇高威望的原因,一是他对我们的祖国,永远有着一颗赤子之心,正如所有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做梦的时候,也希望着自己国家的昌明强大,在这一个目标下,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二是他敢于说真话,也善于说真话,几十年来,他写的文章,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虽书生论政,而大义凛然,在日寇的屠刀下面,不为所屈,在国民党的暴政下面,也不为所屈。一个人的说真话,当然也可能引来某些人的不满,但是在新闻界,徐先生的高大形象,都是人们的共识,“铸老不老,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话,是很能刻画出徐先生的。徐先生逝世以后,超构同志写了篇《永别了,铸成同志!》登在上海《文汇报》上,算是新闻界的共同声音了,我相信,徐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对国家民族的赤子之心,敢于说真话的精神,将永存于天地之间,与日月光辉,同其不朽!

地方还是这个地方,厅堂还是这个厅堂,在济济的来宾之中,徐先生却不在了,“遍插茱萸少一人”,悲不可抑,书此为悼,以飨徐先生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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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徐先生逝世之后,我曾写过一篇千字悼文,把寄《新民晚报》,副刊编辑阅后面有难色。说把徐先生要到香港去办报之事写出来,会不会影响到对徐先生的评价问题,其实一个人的评价,是用自己的历史写的,为龙为虫,别人是无法更改的,一个职业的新闻工作者,几十年来,为新中国的建立,奔走呼号,奋斗不息,想以有生之年,去办一份报纸,联系人民。报效国家,事虽不成,未妨其光风霁月之心,坦荡爱国之志,这有什么不好呢?当然,如果谁要用罗织学,写大批判,这就又当别论了。而且,我和徐先生之间,也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表白的,因而把稿子要了回来,改写此文。

                        1992年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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