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无言的等待

作者:政治类

柳 萌

母亲是个爱唠叨的人,心里不搁事儿。生活里碰到高兴的或烦恼的事情,她都要说出来,很少有话闷在心里不言语。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会在一件事情上不声不响,硬是挺了两年多的时间不唠叨,直到这件事情有了结局,干涸的眼泉流出泪水,她内心的忧郁这才算释放出来。对于像她这样爱唠叨的人,能忍耐、克制到这个份儿上,该承受怎样的感情重负啊?其中的痛苦和酸楚,只有她自己知道。

这件事情就是等待她被划为“右派”的儿子,从“北大荒”流放地归来,重新回到她因等待而显衰老的身边。

我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年轻时从农村来到城市,这之后的几十年再未回去过。说是生活在大城市,其实连像样的大商场都未逛过,终日在家中忙里忙外的操劳,唯一的爱好也是活动,就是找邻里姐妹们聊天儿。弟弟妹妹小时候上学,放学回来见家门上着锁,不必等待,不必打听,到邻里的某一家去,准能找到串门儿的母亲。

这样一位不谙人间大事的家庭妇女,当然更不会懂得什么是政治运动,因此,当我在一九五七年被划“右”以后,家里人谁也没有跟她说,何况连有点文化的我的父亲都不懂,即使跟母亲说了她又能懂什么呢?

但是,母亲对孩子的惦念,无论何时都是真诚的,如果有一段时间见不到我,她总是要问询的。再说,那时我在北京工作,又是单身汉一条,每到星期日总要去天津看望双亲。突然有一天中断了对她的看望,那该怎么跟她说清楚呢?还好,那会儿正是干部下放的年月,母亲在街道开居民大会时,听说过这类事情,父亲就跟她说,我下放东北锻炼去了,母亲自然信以为真,不再说什么。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唯独我不在,母亲就会显得魂不守舍,做饭常常忘记放盐或放两次盐,却不像对别的事情那样唠唠叨叨。

后来见别的下放干部休假,或者人家可以请假回来,而我,竟然是一走两年不见踪影,母亲实在沉不住气了。这时才疑惑地偶尔说一两句:“他大哥到底去哪儿啦,怎么还不回来呢?人家下放的也回来过呀?”这时全家人心里都明白,只有母亲一人不清楚,她的大儿子——我是个“右派分子”。在当时一些人的眼里,“右派”无异于中国“最坏”的人,怎么能给坏人自由呢?下放不过是个好听的名词,实际是无情的专政严厉的管制,根本没有一星半点仁慈可言。

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儿行千里母担忧,而且我不是走一时半会,母亲更不会是一般的惦念,她只是不挂在嘴边上罢了。我从“北大荒”回来以后,父亲曾经告诉我,母亲那些年丢三拉四的事情很多,纯粹是因为我的事让她太不放心了。这实在太可怜我的母亲了。在那个黑白颠倒好坏乱分的年代,连一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都要遭受如此折磨,被慾加罪过以后的当事人的景况,那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我们这些被当地人戏称“二劳改”的右派,到“北大荒”农场的第二年,正赶上全国人民大挨饿。农场只能给我们每人每天八两带壳的粮食,可是劳动的时间和强度却未减,不时有些身体不支的人死在荒野里。幸亏当时管制“二劳改”的农场领导还算开明,他们破例地允许我们可以做两件救命的事:一件是可以变卖衣物换食品充饥;一件是可以让家里寄钱或寄食品接济,让这些加罪并未判刑的人得以逃生。

我那时没有带来工资,每月只有25元生活费,更没有可变卖的衣物,只好写信找父母要吃食。有些原先级别比较高的人,或者家庭经济情况好的人,那时都有大包小包从北京寄来,里边大都是奶粉、饼干、腊肠、葡萄糖一类的食品,农场每天都要派出马车运送。我盼望许多天以后,总算接到了家里寄的邮包,打开一看,只有一个筒型双层的搪瓷饭盒,里边装着满满的油沙白面,数量、质量都远远不及别人的,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不免埋怨父母不理解我艰难处境。

可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人口又多,就是这么一点东西,还是从众人牙缝里抠出来的。后来听父亲说,当时家里既无粮又缺钱,母亲边炒着面边流泪,还一个劲儿地念叨,不知我饿成啥样子了哪。这时我的羞愧之情油然而生,深深感到错怪了母亲,在那种情况下还同别人攀比,实在不该。现在想起来才意识到,正是这种不值钱而又非轻易寄来的东西,更显出母亲一颗比金子珍贵的心,这远比那些有钱可买可寄的东西情意更浓。

我在“北大荒”过着无望而艰难的生活,母亲也就这样一声不吭地等待着,还经常在睡梦中呼唤着我的名字。有次她睡到半夜忽然惊醒,叫我父亲快去开大门,说是我从东北回来了;其实哪有那么回事,是她思子之心过于殷切。在过去那样把政治运动当饭吃的年月实在无理可讲。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哪怕是判刑几年十几年也好,总还会有个时间可以指望,而对于当时的“右派”根本没有时间界定,因此,不仅折磨着我们这些“罪人”的身心,而且也让我们的亲人在痛苦的等待中煎熬,这种做法比之蹲大狱更让人难以承受。我简直没有办法猜测和理解,像我母亲这样爱唠叨的人,竟然默默地忍受多年惦念盼望亲子之情,那该是有怎样的力量支撑着她的精神啊:

从60年代挨饿的日子过来的人,大概都还记得,那时候家家吃饭都是分份儿,掉一颗米粒饭渣都要捡起来。我家那时人口比较多,弟弟妹妹们又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再分份儿也得让他们吃饱,母亲自然就不会按份儿吃。她总是把自己碗里的饭菜,拨给这个一口那个一口,她自己却经常饿得无力地躺在床上。弟弟妹妹也还都懂事,他们总是不肯要母亲给的饭菜,说:“妈,您自己吃吧,您不能饿着。”这时母亲总是说:“这饿啥。你大哥呢?他不定饿成啥样子了呢?”听到这些话,谁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大家知道她在牵挂着我,都希望她说说心里的郁闷,哪怕像对别的事情那样唠唠叨叨,谁也绝对不会感到厌烦。可是她就是怎么也不说,把无尽的思念和深情的惦记,全一股脑儿地积存在她的心中。我的父亲不得不经常写信提醒我,常给家里来信报个平安,免得我母亲总是牵肠挂肚。

这写信的事情, 在我父亲看来, 似乎并不难。其实他不知道,在人烟稀少的“北大荒”,在强劳动的“右派”劳改农场,我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写信,写的信又怎么能及时寄出。只要有一段时间我的信寄不到,母亲就会像丢了魂似的,常常是坐在那里自己出神。父亲怕母亲想出病来,有时就找出我的旧信,说是我新来的信,瞎编些内容给母亲读,这时她才会放心,总会有几天,高高兴兴地忙着家务。一天复一天一年复一年,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中,母亲无言地等待着我。

我们这些“右派”之所以被放到“北大荒”,主要是考虑当时中苏两党两国是亲密无间的兄弟,有些“右派”就是因为对苏联有看法罹祸的,把这些人放在中苏边境自然放心。不曾想后来俩兄弟闹翻了,反目成仇,放心地区成了“反修”前哨,万一有个风吹草动,这批“右派”若是“乱说乱动”会更糟,上级便决定把我们分散到全国各地。尽管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对于我们这些“右派”来说,依然是个天大的喜讯,起码我们可以回家啦。

我想让思念的母亲有个意外的高兴,两年多来头次发了个电报,告诉家里,不日即可离开“北大荒”去天津。在从农场总场所在地发完电报回来的路上,我还想像着,接到我的电报母亲会怎样高兴,说不定很快会告诉邻里姐妹,更会千方百计给我准备些吃食,总之,她一定会用她全部的慈爱迎接流放归来的儿子。

后来听父亲说才知道,跟我想像的恰好相反,我这一纸突来的电报,差点儿让无备的母亲丧命。

送电报的时间是一天傍晚,父亲还未下班,弟弟们还未放学,只有母亲一人在家。母亲像往常一样,做熟了晚饭,乘等待他们的时候,自己收拾她心爱的小院。这时送电报的摩托车的哼哼声,由远而近地传来,到我家门口熄火停下,送报人连喊几声“一号电报”,门牌一号的我家无人应声。送报人推开大门一看,见我母亲独自一人倚在墙边儿,脸色煞白,动也不动,送报人急忙走过去,一边呼喊“大娘”,一边又推又拉,最后找来一杯冷水喷在脸上,母亲才渐渐从昏厥中苏醒过来。幸亏遇到了这位好心的送报人,倘若没有他的及时抢救,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岂不是成了受人责骂的千古孽子。

母亲后来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她一听到送电报的喊声,不知怎么一下子联想到是不是我出事了,不然不会拍电报来,她的两条腿立刻不听使唤了,心里也发慌了,不由自主地倚在了墙边儿。她还说,这些年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我。自个儿老不向好处想,又不便跟谁说,许多话全都闷在心里头了。我的事实在难为我可怜的母亲了,连她的儿子本想给她的意外欢喜,她都没有福气承受,可见我的流放带给了她怎样的痛苦。有了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这以后无论有什么急事,我都不曾给家里拍电报,怕让母亲再担惊受怕,更不想引起她对往日痛苦的回忆。

母亲用她无言的等待,终于盼来了她的儿子;母亲又同样用无言的忍耐,不久又送走了她的儿子,因为,她的儿子名义上是摘了“右派”帽子,实际上并未结束劳动改造,很快重新发配到内蒙古草原。这样,母亲又等待了许多年,她还是没有再唠叨什么,不过她心里是有数的。在经历了那个人妖颠倒的“文革”以后,她仿佛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道理,她曾说:“这回我明白了,好人为什么会挨整。”从此她更心安理得地等待儿子归来,只是仍然不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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