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交心成“右派”

作者:政治类

钱辛波

1956年秋天,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组工作,接到去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通知。当时我满心欢喜。因为我参加革命以后,没有经受严峻的战争考验,与来自老区的同志相比,思想与作风均有差距,所以特别盼望有机会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充实和提高自己。

我进入党校以后,读书是认真和自觉的,心态也是虔诚的。

1957年夏季开始“整风反右”,我是抱着积极的态度参加的。随着运动的发展,报纸上揭露出的一批“右派分子”中有我熟悉的朋友,如徐铸成、浦熙修、储安平、吴祖光、丁聪、黄苗子……我认识他们较久,认为他们为人正直、正派,从来是跟随共产党走的,我难以想象他们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党“右派”。尤其是点名批判浦熙修更使我感到意外。我与浦熙修在《新民报》共事多年,解放前,她甘冒危险,在重庆和南京为中共代表团做了不少工作;解放后更是坚定地信赖共产党。但是我又深信,党是不会错的,决不致于无端置人于罪。我将这些困惑与同在党校学习的徐盈、高汾交谈过,他们也有同感,我们就一起去找正在党校普通班学习的浦安修,想从她那里知道一些详情,也希望她能够帮助一下浦熙修。可是浦安修说不出什么,并表示她已久不见她二姐,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本着无话不可与党说,不止一次地向党组织写“思想汇报”,向党组织汇报我与已经揭露出来的哪些“右派分子”是怎么认识的,有过什么交往,思想深处和他们有哪些共同的地方,表示要与之决裂。党支部负责人认为我写得比较“深刻”,党校还曾将我的“自我检查”,作为典型材料在各支部传阅。

1957年年末,“反右运动”在高级党校基本结束,学校宣布即将举行结业典礼,周恩来总理将来讲话。同学们即纷纷整理行装作归计。我所在的新闻班支部除了被点名批判的“右派”同学外,都在一起照了相。我很高兴自己已经过了关。

参加结业典礼前,支部书记找到我,要我和另一位学员在典礼过程中监视“右派分子”,开会时坐在被划为“右派”的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尤力的左右,防止他有什么“异常举动”,可见当时我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参加毕业典礼的有周恩来、陈毅和康生。周恩来讲话之后,陈毅没有说什么,康生接着讲话。 他出乎人们意料地宣布,本期党校学员延长学期,补课3天,继续“反右”。

在3天的“补课”中,我的厄运来临了。

新闻班领导小组成员何伟(任驻越南大使,后任教育部长)找我谈话。他开门见山就说:“你的问题我们考虑过,你有许多熟人都是右派,你以前又在资产阶级报纸《新民报》工作过。如今要把你划为‘右派’,你认为怎样?”听他的口气似乎是征求意见,实际上一切都已经决定。我想了一想,回答说:“我确实并不比我熟悉的人高明,把我划为‘右派’,我也没啥说的,由组织上决定吧。”就这样三言两语,我被划为“右派”了。后来我想,如果我当时作一些抗争,据理力争,也不会有什么别的结果。这个时候,我实际上已经失去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党支部马上着手整理我的罪状。在“反右运动”中,我没有写小字报或大字报向党提意见,攻击什么,我写过的就是一次次“思想汇报”。整材料倒也好办,就从我的各种“交心”材料和“思想汇报”中摘抄,而且也不作调查考证。但是,他们作的这种摘抄都是断章取义的,并且无限上纲。比如说,我曾在思想汇报中说过,解放前的报社编辑部不过几十个人,如今普遍上百人,甚至几百人,但是办得呆板,读者并不爱看。 整材料者就认定我是“攻击党报” 。我有一次和徐盈聊天,说:“北京应该有一张晚报。你来当总编辑,我来当记者。”结果被上纲说我主张“同仁办报”。我在“交心”中说过建国以后许多事要按照等级办事,比如开会、看文件、坐车、看病,甚至火葬等等,被上纲为“攻击干部制度”。我对浦熙修等定为“右派分子”表示困惑,材料中则说我是“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

当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照例要在小会大会上接受批判。但是轮到我,因为时间过于紧张已经顾不上批判了,直到最后一天才开了一次支部大会,公布我的“罪状”,开除我的党籍。

临到要离开党校了,杨献珍校长找我去作临别赠言。他对我说,一般知识分子犯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都是“三门干部”,出了家门到校门,离了校门就进机关门,由于没有和工农相结合,没有得到改造,终究是要犯错误的。他要我接受教训。我对杨校长说,你说我是“三门干部”我承认,但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想不通。我对他说:“昨天晚上看电影,银幕上出现毛主席的镜头时,我热泪直流,难道反社会主义的人会有这样的感情吗?”没想到杨校长回答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感情,就要进公安局了。”

回想1956年秋,我去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时候何等兴高彩烈,感到党组织在关怀和培养我,1958年初我回到机关,却低着头含着泪,感到人们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

此后20年,不仅我,还有我一家人的命运都是悲惨的。我不愿意多说了。我只是55万同命运者中间的一个。我经常在想的是,在“反右运动”中,为什么党组织的负责人,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指标能够这样轻率地将自己同志毫不留情地推向敌人的行列?怎么能说因为我的朋友是“右派”了,就株连到我也一定是“右派”?怎么可以将我的“交心”材料和“思想汇报”视为“向党进攻”呢?

回顾五○年代,正是我对党最热爱最真诚之时,竟因坦率交心而被思想定罪,连想到当年数十万知识分子,莫不抱着一片爱党之心向党进言,结果都打成了“右派”。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冤案,不仅是个人遭受灾难,蒙冤20年,国家民族所受的损失则莫大矣!但愿从此不再有“因言获罪”、“因思想获罪”的事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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