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往事不堪回首(节录)

作者:政治类

刘绍棠

        我是个撑不着、饿不死的命

1956年3月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4月被团中央批准专业创作。从此,不拿工资,全靠稿费收入养家糊口。

当时年仅20岁的我,竞有如此胆量,一方面是因为我不知天高地厚勇气大,一方面也由于50年代稿酬高,收入多。

1957年“反右”前,小说稿酬每1000字分别为20元、18元、15元、12元,我的小说1000字18元。 然而,出书付酬,完全照搬苏联方式,3万册一个定额,每增加一个定额便增加一倍稿费。发表之后出书,出书又印数多,稿酬收入也就相当可观。

我专业创作时,已出版了4本书,收入情况如下:

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 ,4万多字,每1000字15元稿酬,印了6.3万册,三个定额,每1000字45元,收入1800元左右。

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6万多字,每1000字15元稿酬,印了4万多册,两个定额,每1000字30元,收入2000元左右。

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 ,10.4万字,每1000字18元,印了6.8万册,三个定额,每1000字54元,收入5000多元。

中篇小说《夏天》,11万字,每1000字18元,印了10万册,四个定额,每1000字72元,收入8000元左右。

光是这4本书,我收入一万七八干元。稿费收入的5%交党费,但不纳税。

存入银行, 年利率11%,每年可收入利息2000元左右,平均每月收入160元,相当于一个12级干部的工资。那时的物价便宜,一斤羊肉4角多,一斤猪肉6角。我买了一所房子,住房5间,厨房1间,厕所1间,堆房1间,并有5棵枣树和5棵槐树,只花了2000元, 加上私下增价500元,也只花了2500元。这个小院我已住了33年。前几年大闹“公司热”时,曾有人出价20万元买我这所跟中南海相邻的小院。本人奉公守法,拒不高价出售。平价当然也不肯卖。

我专业创作之后, 立即下乡挂职,当了个乡和大社党委副书记,到1957年8月划右的1年4个月,主要致力于50万字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的创作,一年多只发表了3个短篇小说和3篇论文, 从报刊上得到的稿费不算多。但这一年多出版了3本书,却收入了6000多元,也不算少。最有意思的是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我的《瓜棚记》 ,只是个1万多字的小册子,但是印了17万册;六个定额,稿酬每1000字竟达108元。

当时,我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已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广告,定于10月1日国庆节出版,印数10万册,其中5000册是精装,此书如果出版,可得稿费3.5万元。 因而,我打算拿到这笔稿费,深入生活10年,10年之后拿出多卷体长篇小说。我想花5000元在我那生身之地的小村盖一座四合院,过肖洛霍夫式的田园生活。10年内虽然不发表和出版作品,但每月的利息收入仍可使全家丰衣足食,

我是个“撑不着, 饿不死” 的命,没等《金色的运河》见书,就被划了右。《金色的运河》被装在一个棺材形状的木匣里,从印刷厂退了回来。我在无限悲忿中将这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埋葬在院里的第三棵枣树下。1962年我摘掉帽子,人民文学出版社派一位者编辑向我要这部稿子,我拿起铁锹开挖,木匣已经腐朽,稿子变成烂泥,可谓尸骨无存。

我虽有2万元存款, 但“反右”之后利率年年下降,到“文革”前已降到年利率3.6%,所以,利息已不能维持生活,年年都要吃一部分本金。本金年年减少,利息也就年年降低。 1979年1月24日我的错划问题得到改正,银行存款只剩下2300元,坐吃山空已经亮了囤底。

天不灭刘,我活着熬出了头。

        走村串户的“无任所大使”

1956年春,我回乡挂职体验生活,当了个乡党委副书记。挂职,也就是客串,人家并不当真,自己也不能以假乱真。官场有一套看不见摸不着的规矩,不可随心所慾。所以,除了开会,我每天都溜溜达达,走村串户,整个儿是一个“无任所大使”。

那时,衙门口小,乡里的干部只有书记、副书记兼乡长、乡秘书和乡公安是国家工作人员,副乡长以下的都是农业人口但吃商品粮的社调干部。生、旦、净、丑,一人数任。大家虽有分工,却必须围着中心转。也就是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只有我这个“客卿”真正是“不管部部长”。三夏大忙,我却像个二流子,于心不忍,脸上发烧,便主动要求抓供销社的筹建。

我一不要人权,二不要财权。理事会和监事会没有我的名字,主任、副主任、会计、营业员……我没有安插一个私人。那时是建国初期,百废待举,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乡党委和乡政府的办公地点,是在一个被没收的反革命地主分子的旧宅院里。乡党委书记是个蜕化变质分子(后来被开除出党,戴上坏分子帽子),想趁建立供销社之机,向上伸手,要一笔建房费。我坚决反对。因为我是“中央派下的人”,又列席县委会,受到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尊重,他口头上没有跟我唱反调,但是心里结下了仇。1957年我被划成右派,他无中生有给我抹了不少黑,扣不少屎盆子。

我走遍全乡几十个村庄,劝说农民掏钱入股。我不会骑自行车,雇了一辆二等车(自行车带人)东奔西走,南来北往。我对农民讲,掏钱在供销社入上一股(一股一块钱),便成为供销社的东家,平时买东西享受优惠,年终还可以分红。我当时虽然只有20岁,却是这一方乡土的“知名人士”。农民相信我说的话,纷纷入股而以东家自居。有个10岁的小女孩,拿着一块多钱,想买几尺花布,做一件小褂,跟我在路上相遇,听了我的劝说,竟然也把买花布的钱交给了供销社。这个女孩,就是我在后文中要提到的秀子。

供销社正式挂牌成立。主任、副主任、会计在乡党委和乡政府挤出的一间老房旧屋里办公。长工棚成为门市部,磨棚和碾棚充当仓库。我在成立大会上讲话。秀子从几里外前来给爹打二两酒,我亲自为她服务,二两酒足有半斤,还笑着对她说:“东家常来照顾。”

40年过去,供销社又归去来兮,正在恢复原状。只是我已老、弱、病、残,不能再为供销社奔走鼓呼。

       “我只希望不要把我开除出党”

1958年3月, 我被划定为三类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回乡劳动,以观后效。几天后,忽然接到通知,胡耀邦同志要找团中央系统具有代表性的右字号人物个别谈话,每人30分钟。我是其中之一。这一天上午,我来到团中央。等候没有多大一会儿,便被传到小会客室去见耀邦同志。

耀邦同志从沙发上站起来,和我紧紧握手,闪动着慈爱而又戏谑的目光,突如其来地问道:“刘绍棠,有没有自杀呀?”

我莫名其妙,但是断然地一摇头,说:“没有!”

“有没有想过自杀呀?”耀邦同志又迫问一句。

“没有!”我还是摇头。

“为什么连自杀都没想过呢?”耀邦同志打个手势,叫我坐在他的身边,把他面前茶几上的香烟推给我。

我不假思索就答道:“5年后,我在哪儿摔倒的,还要从哪儿站起来。”

5年之期,是茅盾批判我时讲的,我便信以为真。

“好……好样的!”耀邦同志口吃着高声喊道。“20年后,还……还是一条好汉!”

20年?5年的4倍……我心中一沉,苦笑了一下。

“刘绍棠,你知道你为什么犯错误吗?”耀邦同志放下了脸喝道。

我低下了头,吭哧着说:“我……一本书主义……堕入个人主义的万恶之渊……大反社会主义……”

我把毛泽东、陆定一、安子文、郭沫若、茅盾、周扬、夏衍等批判我的片言只语,缝连补缀回答他。

“你……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骄傲!”耀邦同志不耐烦听我言不由衷地鹦鹉学舌,怒气冲冲地挥手打断我的话。

不是大反社会主义而只是骄傲,耀邦同志给我的定罪,怎么跟毛主席大不相同呀?我不禁为之愕然,直了眼睛张大嘴。

“你连我也看不起……”耀邦同志又点起一支烟,声音平和了一些。“不爱听我的刺耳的话,喜欢听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话。”

自从1952年冬季我第一次跟耀邦同志谈话以来,耀邦同志一直是我心目中最可敬佩又倍感亲切的导师,对他的话我没有一句不听或打折扣的。我20岁就结了婚,便是他的主张,为的是结了婚可以避免在男女关系上出现问题。我怎么会看不起耀邦同志,怎么能不听耀邦同志的话呢?

“我没有……没有!”虽然我已沦为贱民,只有到处低头认罪的份儿,但是在耀邦同志面前,我不想违心和伪装。

耀邦同志叹了口气,神情报难过,说:“去年春天大鸣大放,你如果跟我谈一谈,不会犯这个错误的。可是,你不请不来,请也不来。我的话不像某些人那么悦耳动听啊!”

1956年春,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我是个“闹将”,带头对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闹了一下。大会的某位负责人告了我的状,团中央的某位书记要处分我;耀邦同志没有同意,找我谈了一次话。他对我的观点很欣赏,但是不赞成我在大会上折腾,说我这是延安“轻骑队”的作风,更不该口出狂言,攻击文艺界的领导。我认为耀邦同志听到的情况反映,跟事实大有出入,便争执起来。耀邦同志见我如此不知好歹,也发了火,这次谈话不欢而散。最后他声严厉色地对我说:“今后你少参加那些活动,一年要读1000万字的书,向我汇报!”

所谓“不请不来,请也不来”是这样的:我和耀邦同志初次见面那天,耀邦同志就和我约定,要我每年找他谈两三次话。我虽然很觉荣幸,但是又怕打扰他的工作,难免攀附之嫌,所以从没有主动要求一次,每次谈话都是他派人找我,1956年冬季的一次座谈会上。谈到对一位老作家的一部作品如何评价,我和文艺界的主要领导同志发生争执。我是十足的以下犯上,这位主要领导同志也是极端的专横独断。对于这位老作家的这部作品的看法,我深受耀邦同志跟我一次谈话的影响,耀邦同志看过这部作品,评价不高。我在座谈会上发表的意见,其实是“述而不作”。我顶撞文艺界主要领导同志不久,耀邦同志便找我谈话。我“心中有鬼”,就找了个借口,编个瞎话没有去,这便是“请也不来”,此后,文艺界颇有流言,说耀邦同志对我宠纵溺爱,我才无法无天横反;有位老作家更封我为“团少爷”,与“党老爷”相映成趣。当时我才20岁,不懂人情世态,估摸这些流言也会传到耀邦同志的耳朵里,对我的印象可能更不好了,也就更不想找耀邦同志谈话。

1957年春天,我被一些人像放风筝一样捧上了天。有如无酒不成席,许多座谈会没有我参加便不够味儿。轻骑队横冲直撞,终于一头碰在了《讲话》上,惹得龙颜大怒,招来塌天大祸。

耀邦同志和我的话别,早已超过30分钟,工作人员几次开门示意,耀邦同志只得结束这场谈话。

“刘绍棠,你还有什么委屈,什么要求,给你3分钟时间,赶快说吧!”

“我……只希望……不要把我开除出党,能不能……改为留党察看二年?”说出这几句话,我泣不成声。

“毛主席说了,对于党内右派是挥泪斩马谡,不能含糊。”耀邦同志站起身,板起面孔,“我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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