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散文三篇

作者:政治类

饮 可

             早 春

1957年春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记得我在元南的小照后面写了句话:

“小乔初嫁了。”

这句话是苏东坡的词《赤壁怀古》中的。原文前后连起来是:“遥想公理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那意思很明显,把元南比作小乔,我自然就是周郎了。踌躇满志之态可见。

那时我是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因慢性支气管炎于1956年7月休学疗养。 元南那时已在桃源师范毕业,分配到县机关幼儿园当教师。她叫程度珍,小字元南,是桃源县城关镇人。我们是1953年开始恋爱的,书信往来已经三载,所以我就决定休学时到桃源与她结婚,结婚后也便住在她的家里。她家在桃源师范学校附近一条巷子里,那巷子名叫观音巷,我便常戏称她是观音菩萨。她家只有一个老母亲,十分清静。

新婚燕尔,我便专门写作、读书。放学的时候,我便去幼儿园把元南接回来。我们在桃源的街上走过,便招来许多惊讶和羡慕的眼光。那时她穿一件豆色的毛料旗袍,(这旗袍是新婚之后我亲手为她改制的。)把两条长辫子高高地绾成两个髻子扎在耳后,她的体型本来就很苗条,这一妆扮,自然更增加了风韵。我自己那时穿的是一套银灰色毛料西装,打着领带,穿着背带裤子,样子也还潇洒。所以许多年后还有人说我们那时在街上“一走一条浪。”那时刚解放,人们都想表示自己是革命的,是劳动人民,无产阶级。男的一律穿干部服,女的老少都穿列宁装,无论男女都穿解放鞋。而我们的衣着却被视为资产阶级情调。我很奇怪,为什么把美好的东西都推给了资产阶级。

元南的那两间木板房,也是十分别致的。南面的板壁开了一长排玻璃窗子,从窗内可以望见碧玉般的菉萝山,那山就绵延耸立在沅江边上。早晚都有白云缭绕,而近处则是葱翠的田野,一片青绿。在这一排玻璃窗下便是我写作的大书桌,书桌后面是一把古藤靠椅, 每到晚上, 我便坐在这把藤椅上写诗,元南伴着我,真是“红袖添香夜读书”!古人也认为是人生最好的享受了。

使我终身难忘的是,元南曾送给我两件宝物。一件是一枝美国进口的派克金笔,这金笔是她父亲的遗物,是在解放前赠给女儿的。这枝金笔后来随伴我在一个劳改厂里过了三年,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可惜后来在砍柴的时候失落了。另一件是一块像玉一样晶莹的桃源石印章,上面有鲜艳如桃花的花纹,有的殷红如血,所以又叫文石、泪石、也是非常名贵的。我曾在一首旧体诗中说:“此生愿化桃源石,刻骨相思作印章”,那时我在《湖南文学》(当时似叫《新苗》)上发表的《桃源断章》四首中,就有一首题名《桃源石》。现在把它抄录在这里:

             桃源石

桃源石亦名文石,色润质坚,花纹华美,制成图章和工艺品,畅销国

内外,为桃源特产。

        是桃花源林中的桃花瓣,

        石头里绽开个美丽的春天;

        是桃花源里的晚霞片,

        天上的牡丹飘落人间;

        是桃源姑娘水灵灵的服,

        晶莹,明亮,幻想的光芒忽忽地闪。

        姑娘送我一块桃源石,

        她要我临摩着写诗篇。

这首诗自然是送给她的。我虽没有写明送给谁,但读过这诗的人都会猜想,我是有一个美丽的桃源姑娘相伴着。

就在这一年间,我接连在《人民文学》、《星星诗刊》、《长江文艺》、《新苗》、《湖南日报》、《工人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诗作。1957年春天,《星星》诗刊几乎每一期都有我的组诗发表。有人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便是人生最欢乐最得意的时候了。而我这时候,也可以说是兼而有之了。

到了1957年4月, 我们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在欣喜之际,我甚至给医院的助产士吴贞慧也写了一首诗,说她“用一双温柔的手掌,把一个新的世界捧给了年轻的父亲。”孩子取名路沙。那时候我国与苏联友好,一切都是苏联的模式。苏联的文学艺术对我们那一代影响很大,连取名也想仿效。我和元南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商定:如果是个女儿(我们希望生个女儿),就取名露莎,像个苏联女孩的名字;如果是个儿子,就不要字头,叫路沙吧。除了像苏联人名音译之外,还有点卑微的奉献意识:让他做一粒铺路的砂子吧。

总之,那个春天我们是幸福的。作品发表,新婚甜蜜,儿子出生,怎么一下都来了呢?

那时全国正搞大鸣大放,整党整风,一时政治空气非常活跃。与此同时,工农业生产也在飞快发展,物产丰富,物价平稳,人民安居乐业。所以大家心情也很乐观,各界开座谈会都能畅所慾言,我的眼前真是一片光明。

但也有些人心存疑虑。因为解放后几次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批俞平伯、反胡风等等)使有些人心有余悸。记得那个春天,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便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早春天气就是像李清照说的“乍暖还寒时候”,这个时候“最难将息。”我当时也觉得文章写得好,说出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心里话,或者说至少描绘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太

然而我当时的心态是洋溢着春天的温馨的。我相信我们祖国的未来,相信我自己的未来。我天真地认为,旧中国一切污秽与黑暗全都被革命的浪潮冲刷干净了,从此道路都是平坦的,开满鲜花洒满阳光的。我写了不少热情歌颂新中国的诗,如《洞庭湖之秋》、《桃源断章》等等。我已经和当时涌现的一大批青年诗人如末央、邵燕祥、梁上泉、流沙河等人并驾齐驱。我又是解放中南和西南的参加者,也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我在战争中负过伤、立过功、受过奖,各种纪念章和军功章在我胸前挂了一排。在大学,我还是学生会的文化部长、校刊文艺版编辑,中文系团总支宣传委员。这时真的是满身光彩,自己也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我把鲁迅的诗句“我以我血荐轩辕”写了贴在壁上,还和桃师的一位语文教师赖汉屏照了一张像。他穿长衫,我穿西服,俨然鲁迅和翟秋白的样子。这就不仅是洋洋自得,几乎可以说是狂妄之极了。

这年夏天,我便带着这样沾沾自喜的心情,兴致勃勃地离开桃源,回长春去复学了。

那时正是暑假,元南抱着路沙,送我到常德。一路上她唱了许多歌,唱得同船的人都回过头来对我们看。我们也不怕看,越看我们越唱。那时她能歌善舞,年轻漂亮,是桃源县总工会组织的业余歌舞团副团长,排演过歌剧《王秀鸾》,哪里还怕别人看呢!

到了常德,我们就住宿在我的婶婶桂悌家。悌婶那时在常德西堤小学给一位女教师带小孩。这个学校背靠沅江,学校的教室后面,有一个长长的木板走廊。走廊下面便是滔滔的江水。原来学校靠江的几间教室便是高悬在江面上,用木架支撑着的,是堤边的吊脚楼。那走廊更在教室之外,所以便伸到江面上空去了。夏夜燥热。而这里却分外凉爽。我们便拿了一床灯草席子,铺到走廊的木板上当床。但我们并不睡觉,却是相偎相倚在木栏杆上看月亮。晚风一吹,景致和心情都极好,真的是天上一个月亮,水中一个月亮,我们心里也好像有一个圆圆的月亮。一会儿,那白絮般的一片浮云飘过来,把月亮遮得朦朦胧胧的;一会儿,那浮云又飘散了,月亮反而格外光明,于是元南便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轻声低唱起来:

         浮云散,

         明月照人来……

         团圆美满今朝最,

         清浅池塘鸳鸯戏水,

         红裳翠盖并蒂莲开。……

这是解放前曾经流行一时的一支歌,歌名是《花好月圆》,大约她此刻心里想的,正是花好月圆吧。但这歌在解放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没有人敢公开地大声唱了,只有在这静静的深夜里,她才敢伴着爱人小声地低唱。自然,我们心里都是甜甜的,我们约定,以后每当月圆,我们就互相怀想,重温旧梦。

后来才知道:我们此后真是只能旧梦重温了。这个美好的夜晚是我们婚后最后的一个幸福的夜晚。第二天早晨我上轮船之后,伴着儿子路沙的一声哭叫,凄风苦雨就降临到我们的身上了。我们婚后的幸福生活还不到一年啊!

也许,我不该在结婚时写这样一副对联:

期望三年,热恋三年,等待三年,过去那三年,经过多少泥泞雨雪;

天真一对,纯洁一对,热情一对,以后这一对,还有许多离合悲欢。

对联写的那些话,后来都应验了。

我回到学校之后,还参加了学校的红专大辩论。我反对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也反对只红不专,不学业务知识,我组织了一个“又红又专辩论团”,并且当了辩论团团长。这时学校反右派斗争已近尾声,红专辩论就是反右斗争后的思想建设阶段。到了1958年秋天,正当我们这个辩论团即将大获全胜的时候,忽然有一天,中文系党支部书记把我叫了去。这个书记是我同班的好友,名叫宋维润,也是调干学生。他是北方人,曾在一个县里当过区委书记,我把他当老大哥,戏呼他为宋大哥。当时他正培养我入党,连入党申请书的表也让我填了。他把我叫去,十分惊异地告诉我,说桃源师范给学校党委来了一封信,寄来了揭发我在桃源的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材料,要把我划成右派分子。他先给我透了风,让我有一个思想准备。

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震得张口结舌,百思不得其解了。我的确万万没有想到,我会被人划做右派分子的。我想我并非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虽然生长在旧社会,但对那个黑暗的旧中国是不满的。在省立四师读书时,我和未央等人就组织了一个“乎乎乎文艺社”,乎是文言虚字,表示疑问。三个乎表示疑问很多,问题很多。我们写的文章都是对那个社会的揭露和讽刺。所以我们还没毕业就结伴自愿从军,加入了解放军,参加了革命战争,出生入死在所不辞。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是真心热爱的,怎么会去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再说,从1956年到1957年,我是休学在家养病,没有参加过一次鸣放会,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发表一篇争鸣的文章,桃源师范揭露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又从何说起呢?莫须有吧!

我当然不服,我向组织申诉我的不服。

“你有没有和桃源师生往来?有没有鼓励学生办墙报之类的事?”宋维润反问我说。

哦!我记起来了。我和桃源师范的学生确实有过交往。我原先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1953年我从朝鲜归来,到母校去看望我二叔,在那里遇见了我初中的语文老师杨昌炽,他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认识闻一多先生,也爱写作,是他在初中就鼓励我走文学道路的,因此我对他很景仰。在桃源师范重逢,自然都十分欣喜,他介绍我认识了语文教研组的赖汉屏老师、杨林民老师、张新民老师等。还介绍我认识了赖汉屏老师的学生程度珍,而且我们很快便相爱了。那年学校举办校庆,他又把我向全校师生作了介绍,并要我在晚会上朗诵自己的诗,说这个学校出了丁玲、未央和饮可等作家诗人,是学校的光荣。这就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956年我回桃源结了婚,住在城关,这几位老师就常到家里来闲谈,也有一些爱好文学的学生来拜访,有的还拿着习作来要我修改。后来他们要办一个墙报,要我给取一个刊名。我想到鲁迅的一篇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正是写少年求学的趣事,便对他们说:

“就叫《百草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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