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蒲柳雨凄凄

作者:政治类

从维熙

            ——文祭绍棠西行一周年

         从风华少年到落难才子

绍棠已经离开他固守的文坛一周年了。作为他年轻时最好的朋友,当他离我而去的时候,我麻木而伤感的心绪,使我无法拿笔去写祭悼他的文字。当时,向我约稿的报纸很多,但我都婉拒了。所以如此,我觉得我的感情还需要沉淀。试想,两个已然结识了几十年并共同经历了历史上风风雨雨、晚年又产生了对生活不同认知的友人,该有多少令人沉醉、令人心酸、令人心悸的往事,它们一起涌入心扉,我是无法承受这巨大的冲击波的。

1997年3月12日清晨,我还在睡梦之中,妻子突然摇醒了我——她正要去上班,神色有些恍惚, 像有什么心事慾言又止;经我追问,她才告诉我,刚才早上7点30分,作协陈建功打来电话:绍棠于午夜去世了。她安慰了我几句,便上班去了。我立刻披衣坐起,继而穿衣下地,抓起电话想向绍棠家里询问一些情况。但我很快又放下了电话,此时此刻,他家中一定乱成一团,都奔往宣武医院去了。

绍棠是由糖尿病而脑血栓,又由脑血栓而并发了肝脏病而离去的;而医治这些病症,宣武医院并非是最合适的选择——因而我推断又是出于绍棠的个性固执所致。他的这种性格的形成,来自于他的早熟;从我结识绍棠那一天起,我就发现他的自信,是与他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同步增长。当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不久,文学少年时的他,像一颗灿烂的星,升起在文苑星空,在一代文学新人中间,几乎无人能够与之媲美。我最早看见他的文章,是他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小说《九月里,高粱红》(这并非他的处女作),之后,我陆续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他的小说《红花》、《青枝绿叶》,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和《人民文学》上读到他的《摆渡口》、《大青骡子)……他将运河的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撤进当时还比较单一的文学园地——我结识绍棠,可以说不是从他笔下的人物,而是从他字里行间的水草的芳香中,走进他的艺术境界的。少年时,我在通县上过学,曾像一个赤子,在那些芦苇和蒲柳环绕的河边嬉戏而乐不思归;因而可以这么说,绍棠的作品,是唤醒我文学梦幻的第二个人(第一颗启明星是孙犁)。

在记忆中,我是在《新民报》副刊的一次集会上第一次见到绍棠的,我当时十九岁,而他当年只有十六岁。十六岁的他,坐在会议桌的前排,白净的脸上过早地戴上一副土黄色的眼镜,侃侃而谈地说了很多有关报纸副刊的特色问题。我腼腆地坐在后排座位上,静听着他的宏论,心里对他升起崇敬之余,深感自己的无知。能不能这么说,绍棠是一个早熟的少年才子,上帝赐与他的先天文学秉赋,使他在年少时就已然超凡,以五十年代初期而言,把“鹤立鸡群”的文学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实无任何过分之处。当时参加会议的青年作者不少,都没能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后来都被时间淘汰),而绍棠则给了我天之骄子的形象——这种深刻并使我为之动情的认知,成了我和他之间友谊的基石。

绍棠非常善饮,记得头一次与他在东单拐角的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他喝了不少的白酒。洒后复童真,他纵论文苑形势,对当时文学领域里的公式化、概念化,表示出强烈的不满。绍棠认为中国写农村生活的作家中,只有孙犁与赵树理,各树一帜,各自成家;但是从文学感情张力而言,赵树理是无法与孙犁相提并论的。绍棠在那个年代,比我的思路宽阔多了,我当时只知道以笔为犁拼命地耕耘,没有他想得那么多。尽管我也不喜欢赵树理的作品,但他有自己的读者群体,记得我叔叔(四十年代的一位先锋派诗人),就非常偏爱赵树理的“土”。当然,这也可以看成绍棠的少年自负。但是不管怎么说,历史验证了青少年时代的绍棠,是一个有见有识的作家,而非人云亦云的文人。如果把他的这些行为,解释成他的“不知天高地厚”(反右时对他批判的常用词汇),他也是有这种资本的,他在初中时写下的《青枝绿叶》,选入了高中语文教材中;而他当时正在潞河读高中,语文教师不得不请他亲自讲解这篇小说——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还有谁能有此殊荣?

我一直认为青少年时代的绍棠,是新中国文苑孕生的一个不凡奇迹。他性格外向,外向到无遮拦的程度;他读的杂书极多,谈起话来总是旁征博引。他的记忆力更使人惊愕,现实到解放大军中的将帅们的出身历史,远古到二十四史中的人物轶事。他都能从远逝的时间经纬中召之即来。为此,我每每与他对坐闲谈,常有聆听教益之感。如果我非要从我青年时代的记忆中,寻找一点他的不足,也许就是他的才赋使他有一点“非我者谁”的心态,而这种心态的形成,不是他有意显露,而完全出自于他的天赋本能。

始自1956年之后,有见地、有锋芒的青年作家作品的涌现,结束了绍棠在五十年代初期一枝独秀于同时代作家群的局面,可以说那是一个群雄并起、文苑百花初绽各自风姿的开端。但是绍棠的思维是敏锐的,绍棠在这一段日子里,留下了后来成为他右派罪证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几点浅见》(此文为绍棠执笔,征求我的同意后,发表时也署上了我的名字)和《暮春夜灯下随笔》。他在《浅见》一文中,态度十分明确地赞美了王蒙的小说,他认为党的机构内部.确实有了霉斑,王蒙以其怨而不怒的笔锋,准确地捕捉到了生活的底蕴。

那时正是中国大地上大鸣大放时期,我们的心情正处在十分舒畅的时候。《北京文艺》的编辑周雁如女士,向我俩约鸣放文章。绍棠写了《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我写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点质疑》,他和我的文章同时发表在该刊第五期。其实我们并没有事先相约,但是文章发表之后不久,反右派的号角就在中国大地吹响了,按照当时的逻辑推理,他和我是密谋于密室的。当时的许多批判文章,就是这么白纸黑字见诸于报刊的——两个右派一唱一和,意在使资产阶级文艺在中国全面复辟。

         “台风”过后天各一方

我和绍棠划右之后,他到家乡运河滩上放牛,我辗转于各个劳改驿站,从事烧砖、挖煤、种田、园艺等劳动。虽然时代的手把我们分开了,但我与绍棠在别离期间,从未中断过各种联系。因为他的家住独门独院,我家居于大杂院内,他来看我不太方便,而我回京时去看他倒是可以避人耳目。

1969年,我去了山西,往返北京的次数少了,我和绍棠开始以通信沟通彼此的问候。我怕他为此受过,让他在信上不要写名字和住址,并不要保留我的信件,绍棠生性坦荡,每次来信都是厚厚的几张纸,信皮上仍然写着他的家庭地址,只是信尾没有绍棠二字,当然,一切的话,都是正面的叙说,只有我才能从他的字里行间,觅到一些他要表达的心绪。 我在山西9年,每每转移到一个新的劳改队,与家信同时发出的一定是写给绍棠的信。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有一次我原妻张沪从山西劳改队回京探亲,返程时,火车的开车时间是午夜时分——当时已无公共汽车,但是绍棠坚持要与爱人曾彩美一同到车站送行。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在寒冬之夜,彩美便用自行车驮着绍棠(绍棠不会骑车),硬是到火车站来为张沪送行。待他和彩美与张沪挥手告别,回到家时已经是凌晨两点。这不是一般的朋友之情可以做得到的——因而我把绍棠视为我在文学界内重情重义的知己。1976年,山西文学界的段杏绵大姐以及胡正、李国涛等同志,把我从劳改队中要了出来;临汾地委宣传部长郭璞、文联主席郑怀礼,出于爱才之心,把我安置在地区文联工作。绍棠来信为我高兴,他在信中说:维熙你这么多年,一直在最底层生活,文学成果将会回报你承受的苦难。你要做好文学井喷前的准备,我坚信这一天对你会提前到来。

应该说,绍棠是一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1979年初,我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在该年《收获》 的第二期问世。 虽然现在看起来,它已是过眼烟云,但在当时的“两个凡是”的阴影覆盖着全国大地之时,小说内核的反神力量,还是如文苑的一声春雷,一时间,《收获》洛阳纸贵。回到北京,绍棠为我举杯,庆祝我们九曲回肠之路已走到尽头,更为历史的新时期而畅饮到一醉方休。应该说,在我最为困顿的年代,绍棠是给我生存支撑力量最多的朋友。尽管1957年之后天各一方,但是灵犀之心河,始终浪波相连。

        分而聚,聚而分——竟成诀别

1979年,中央为右派平反以后,我和绍棠以及从西北和东北归来的王蒙、邓友梅——1957年被喻为的四只黑天鹅,重返北京,相聚于北京文联。当时各自都争分夺秒地开掘着属于自己的那座生活矿山, 绍棠于1980年3月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了《蒲柳人家》。可以想象,告别文学二十年的他,是调动了他的全部激情,投入到这部亮相不久之后的新作——在这部作品中,绍棠再次显示了他无可争议的文学天赋,一派昔日的田园风光以及运河乡土人物,在他的书页中,散满了童真的诗情。我不能说绍棠的所有作品都能跨越时间的磨砺,但是一曲醉人心扉的《蒲柳人家》,当之无愧地可以称之为绍棠全部作品中杰出的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没有脂粉气息,只有四溢而出的泥土芳香。

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绍棠的身体是不错的。最初发现他的身体出现病兆,是在一次会后,与他一起去他家的半路上。走着走着,他突发了一阵晕眩,身子靠在路旁树上,双目闭合了很久,苍白的脸上才渐渐恢复了血色——那是我第一次察觉到绍棠有病,而且是潜藏在他体内的一种疾病。他说他的晕眩,是夜间写作、白天睡觉生物钟混乱所致。我劝他改变这种写作习惯,但是绍棠是一个十分固执的人,他的生活轨迹外力是无法改变的。萧军在世时,曾有过如下的名言:人都是性格悲剧。绍棠的英年早逝,与他自幼年形成的偏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我自从进入中国作协,几乎每隔上一段时间,准会去看望绍棠一次。尽管我初到作协党组,主持作家出版社工作很忙,但我深知绍棠这位挚友的心。我们在青年时代已是至交,患难时期我们曾相濡以沫,人的良知良能,使我把看望绍棠,当作一桩必须履行的使命。果不其然,1988年8月5日的夜晚,北京作协副秘书长郑云鹭给我打来电话,她在电话中通知我,绍棠中风于当天下午住进了北大医院。我当即给绍棠家中挂了电话,在电话中绍棠的儿子松萝告诉我,病情比较严重,现正在监护室进行监护观察。对我来说,那是我离开劳改队后,第一次彻夜失眠。第二天早上,我洗了洗干涩的双眼,匆匆赶到北大医院,彩美告诉绍棠我来了,眼泪立刻顺着他的双腮流了下来。

我紧紧地握住了绍棠的一只手,俯在他的耳边说:“绍棠,你一定能好!你一定能好!”绍棠摇摇头,嘴角翕动一会儿,但是没有能说出话来。泪水立刻从我的眼中泉涌而出,连喊:“绍棠——绍棠——你要挺住!你要挺住!”

这时,医生要家属推绍棠进ct室去检查病源,我就是握着绍棠的这只手,一直送他到ct室门边的。他的手比我的手大,一直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不放,眼泪也一直不停地流——直到医生在检查室门口,限制我再往前走时,他才把我的手松开。这说明他虽然不能说话,但是他的头脑还处于半清醒状态,只是因为血栓的原因,一时丧失了言语功能罢了。好在绍棠的病,经过北医的治疗,很快结束了半昏迷状态。待他回家以后,我又去看望了绍棠,他用半幽默半认真的口吻,对我说道:“我去了一趟阎王殿,人家没收下我,算我命大。”

我说:“你无论如何,也要珍惜自己的身体了。人过中年日过午,精力大不如前,这是人的生命科学,你我都要有自知之明。”

绍棠虽然点头称是,但是并没有认真吸取这次中风的教训。一个文学界的编辑告诉我,绍棠并没有停饮。在一次会议上,他已然喝了不少,但在饭局结束时,他看见桌子上还残留着一些酒,便说:“这是农民的心血酿制成的,不能浪费掉。”说着,一抬手,把杯中残酒一饮而尽。我很欣赏绍棠的爽直和童真,但是此时的他,已是坐着轮椅车半瘫痪的人了。奈何?谁能重塑绍棠的个性?此外,他在病中还在惜时如金地玩命地写作,一部接一部的作品出版;虽然他的门外挂上一块木牌,写着“病体在身,恕不接待”的告示,连他个人都难遵守,又何以警示来者!后来他搬到阜城门外的一座楼内居住,虽然那张告示照贴不误,但他还是按老皇历办事——来者不拒,来者必应。这当然可以看成是绍棠一贯所具有的美德,可是它的负面价值,就是不停止地自我消耗。

到了1989年春天,我去他家时,他的话比过去任何一次见面时都多,我看他情绪很好,提议叫彩美为我俩拍一张合影,不曾想到这张照片,就是我和绍棠的最后一张合影照……几天之后,胡耀邦同志逝世了,全民皆悲,友人刘厚明为参加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在奔往人民大会堂的半途中,心脏病突然发作猝死,灵魂随耀邦而去。绍棠因行动不便,不能去参加厚明的追悼会,给我写来一封短信,请我为他代送花圈,那几行字,也成了绍棠留给我的最后绝笔手迹。

1990年,我请辞了一切职务,以静心写作。出于我的认识,我当真觉得绍棠的一些表态与少年才子时期的文学主张有所悖离。在他的一些文章中,出现了没有必要出现的激烈,怎么到了晚年,会出现这般的文学?人到了生命之秋,把一些行政官员的名字,写到文章中去,与文学自身究竟有多大的关联?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认知,而是一些昔日的许多友人的窃语,我为此而感到非常难过。

大概是1996年夏天,我偶然在《北京晚报》上,读到了绍棠一篇题为《死刑缓判》的文章,文章虽然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但我还是按按不住焦急关切之情,在一天晚上突然闯进了他家。当时正好有安徽友人送来的新茶,我给他带了去;我妻子是个副主任医师,也陪同我一起去看望他。至今,难以忘怀那次的见面:绍棠见到我之后,最初略有惊异之色,但很快露出了微笑,那一瞬间,我顿时眼窝发酸——因几年过去之后,绍棠面容不仅消瘦了一圈儿,气色中也没了昔日的阳刚。

“我肚子里的腹水,已经有几千毫升。”绍棠依然笑着。我无法强作欢笑,因为我的这位莫逆知己,实非几年前的身体了。彩美给他端来一小碗面条,我见他一只手用筷子往嘴里挑送的时候,手臂有些哆嗦。此时此刻,我的心也不禁哆嗦起来,老天何以如此虐待绍棠,昔日的一个天之骄子,竟然被病魔折磨到这种地步。他不吸烟了,让彩美把一条万宝路交给我,我坐在他的对面,把窗子打开一条缝儿,在沉默无言吸烟的同时,两只眼睛不敢盯视我的这位挚友,因为每看一眼,我都要心颤一次。

我的妻子向彩美讲了一些有关绍棠的病必须注意的事情,并告诉绍棠,对医治此病要全力以赴,千万不要劳累过度,否则后果会很糟的。绍棠只是微笑地点头,答应照办。待我们下楼时,彩美送我们到楼下,把我和绍棠拍摄于1989年春天——我与绍棠见面时的像片交给了我,我同时比较委婉地向彩美转达了一些文学界的友人,对绍棠的希望和对绍棠健康的祝愿。

之后,我们再没有见过面。在作协五大会议上,我只参加了开幕式,就离会而归,因而我去绍棠家的那次会面,就是我与绍棠的永别——他于1997年3月12日夜,过早地走完了他的人生里程。13日晨,接建功的电话后,我一天之内,像是一个丧失了思维的木偶一般,感叹人生苦短之余,含泪翻读了往昔绍棠写给我的全部信件。之后,我上街去购置鲜花,当天下午,与唐达成兄一起携带挽联,赶往绍棠的家庭灵堂。挽联是达成的手书,上写:

        运河不泣泣哭少年才子竟远去

        蒲柳雨凄凄哀一代文星竟不归

别了!我的挚友绍棠!当我在绍棠遗像前潸然泪下的时候,从少年到青年时代一幕幕的往事,一起涌进我的心扉。我简直难以承受这巨大的感情煎熬,不禁咽声而泣……

值此绍棠逝世一周年之际,借昔日培育我们走上创作之路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这块园地,写此周年祭文。一祭少年、青年岁月手足之情,二祭绍棠文学英灵,飞入天穹文曲星座。才子已去,风韵长存!愿绍棠在九泉之下,能微笑于春天的百花丛中……

                 (摘自3月12日《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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