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反右记

作者:政治类

唐 瑜

           “左”网恢恢

反右派那时候,我是一个老“左”。

那年6月1日,我在成都,到一间小学校参加庆祝儿童节,顺便在邮局买了一份《人民日报》。这一天有一篇罗隆基写的短文,歌颂百家争鸣,说领袖是大乐队的指挥,他是队里的洋琴鬼。

时日不长,只一两个月,我回到北京,第二天上班时,就听说有人大嚷大叫,扬言这回要好好摸一摸打伞老和尚的头了。

真真岂有此理!他把我们伟大领袖比喻为“无法(发)无天”,但即使是老和尚,也岂能随便让你来摸。

我顺手拿过办公室内早已备好的大字报纸、笔,写了大字报。第二天,我又写了一张回击人事部门的大字报。那年代,人事部门几乎是清一色极“左”阵营,偏偏我们这个部门出了叛逆。

以后我又写了几张大字报,一时“左名”大振。人民大学一个叫林什么的姑娘又到我们的下属单位点火,我也想攻之,孟超说是再等一等。

运动迅猛发展,热火朝天,各单位纷纷报捷,不仅已完成了百分比的数目,有的更大大超额完成任务。可是我却看到形势古怪,“左”热渐渐冷下来了。

各部门每天都有一个反右碰头会,交换情况,汇报请示。

党委徐书记每天亲临参加,闭目聆听。

李书记汇报:本单位座谈“反右”战果,某人始终不发一言。“划!”徐书记轻声说了一个字。

“可是,他并没有右派言行。”

“划!”这一次声音最少提高了三倍。

马书记汇报本单位反右办公室一个积极分子的思想,说他感谢党的挽救,否则这一次非跌入右派泥坑不可,因为他开始时颇为那些右派言论所迷惑。马书记认为这次反右非常及时,它一定挽救了大批像积极分子这样的人。

“划!”这次徐书记声音温和多了。

“徐书记,这样会使党失去威信的。”

“划,错了我负责。”

全国形势大好,各个单位和部里的右派,都挖出来了,到处都在举行超额胜利完成任务的祝捷座谈会。

但是,右派的细菌据说仍在各个角落里腐蚀我们的党。有一些头面人物还未完全解决。譬如某部的头头的反党材料收集得还不够全面,仍在向末被划的人征集亲自听到的,转听来的,觉得可疑的。对已被划了的,要他们立功赎罪揭发检举。

部长太太和我是同事,我们每天中午都在东四一家小馆子吃饭,我叫她告诉部长要小心为好。她说:“根据经验,这已成定局,现在只是手续问题,他已经作了准备,但孩子的问题比较麻烦。”我说:“如有麻烦,可先安顿在我处。”果然,不到一个星期,报上就公开了。

各路右派大军早已纷纷流放到北大荒、甘、宁,有的甚至西出阳关。部长太太带着孩子随夫出发,我抱两岁的小女儿去送车,却被她带到哈尔滨去了。

次日中午,我又在东四碰到聂绀弩,他说:“你请我喝二两,给我饯行,我也要到北大荒,在这里,什么也别扭,不如去那边,大家还有共同语言。”但这不羁的诗人,把香烟屁股一丢呼呼大睡。不烧死已是大幸。“这是敌人的破坏,是阶级斗争。”当然就锒铛入狱。

在办公室,在家里,在心中。怎么那样静悄悄,连马路上也有异样。

是无公可办?做不做工作,似乎无所谓?你要做么,人呢,能工作的人呢?运动过去了,难道可以不抓工作?看到右派像垃圾一样,我要几个垃圾,总容易些吧。我打个报告给党组齐燕铭、钱俊瑞,请拨给几个右派。两三天后,有人偷偷告诉我:“你和马等一批人,十天内将下放遵化,安家落户。”马是党支部书记,曾与徐书记争辩,又曾说过地球如果失去地心吸力,海水倒光了,房子、人颠倒了,怎办。蛊惑人心!其他一些人,也是平时很不听话,总之,这一批人,应该算是漏网右派。

“左”网恢恢,宽大而不漏!

我到医葯商店买一些葯品,遇到我的部下,一位19岁的姑娘。她正在买一包数量不少的避孕套。她平时是很大胆的,此刻却有点尴尬,笑笑说:“13岁参加革命,今年19岁,却成了反革命。我和丈夫都是少年反革命,如果生下一个小反革命,我们将是不可宽恕的罪人。”

对这双小才子、才女,我能说什么呢?

在那热火朝天的年代,农村似乎是“欢迎”我们的,因为再过几天,翻天覆地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大红旗就迎风飘扬了!

            剃刀边缘

有一种称呼,也很奇怪。

西藏军区文化部长带我去看军区的副司令员, 他在为我们介绍的时候, 叫他“03号”。出来后,我问他为什么这样称呼,他说是为了保密,我说这样称呼不就告诉人家他的职务吗。他说,这是战争年代定下的规矩。

为了这第几号,有人曾对夏衍虎视眈眈。

解放后,许多老革命不知天高地厚,开口闭口怎样怎样,话说多了,文章写多了,就不免有差误。夏衍在《人民日报》写二三百字的小方块,有一篇谈到号码,说每个人都给一个号码。写信时只写:第1号省、2号市、3号区、4号街、5号门、6号楼、7号办公室、8号同志,或者×号大学,××号工厂等等(大意如此),有时也口头作谈笑资料,听者哈哈大笑,完了。到了反右运动,人们的记忆力特别强,特别敏感,这不讽刺党吗,这不是恶毒攻击党吗?那时,有人首先想保护自己,摆脱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危险;有人想立功,看别人倒下去,自己飞起来。整个国家像中世纪的罗马竞技场,奴隶扑杀奴隶以供奴隶主取乐,奴隶扑杀奴隶为求自己得以苟延残喘。

但这次运动看来主要是清除党外知识分子,高级民主人士,对党内高级人士较松(陈沂的被划右派是××为消除长期以来不听话的分子)。那些有多年的政治经验的大人物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纷纷马失前蹄,真是世事难以预料。

           (选自《二流堂纪事》,安微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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